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文化与历史时期“文化”的命名取舍

邹衡先生对于“文化”的命名，具有较强的文献史学倾向。

在《商周考古》中，邹衡先生之所以采用了“二里头文化”的概念，原因是“在此类文化遗址尚未最后确定其文化性质的情况下，暂时命名‘二里头文化’似较为合适” ^[22] 。经过《试论夏文化》的论证，邹衡先生改以“夏文化”代称二里头文化。

对于“先商文化”的命名也是如此。李伯谦先生曾将先商文化漳河型和辉卫型合并，以河北磁县下七垣遗址为典型遗址，将其命名为“下七垣文化” ^[23] 。邹衡先生对这一命名表示反对：“在定论之前，为了便于称呼，某类遗址总要给个名称，最简便的办法，就是沿用史前时期的命名法，一般也用最先发现的地名来命名，例如小屯文化、二里岗文化、二里头文化，等等。但是一经确证为某时代、某朝代或某族属之后，即可取消地名的命名，直接代之以时代、朝代或族属的命名，如晚商文化、早商文化、夏文化，等等。” ^[24]

对于已认定性质的遗址，邹衡先生也使用具有文献史学色彩的命名方式（图3-1）。如《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书后图版28（第叁篇《试论夏文化》图版九）被命名为“河南郑州早商时期亳城文化遗存”，郑州商城东墙北段被直呼为“亳城东墙北段”。又如，图版32（第叁篇《试论夏文化》图版十三）也将郑州商城直呼为“河南郑州亳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