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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考古学家来说，不论是面对一件器物、一座墓葬还是一处遗址，他们关心的首要问题就是年代问题。如果器物、墓葬及遗址能够出土证明自身年代的证据（最重要、最理想的是文字证据），那是最理想的情况。安阳殷墟之所以能够确定是商代晚期的都城遗址，最主要的原因是发现了甲骨文这样的出土文字证据。面对年代更早的文化遗存，由于缺乏出土文字证据的支持，对于年代问题的讨论，主要还是依靠考古学文化的分期研究。
分期研究最早可追溯至北欧地区的古物研究。丹麦学者汤姆森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出土的古物分别归于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这就是著名的“三期说” [37] 。1903年，瑞典学者蒙特留斯出版了《东方和欧洲的古代文化诸时期》，该书的第一卷《方法论》 [38] 在20世纪30年代被翻译为中文， [39] 对于中国考古的类型学研究产生了重要而又深远的影响。
1948年，考古发掘报告《斗鸡台沟东区墓葬》 [40] 出版。在这部中国考古学的经典之作中，苏秉琦先生运用考古类型学研究方法，将斗鸡台沟东区发掘的墓葬分为瓦鬲墓时期（又分为瓦鬲墓初期、瓦鬲墓中期和瓦鬲墓晚期，其中瓦鬲墓中期还可细分为两期）、屈肢葬墓时期（又分为屈肢葬墓初期、屈肢葬墓中期和屈肢葬墓晚期）和洞室墓时期（分为五期），成功建立关中西部地区先周时期至汉代墓葬的考古学分期年代序列。
1952年，北京大学成立考古专业，苏秉琦先生担任考古教研室主任。 [41] 邹衡先生是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培养的第一位副博士研究生，指导老师是郭宝钧先生和苏秉琦先生。 [42] 在苏秉琦先生的具体指导下，邹衡先生于1955年完成了副博士论文《试论郑州新发现的殷商文化遗址》，并于次年刊发于《考古学报》。 [43] 这是邹衡先生撰写的第一篇长文，将郑州和安阳发现的商文化遗存各分为三期，并对两地商文化分期之间的对应关系展开了论证，证实二里冈文化的年代早于殷墟文化。通过攻读副博士期间的学术训练，邹衡先生熟练掌握了考古地层学和考古类型学的研究方法，这就为接下来在考古工作中展开对“夏文化”的探索奠定了坚实的研究基础。
关于考古类型学的实践操作方法，苏秉琦先生曾总结道：“变化规律应从数量众多、经常出现、有代表性的那些器物中去探求。……借标型学进行考古分期，在横的方面要顾及共存的器物群中（尤其在那些有代表性的器物上）有关特征的一致性；在纵的方面，也要在同类器中找到相应变化的一致性。……运用器物形态学进行分期断代，必须以地层迭压关系或遗迹的打破关系为依据。一般可从典型单位的出土物着手，在同类器中进行排比。排比时，除注意器形外，器物的纹饰、色泽以至铭刻的作风等等，都应在考察、比较的范围之内，并要尽可能联系制造工艺。这里，分类、分型的工作很重要。一定要选择那些形制一致的同类、同种器（尽可能地选用完整器），而不能按同名器归类排比。” [44]
考古学文化分期研究的要义是，首先确定出土器物种类和数量较为丰富、器物组合的时代特征较为一致的遗迹单位，将其选取为典型单位。通常情况下，陶器日常使用频繁、易碎而容易更新，因此成为考古学文化分期最重要的研究对象。相对而言，墓葬随葬陶器的时代特征较为一致，是最佳的典型单位选取对象，其次是灰坑，而地层中的器物往往较为混杂。选取典型单位中出土数量较多的陶器器类，根据共存关系确定其并行发展的不同“型”，借鉴生物学上的进化规律，在“型”的概念下，划分出具有早晚演进关系的“式”。将“型”与“式”纳入型式统计表，考察陶器群演进的整体规律，并以地层关系印证其发展顺序。将式别和组合特征相近的典型单位分为若干“组”，并在此基础上将特征近似的“组”合并为“期”。最后，根据直接的文字材料，或者已有的分期年代标尺，对所分“期”“组”的年代进行估计。
考古研究实践表明，严格按照考古类型学实践操作方法对考古学文化进行的分期研究，能够确立坚实可靠的分期年代标尺，成为展开相关研究的前提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