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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古”就是“稽考古事”。《尚书·尧典》一开篇就说“曰若稽古”，这是中国古代史官追述古事的开头用语。 [1] 在运用现代考古学方法探索夏王朝的学术活动开展之前，我们只能根据传世文献的少量记载，粗略勾勒夏王朝的轮廓。跟文献史学相比，使用洛阳铲和手铲的考古学还是很年轻的学科，虽仅有百年光景，却也后来居上，成为重建中国上古史的利器。
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曾说：“近代考古学的目标就是修国史。” [2] 1926年，李济先生在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展开了考古发掘，“夏县”这一地名是此次发掘的重要驱动力之一。 [3]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考古学的发展受到了各方面条件的限制。1959年夏，徐旭生先生赴豫西踏访“夏墟” [4] ，正式揭开了考古学界主动探索“夏文化”的大幕。
考古学是研究历史的重要学科，但具体的研究对象并不是文本，终日打交道的是黄土、陶片和无法言语的枯骨。考古学家既是耕耘者，也是纵横家，满怀豪情地想要“以物论史，透物见人” [5] 。在考古学的学科话语体系下，我们能够比古人更为幸运地触碰夏王朝，了解夏王朝。
邹衡先生（1927—2005）是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被誉为“夏商周考古第一人”（图1-1），代表作有学术专著《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 [6] 和考古报告《天马—曲村（1980—1989）》 [7] 等。
图1-1 邹衡先生在《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出版之际
（邹衡，1998）
邹衡先生是新中国第一位考古学副博士研究生， [8] “是带着一定的学术目标来攻读殷周考古研究生的” [9] ，立志运用考古学解决“殷商前期”“先周文化”和“夏文化问题”这三大难题。自1956年起，邹衡先生任教于北京大学，主要从事夏商周考古学研究。
20世纪50年代末，邹衡先生通过在洛阳地区的考古发掘，已开始关注夏文化考古研究。1960年夏，邹衡先生完成了《试论夏文化》初稿，后经1964年冬再稿、1973年春三稿、1977年秋四稿，最终发表于1980年出版的学术专著《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 [10] （图1-2；图版壹）。
图1-2 《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封面及书影
（邹衡，1980）
《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收录七篇长文，是围绕夏商周考古学科框架体系有机一体的研究成果。虽说书名叫“论文集”，实际上是一部系统论述的学术专著。第叁篇《试论夏文化》是全书的核心，首次对考古学上的“夏文化”进行全面系统论证，奠定了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的学术观点。这篇论文深刻影响了中国考古学，构建了当今夏商周考古学科框架体系，是研究中国上古史的经典论著之一。
然而，考古学家在释读“无字地书”的同时，也在书写着公众难以读懂的“有字天书”，不论考古报告或是论著，都让非专业人士感到“佶屈聱牙”。不少师友都慨叹，考古报告和论著的读者几乎是能数得过来的。考古学科的社会意义，不能止步于小小的考古圈内，经典论著需要被解读，让更多的人了解考古学，了解夏王朝。
一切人和事，都包含在他们所处的历史长河中。一篇经典的考古学论著也是如此。漫长的研究积淀促成了《试论夏文化》的问世，这篇长文又有力推动了夏文化考古研究的长足发展。对于《试论夏文化》的解读，更是一部关于夏文化探索的考古学史专著。希望通过对这篇经典论著的解读，能够把夏文化考古研究的学术历程介绍给每一位热爱中国历史文化的人。
[1] 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6页。
[2]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苏秉琦文集（三）》，文物出版社2009年版，第276页。
[3] 陈星灿：《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早期研究》，《中国考古学研究的世纪回顾·新石器时代考古卷》，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页。
[4] 徐旭生：《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考古》1959年第11期。
[5] 赵宾福：《学术张忠培：考古人生八十年》，《中国文物报》2014年10月21日第3版。
[6] 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第二版）》，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7]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商周组、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编著，邹衡主编：《天马—曲村（1980—1989）》，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8] “副博士”为苏联学制，相当于硕士研究生。
[9] 邹衡：《我和夏商周考古学》，《学林春秋》二编，朝华出版社1999年版。
[10] 科学出版社曾于1998年出版《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第二版）》，但此书对考古学界的重要影响主要来自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因此，本书凡涉及引用《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皆引自1980年版，特此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