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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山文化与夏文化

自城子崖遗址发现龙山文化遗存以来,学界多倾向于其是小屯文化的前身,属于东方文化系统。但范文澜先生提出了另外一种看法:“韩非子十过篇说禹作祭器,‘墨染其外,而朱画其内’。城子崖遗址中正有一种表面漆黑,里面红色,叫做亮黑红的陶器。……夏朝在东方有不少与国和同姓国,同姓昆吾就是其中最强的一国。东部地区有比较发展的龙山文化,与传说似相符合。” [35] 根据传世文献的记载,处于今山东寿光的斟灌氏就是夏后氏的同姓国,在夏代历史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吴恩裕先生也认为:“夏文化是新石器时代末期黑陶文化。” [36] 原因有三:第一,龙山文化时期和小屯文化时期是“直接衔接着的两个先后的时代” [37] ;第二,“黑陶发达所在地的河南和山东正是夏人活动的主要地区之一” [38] ;第三,“在考古学家认为是一部分殷墟文化‘老家’的城子崖的发掘中,居然竟发现了‘表面漆黑,里面红色,叫做亮黑红的陶器。’在安阳洹水北岸侯家庄西面的高井台子遗址发掘出来的遗存中,也有‘黑,内红’、‘黑,内红而中心灰’的陶器。这一传说中的夏器与遗存的恰恰符合,强有力地证明了夏文化与新石器时代末期的黑陶文化的密切关系” [39]

将龙山文化与夏文化联系起来的更深层次原因,则是源自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历史研究新进展。随着向苏联学习的热潮,中国考古学也受到了苏联考古学的影响,西安半坡遗址的发掘便是借鉴了苏联对特黎波里遗址的大面积揭露和保存展示。 [40] 对半坡遗址原始氏族部落的研究,也受到了来自苏联考古学的影响:“从物质文化遗存的特点来观察,半坡原始氏族部落是处在发达的新石器时代阶段,即恩格斯所论述的野蛮时代的中级阶段。从社会发展的阶段来说,相当于母系氏族社会的繁荣时期。” [41] 根据传世文献的记载,夏王朝的各位夏后均为男性,世系为父子相传或兄终弟及,这显然不属于母系社会,所以“就仰韶文化的社会性质来说,和传说中夏代的社会情境也不符合” [42] 。既然仰韶文化被解读为母系氏族社会,便不能再与夏王朝进行关联了。

1956—1957年,为了配合黄河三门峡水库的修建工程,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在陕县庙底沟遗址进行考古发掘。该遗址的第二期遗存处于由仰韶文化向龙山文化的过渡阶段,“当时的经济基础已在变化,私有制逐渐萌芽,而由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大约是以这个时期为转折点的……由仰韶文化到龙山文化的过渡,由于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推动了社会组织的变化,因而所反映的物质文化也就起了根本性的变化” [43]

由于仰韶文化被解读为母系氏族社会,而龙山文化被解读为父系氏族社会,学界基本放弃了将仰韶文化视为夏文化的观点,一些学者转而将龙山文化与夏文化进行关联。 s3TGzjeTMHS7pWwG+IsFM+whwEvJpfdmgSEqnUJzgzmf1jscpAn+uYjs0zB8dh6j



二里头文化的最初发现

1953年,为了配合白沙水库的基础建设,河南省人民政府文化事业管理局文物工作队对登封县(今登封市)玉村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该遗址的“下层文化中所出之物,从型式与作风上看,都比较陌生,不惟与安阳小屯的出土物不同,即与郑州二里岗的遗物相比,亦大有区别。……玉村与二里岗遗址,似乎属于两个文化系统” [44] 。这是在考古工作中首次发现二里头文化遗存,但在当时未予命名。

1956年,郑州西郊的洛达庙村发现了相同面貌文化遗存, [45] 由于材料较为丰富,此类遗存被称为“洛达庙类型”。郑州 王遗址发现一组重要的地层关系,由早到晚依次为龙山文化层(第4层)、洛达庙期文化层(第3层)、二里冈期文化层(第2层)和人民公园期文化层(第1层) [46] (图2-16)。由此证明,洛达庙期晚于龙山期,但早于二里冈期。

图2-16 郑州 王遗址C20T34西壁剖面图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01)

邹衡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曾参加郑州二里冈的考古发掘与整理,在1955年完成的副博士论文中,对郑州、小屯发现的殷商文化遗存进行考古学分期,并论证了郑州、小屯两地殷商文化的共性和关系 [47] (图2-17)。研究表明,郑州晚期(人民公园期)属于殷墟文化,与小屯中期的年代相当,郑州早、中期(二里冈期)则早于整个小屯文化期。

图2-17 郑州与小屯商文化分期对应关系
(邹衡,1956)

1955年,在郑州市区发现了规模宏大的商代城址,平面呈不规则的纵向长方形,周长约7100米,城内面积约320万平方米 [48] (图2-18)。郑县旧城的南、东、西三面城墙沿用了商代以来的夯土城墙,北墙是在汉代新修建的,仅保留了商代城址的南半部分继续使用。

图2-18 郑州商代城址位置示意图
(安金槐,1961)

图2-19 郭沫若先生《颂郑州》
(河南省博物馆,1978)

关于郑州商代遗址的性质,安志敏 [49] 、邹衡 [50] 等先生均曾援引传世文献,倾向于其可能与商王仲丁所迁的隞都有关。1959年,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先生到访郑州,为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赋诗一首:“郑州又是一殷墟,疑本仲丁之所都。地下古城深且厚,墓中遗物富而殊。佳肴仍有黄河鲤,贞骨今看商代书。最爱市西新建地,工场林立接天衢。” [51] (图2-19)

1961年,安金槐先生发表论文,认为郑州商代城址就是传世文献记载的商王仲丁所迁之隞都。 [52] 由于郑州商城的主体文化堆积是二里冈期,那么其年代便相当于商代中期,而早于二里冈期的洛达庙期应当是商王仲丁之前的文化遗存。 s3TGzjeTMHS7pWwG+IsFM+whwEvJpfdmgSEqnUJzgzmf1jscpAn+uYjs0zB8dh6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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