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寺寻夏

1978年，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在晋南调查的汇报，夏鼐先生决定对襄汾陶寺遗址展开考古发掘。 ^[84] 发掘者指出：“发掘陶寺遗址的初衷是探索夏文化。在20世纪80年代初，并曾一度推测陶寺遗址和陶寺文化可能是夏人遗存（包括早于夏代的先夏遗存），主张将其列为探索夏文化的重要研究对象之一。” ^[85]

陶寺遗址规模广大，面积超过400万平方米。 ^[86] 遗址东南部发现墓地，1978—1985年间共发掘墓葬超过1300座，墓葬存在明显的等级差异，高等级墓葬出土龙纹陶盘（图2-29）、特磬、鼍鼓等高规格器物。 ^[87] 进入新世纪，陶寺遗址发现了规模宏大的城址 ^[88] 和同时期的高等级墓葬ⅡM22， ^[89] 更加彰显出陶寺遗址在古史探索中的重要地位。

另一个令人兴奋的考古发现，来自陶寺晚期灰坑中出土的一件残破陶扁壶 ^[90] （图2-30）。虽已破碎，但经清理、拼对后发现，陶扁壶器表有两个朱书文字，其中一个是“文”字，与甲骨文的字体非常近似，对另一个字的释读则存在不同看法：一种观点认为是“尧”字， ^[91] 也就是古代圣君尧、舜、禹的“尧”；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是“邑”字，两字连读“文邑” ^[92] ，由于大禹的名字叫“文命”，因此“文邑”就是“夏邑”。但无论如何，陶寺遗址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