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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秋的殷墟第三次发掘中，在横十三丙北支坑中“不意的发现了一块带彩的陶片；发现地点又在未经翻动的地层，杂入大堆带字甲骨中” [28] （图2-15）。李济先生研究认为：“试以此陶片与仰韶及其类似之遗址所出之陶器比，下列诸点，均极一致：胎质、作法、色衣、彩纹、彩色。……这块陶器是殷商时代一件古董，好像现代人玩的唐宋磁器似的。……这次殷墟的工作可以确切地证明仰韶的文化不得晚过历史上的殷商，并且要早若干世纪。” [29]
图2-15 殷墟第三次发掘出土的仰韶文化彩陶片
（石璋如，2019；李济，2007）
历史学家徐中舒先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仰韶文化究竟前于小屯若干年？这两遗址的关系如何？” [30] 他将仰韶文化与夏王朝联系在一起，“夏后皋之墓在崤之南陵即仰韶附近” [31] 是其关键性证据之一。
中国学者的早期考古活动也可以看到寻找夏文化的努力。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就是李济、袁复礼等先生“在寻访夏代帝王陵墓的途中发现的。……它的位置正处在传说中夏王朝——中国历史的开创时期——的王都地区的中心” [32] ，“西阴村史前遗址在山西省西南角的夏县境内（即黄河入海前最末一个大河曲处），为传说中的夏代（公元前2205年）文化中心地区，据传说，大禹庙和他的后人的陵墓以及当代名臣们的坟墓都在此地” [33] 。
将仰韶文化与夏文化联系在一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传世文献记载的夏王朝核心地域内均发现了仰韶文化遗存。1933年，傅斯年先生发表了影响深远的学术论文《夷夏东西说》，指出：“夏之区域，包括今山西省南半，即汾水流域，今河南省之西部中部，即伊洛嵩高一带，东不过平汉线，西有陕西一部分，即渭水下游。” [34] 在传世文献所载的夏王朝核心地域——豫西和晋南地区屡屡发现仰韶文化遗址，更加强化了仰韶文化是夏文化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