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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为了配合白沙水库的基础建设，河南省人民政府文化事业管理局文物工作队对登封县（今登封市）玉村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该遗址的“下层文化中所出之物，从型式与作风上看，都比较陌生，不惟与安阳小屯的出土物不同，即与郑州二里岗的遗物相比，亦大有区别。……玉村与二里岗遗址，似乎属于两个文化系统” [44] 。这是在考古工作中首次发现二里头文化遗存，但在当时未予命名。
1956年，郑州西郊的洛达庙村发现了相同面貌文化遗存，
[45]
由于材料较为丰富，此类遗存被称为“洛达庙类型”。郑州
王遗址发现一组重要的地层关系，由早到晚依次为龙山文化层（第4层）、洛达庙期文化层（第3层）、二里冈期文化层（第2层）和人民公园期文化层（第1层）
[46]
（图2-16）。由此证明，洛达庙期晚于龙山期，但早于二里冈期。
图2-16 郑州
王遗址C20T34西壁剖面图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01）
邹衡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曾参加郑州二里冈的考古发掘与整理，在1955年完成的副博士论文中，对郑州、小屯发现的殷商文化遗存进行考古学分期，并论证了郑州、小屯两地殷商文化的共性和关系 [47] （图2-17）。研究表明，郑州晚期（人民公园期）属于殷墟文化，与小屯中期的年代相当，郑州早、中期（二里冈期）则早于整个小屯文化期。
图2-17 郑州与小屯商文化分期对应关系
（邹衡，1956）
1955年，在郑州市区发现了规模宏大的商代城址，平面呈不规则的纵向长方形，周长约7100米，城内面积约320万平方米 [48] （图2-18）。郑县旧城的南、东、西三面城墙沿用了商代以来的夯土城墙，北墙是在汉代新修建的，仅保留了商代城址的南半部分继续使用。
图2-18 郑州商代城址位置示意图
（安金槐，1961）
图2-19 郭沫若先生《颂郑州》
（河南省博物馆，1978）
关于郑州商代遗址的性质，安志敏 [49] 、邹衡 [50] 等先生均曾援引传世文献，倾向于其可能与商王仲丁所迁的隞都有关。1959年，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先生到访郑州，为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赋诗一首：“郑州又是一殷墟，疑本仲丁之所都。地下古城深且厚，墓中遗物富而殊。佳肴仍有黄河鲤，贞骨今看商代书。最爱市西新建地，工场林立接天衢。” [51] （图2-19）
1961年，安金槐先生发表论文，认为郑州商代城址就是传世文献记载的商王仲丁所迁之隞都。 [52] 由于郑州商城的主体文化堆积是二里冈期，那么其年代便相当于商代中期，而早于二里冈期的洛达庙期应当是商王仲丁之前的文化遗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