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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二里头文化是否属于商代早期文化，安志敏先生在相关论著中曾持保留态度：“关于所谓‘洛达庙层’，在二里冈下层的下面，在文化性质上又比较相近，则其年代较早当无疑问。但是否属于商代也还没有更明确的证据。目前只能暂收入商代早期文化中。至于传说中的‘夏’文化，迄今尚未发现，在考古学上一直是一个谜。我们认为应该向龙山晚期文化及商代早期文化之间去探索。所谓的以‘洛达庙层’为代表的遗存，便是值得今后注意的一个对象。” [68]
关于龙山文化与殷代文化的关系，安志敏先生指出：“在河南境内发现了许多地层证据，证明继龙山文化之后，商代文化代之兴起，两者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因此，过去多主张龙山文化是殷代文化的先驱。……从目前的知识来看，我们不能否认殷代文化与龙山文化之间有密切联系。” [69] 由于龙山文化与殷代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安先生并未把龙山文化考虑为夏文化。
那么，龙山文化与殷代文化之间究竟存在什么样的密切关联呢？石兴邦先生刊发的论文《黄河流域原始社会考古研究上的若干问题》说得更为直接：“龙山文化与有文字记录的历史时期更为接近，物质文化中的某些特征，与殷代文化具有显著的‘血亲’关系，因之龙山文化末期所形成的文化领域，和部族分布，多多少少会反映在传说的记载里。所以在探讨龙山文化的时候，要和我国古史的传说结合起来，这样，我们就容易理解，东方沿海、中原和西北居民在原始社会末期文化上所表现的特征及其发展的自然趋势，同时也容易理解‘夷’、‘夏’等历史传说所以形成的根源。” [70] 很明显，这仍然是受到了傅斯年先生经典论文《夷夏东西说》的学术影响。
因此，石兴邦先生同样不考虑将龙山文化与夏文化联系起来，而是认为夏文化应该在龙山文化与殷代文化之间去寻找。“我们要探索夏代文化，就要从龙山和殷代文化的遗存中进行研究和分析。……夏部族可能是发展中的龙山文化的组成部族之一。……我们应该特别提出郑州洛达庙、洛阳东干沟等地所发现的介于龙山和殷代之间的文化遗存，是值得注意的。根据这个线索，再结合传说，在豫西、晋南进行深入的探查发掘和研究，就可以解决我国历史上这个重大的问题。” [71]
二里头遗址的发掘者很快注意到了考古学界关于夏代的新认识，并做出了回应：“有些考古工作者认为河南龙山文化之后、郑州二里岗商文化之前的这一阶段，时间上大致相当于历史上的夏代，因而推测这一类型的文化遗址可能属于夏文化。” [72] 由于已认定二里头遗址晚期相当于商汤建都时期，因此提出“更早的文化遗存可能是商汤建都以前的，这仅是一种推测” [73] 。夏鼐先生随后也指出：“二里头类型的文化遗存是属于夏文化，还是属于商代先公先王的商文化，目前学术界还没有取得一致的认识。” [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