第二节
不同区域创业生态系统的特性分析

根据前文对创业生态系统的特性及其子维度的梳理，本部分选取不同的代表性区域的创业生态系统并对其特性进行对比分析，以进一步验证前文所提出的特性及其子维度。

一 案例选择

在案例的选择上，鉴于2017年12月，创业加速器和风险投资基金网络公司SparkLabs Group公布了2017年全球十大创业生态系统的排名，其中硅谷（美国）稳居第一，北京（中国）从2016年的第八名上升至第二名，特拉维夫（以色列）也位居第二，与北京并列，最终本部分选取了硅谷、中关村（代替北京）、特拉维夫这三个具有代表性的区域创业生态系统。硅谷、中关村、特拉维夫到底是什么呢？它们有着一组人，如硅谷的拉里·埃里森、蒂姆·库克、拉里·佩奇、比尔·盖茨等，中关村的柳传志、李彦宏、雷军、刘强东等，特拉维夫的约西·瓦尔迪等；有着一群知名企业，如硅谷的甲骨文、苹果、英特尔、微软等，中关村的联想、百度、小米、京东等，特拉维夫的英特尔（以色列）、苹果（以色列）、谷歌（以色列）、Amdocs；同时，有着一群新创企业，如硅谷的Pinterest（图片分享）、Zenefits（云处理工具）、Slack（商务沟通）等，中关村的美团网、滴滴打车等，特拉维夫的YOWZA（3D搜索）、IronSource（数字分发）、NURO（信息安全）。硅谷、中关村、特拉维夫如何实现持续发展并在众多创业生态系统中脱颖而出，它们的特性具体是什么，又是否存在区别？下面将对此进行分析。

基于前文通过文献梳理得出的创业生态系统特性，即多样性、共生性、竞争性、自我维持性、区域性，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与分析过程的可操作性，本部分仅从多样性、竞争性、自我维持性和区域性四个特性对三个不同区域的创业生态系统进行分析。

二 对比分析

（一）多样性

从多样性来说，在主体类型及数量上，公开数据显示，2015年年底，中关村共聚集了24000家新创企业、672家投资机构、239家大学及科研机构、25家独角兽企业、800余家创业服务机构；2017年年底，特拉维夫共聚集了2500家新创企业、163家投资机构（2016年）、88家大学及科研机构、3家独角兽企业、126家创业服务机构；由于硅谷的相关数据较难获取，仅就新创企业数量与之进行对比，硅谷在2015年的新创企业数为10万家，远远超过中关村与特拉维夫的新创企业规模。

因此，在主体类型方面，中关村和特拉维夫目前均实现了各类创业主体的聚集；在主体绝对数量方面，硅谷水平最高（由新创企业数对比得出），中关村第二，特拉维夫第三（特拉维夫2017年各类主体的数量低于中关村2015年的水平）。

（二）竞争性

从竞争性来说，具体可以从四个方面的对比数据来进行分析。第一，在生态位重叠—主体密度横向对比上，公开数据显示，2015年年底，中关村的新创企业密度约为49家/平方千米，独角兽企业密度为5.12家/百平方千米，科技人员数占从业人员总数的比例约为26.2%，平均每家投资机构服务企业数约为25家，平均每家创业服务机构服务企业数约为21家；2017年年底，特拉维夫的新创企业密度约为48家/平方千米，独角兽企业密度为5.8家/百平方千米，科技人员数占总人口的比例约为15%，平均每家投资机构服务的新创企业数约为15家，平均每家创业服务机构服务的新创企业数约为20家；2015年年底，硅谷的新创企业密度约为21家/平方千米，远低于中关村和特拉维夫（硅谷4802平方千米，中关村488.26平方千米，特拉维夫51.76平方千米）。

因此，在主体密度方面，硅谷的密度最低（由新创企业密度对比得出），中关村与特拉维夫的各类主体密度相差不大，如图2.3所示，由此得出硅谷主体间竞争程度较低，中关村和特拉维夫主体间竞争程度较高且程度相近。

第二，在新创企业密度的纵向对比上，公开数据显示，中关村的新创企业密度在2006—2013年呈波动式上升，2013年后增速明显提升；特拉维夫的新创企业密度在2007—2013年稳步上升，2013年后增速显著提升，尤其是2017年，新创企业密度（48家/平方千米）超过2016年（23家/平方千米）的2倍；硅谷的新创企业密度在2008—2015年缓慢上升，从2008年的4家/平方千米增长为2015年的21家/平方千米。

因此，2007—2014年，中关村与特拉维夫均呈显著上升趋势，且同期密度相差不大，硅谷变化则较为平缓，如图2.4所示，由此得出，近年来，硅谷新创企业间竞争程度较为稳定，而中关村和特拉维夫的新创企业间竞争则日益激烈，且二者竞争程度相近。

