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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文化的最初发现

1953年,为了配合白沙水库的基础建设,河南省人民政府文化事业管理局文物工作队对登封县(今登封市)玉村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该遗址的“下层文化中所出之物,从型式与作风上看,都比较陌生,不惟与安阳小屯的出土物不同,即与郑州二里岗的遗物相比,亦大有区别。……玉村与二里岗遗址,似乎属于两个文化系统” [44] 。这是在考古工作中首次发现二里头文化遗存,但在当时未予命名。

1956年,郑州西郊的洛达庙村发现了相同面貌文化遗存, [45] 由于材料较为丰富,此类遗存被称为“洛达庙类型”。郑州 王遗址发现一组重要的地层关系,由早到晚依次为龙山文化层(第4层)、洛达庙期文化层(第3层)、二里冈期文化层(第2层)和人民公园期文化层(第1层) [46] (图2-16)。由此证明,洛达庙期晚于龙山期,但早于二里冈期。

图2-16 郑州 王遗址C20T34西壁剖面图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01)

邹衡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曾参加郑州二里冈的考古发掘与整理,在1955年完成的副博士论文中,对郑州、小屯发现的殷商文化遗存进行考古学分期,并论证了郑州、小屯两地殷商文化的共性和关系 [47] (图2-17)。研究表明,郑州晚期(人民公园期)属于殷墟文化,与小屯中期的年代相当,郑州早、中期(二里冈期)则早于整个小屯文化期。

图2-17 郑州与小屯商文化分期对应关系
(邹衡,1956)

1955年,在郑州市区发现了规模宏大的商代城址,平面呈不规则的纵向长方形,周长约7100米,城内面积约320万平方米 [48] (图2-18)。郑县旧城的南、东、西三面城墙沿用了商代以来的夯土城墙,北墙是在汉代新修建的,仅保留了商代城址的南半部分继续使用。

图2-18 郑州商代城址位置示意图
(安金槐,1961)

图2-19 郭沫若先生《颂郑州》
(河南省博物馆,1978)

关于郑州商代遗址的性质,安志敏 [49] 、邹衡 [50] 等先生均曾援引传世文献,倾向于其可能与商王仲丁所迁的隞都有关。1959年,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先生到访郑州,为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赋诗一首:“郑州又是一殷墟,疑本仲丁之所都。地下古城深且厚,墓中遗物富而殊。佳肴仍有黄河鲤,贞骨今看商代书。最爱市西新建地,工场林立接天衢。” [51] (图2-19)

1961年,安金槐先生发表论文,认为郑州商代城址就是传世文献记载的商王仲丁所迁之隞都。 [52] 由于郑州商城的主体文化堆积是二里冈期,那么其年代便相当于商代中期,而早于二里冈期的洛达庙期应当是商王仲丁之前的文化遗存。 zz0uUrC/z0XOTFe3pL1NiAAJmgI3ArtEVmeOOyN6BMVYURXfWma9ObMhKv+XMBg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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