第三，在新生态位产生—新企业诞生增长率的对比上，公开数据显示，中关村在2006—2015年新创企业数呈显著上升趋势（2015年的2.4万家约为2006年3841家的6.2倍），且增速呈波动式上升趋势；特拉维夫在2007—2017年新创企业数呈稳步上升趋势，2017年（2500家）约为2007年（404家）的6.2倍，增速缓慢提升；硅谷在2008—2015年新创企业数稳步上升，2014年（5万家）约为2008年（1.8万家）的2.8倍，除2015年外，其余年份增速变化不大。

因此，在历年新企业诞生的绝对数量上，硅谷远高于其他两者的同期水平，中关村显著高于同期特拉维夫的水平；在发展趋势上，硅谷新创企业增长率变化较为平缓（除2015年），中关村和特拉维夫新创企业增长率整体呈上升趋势，如图2.5、图2.6所示，由此可见，在竞争压力下三者均能不断产生新企业，且硅谷的发展较其余两者相对稳定。

第四，在企业流动率的对比上，公开数据显示，近几年中关村的企业流动率均维持在1左右，即进入数与退出数比例相当，企业流动性较强；2007—2015年，特拉维夫的企业流动率均高于1（平均值为2.0）；1995—2014年，硅谷的企业平均流动率为1.7。

因此，从平均流动率来看，特拉维夫略高于硅谷，中关村平均企业流动率为三者最小值，如图2.7所示，由此可见，三个生态系统内的竞争性能够促进企业的稳定更替，为良性竞争。

（三）自我维持性

从自我维持性来说，20世纪初，硅谷已经具备无线电技术和军事技术的基础；20世纪30年代，电子产业开始在这里发展；“二战”期间，军工企业带动了硅谷地区科技型企业的快速发展；1951年斯坦福大学成立工业园，硅谷形成了科学与产业相结合的高科技开发模式。历经近一个世纪的发展，硅谷聚集了约10万家新创企业，形成了全球领先的以电子产业、半导体产业、计算机、软件设计、移动通信、生物技术、国防工业、纳米技术和清洁能源技术等为优势的创业生态系统，并连续四年蝉联SparkLabs Group发布的全球创业生态系统第一名。

中关村源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中关村电子一条街，是中国第一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中国体制机制创新的试验田。经过20多年的发展建设，中关村已经聚集了以联想、百度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企业近2万家，形成了以下一代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和新一代移动通信、卫星应用、生物和健康、节能环保以及轨道交通六大优势产业集群，以及集成电路、新材料、高端装备与通用航空、新能源和新能源汽车四大潜力产业集群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和高端发展的现代服务业，构建了“一区多园”各具特色的发展格局。

而特拉维夫的高科技企业从20世纪60年代起开始形成，特拉维夫是以色列第二大城市，被誉为欧洲的硅谷，2015年更是被《华尔街日报》称为“永不停歇的创新之城”。历经60多年的发展，特拉维夫依靠基础知识和多元化的技术在信息和通信技术领域形成强大优势，并聚集了2500家新创企业，成为以信息和通信技术产业为核心的高科技企业创业中心。

（四）区域性

从区域性来说，本部分就其子维度创业文化进行对比。在中关村，有着“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创业文化以及“勇于创新，不惧风险，志在领先”的中关村精神。在特拉维夫，受西方个人主义思想的影响，其一直推崇“个人英雄主义”式成就；犹太教经典《塔木德》教导人们要时刻去质疑与挑战权威，因而特拉维夫尊崇挑战权威的文化；特拉维夫的移民文化开放多元、对新事物的接受性强；此外，兵役制度让创业者们在军队中接触通信和计算机的知识和技术，帮助创业者打下知识基础。在硅谷，斯坦福大学等知名学府把学术传统带到了硅谷，为硅谷提供了人才、智力和技术等诸多方面的强大支持；硅谷创业者认为冒险与机会同在，他们对失败极为宽容；同时，硅谷创业者注重学习，乐于发表个人的意见和观点，并吸纳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

综上所述，从多样性来看，硅谷、中关村和特拉维夫目前均实现了各类创业主体的聚集，仅从新创企业数量进行对比，硅谷水平最高，中关村第二，特拉维夫第三；从竞争性来看，硅谷主体间竞争程度较低，中关村和特拉维夫主体间竞争程度较高，且程度相近，在竞争压力下三者均能不断产生新企业（硅谷的发展较其余两者相对稳定），且三个创业生态系统内的竞争性均能够促进企业的稳定更替，为良性竞争；从自我维持性和区域性来看，三者均实现了持续稳定的发展，也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创业文化，如图2.8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