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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优秀传统文化

优秀传统文化涉及时间节点、选择标准、维度内容三个核心要素,以下通过梳理此三要点进行概念界定。

一 优秀传统文化的时间节点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定义,理论上的分歧主要在文化的起始时间节点上。一是“封建时期说”,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指1840年中国进入近代之前,在封建社会逐步形成的文化, [1] 例如王学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是中华民族 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创造的文化成果的总和。” [2] 张岱年认为文化是一个生生不息的运动过程,任何一种民族文化,都有它发生、发展的历史,都有它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传统文化主要指文化的昨天,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文化。 [3]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1840年应该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结止点,因为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起始点,中国传统文化不应该包括中国的近代文化”。二是“三时期”说,认为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国氏族社会晚期、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三个历史时期的具有各种知识价值的精神成果的总和。 [4] 三是“近代”说,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从远古经中世纪直至近代史各个时期人们创造的可供今人继承的文化成果。 [5] 四是“清朝”说,将周秦以降直至清朝最后一个皇帝退位,也就是 1911年辛亥革命之前的文化都称作传统文化。 [6] 五是“建国”说,认为 1949年前中华民族所创造的与中华民族生存方式相适应的并历史积累起来的一切文化成果都可称为传统文化。六是“五四”说,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从氏族社会晚期到五四运动以前,上下五千年在中国范围内所形成并发展壮大起来的文化” [7] 。有学者将中国从三大文化区到“五四”时期的文化划分为传统文化的起源时期、发展时期、繁荣时期和转化时期。传统文化起源于河洛民族(华夏集团)、海岱民族(东夷集团)和江汉民族(苗蛮集团)的大文化区时期,三者在交流过程中逐步融合,共同创造了史前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传统文化的发展期在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文化领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空前繁荣,出现了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盛况。各家学说或相反相成,或相得益彰,从而形成促进文化发展的合力,奠定了传统文化的基本格局。传统文化的成熟期自秦汉迄宋明大约延续了将近两千年,这一时期文化在各个方面都得到了较充分的发展,取得了灿烂的成果。从明末清初到1919年五四运动以前,是传统文化的转折期,新旧文化之间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变化和尖锐曲折的斗争状态。 [8] 除此之外,有观点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不能单纯理解为中国封建文化,它不仅应该包括中国的近代文化,还应该包括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的中国革命文化”;还有观点认为“中华传统文化有双重内涵,一种是古代社会形成和发展出来的古代文化传统,另一种是五四运动之后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文化传统” [9] ;等等。对此,因为目前国内学术界持“五四”说者居多,故本书亦持这一观点。

二 优秀传统文化的选择标准

通过梳理相关学者对优秀传统文化内涵的研究可以看到,诸位学者对“优秀”的评判标准各异,总体而言,大致分为以下几个方向:“历史—实践”筛选论、“时代—实践”筛选论、“历史—现实”需求论、精神需求论、价值理性论、综合理性论、层次分析论、“马克思主义指导”论等。

“历史—实践”筛选论,强调传统文化是在历史的长河中被反复冲刷筛选后遗留下的,符合社会实际的文化成果。这类观点强调文化的动态筛选过程,重在传承性和历史性,是从传统来提升现代,但相对轻视了时代性和当下性。例如:有学者认为优秀传统文化“是指那些经过了实践检验、时间检验和社会择优继承检验而保留下来并能传之久远的文化” [10] ,“是历史长期积淀下来的具有稳定性、持久性和连续性的本民族文化” [11] ,“是一个民族在历史实践活动中创造和积累的文明成果” [12]

“时代—实践”筛选论(现实需求论),强调传统文化是经历当下时代打磨筛选出的,符合客观实际又促进社会发展的文化成果。这类观点重点强调以“时代”的标准进行筛选,认为对当下生产、生活具有积极影响的就是“优秀”传统文化。这类观点对社会发展有着深沉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属于工具理性,表现出很强的实用性倾向。关注实践性和当下性,从现代省思传统,具有较强的时代感,但相对忽略了传统文化的历史传承性、民族性和前瞻性。例如有学者将科学性、进步性作为优秀传统文化的考评标准,“科学性指正确反映客观实际,与实际相符合;进步性指促进社会的发展,或在社会生活中有促进社会发展的作用。这两个方面是统一的,只有正确反映客观实际,才能促进社会的发展” [13] 。有学者将社会实践作为文化的检验标准,对各种文化思想进行扬弃,弃其糟粕,取其精华。 [14] 有学者立足当下,认为传统文化中孰优孰劣的判定具有相对性,应该将“时代推出的新生活和新认识作为判定的标准” [15] 。有学者强调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特征,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1840年以前创造的,并能够经过现代意义上的创造性转换而服务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文化” [16] 。还有学者强调传统文化中的“优秀精神成果”,认为优秀传统文化指“传统文化中所包含的能够提高人民的思维能力,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推动社会进步的一切有重大价值的优秀精神成果的总和” [17]

“历史—现实”需求论,这是“历史—实践”筛选论与“时代—实践”筛选论的结合,既强调历史实践的检验过程,又强调对现实世界的作用。马克思主义中判断文化先进与否的标准有两个,一个是历史尺度,另一个是价值尺度。历史尺度指优秀传统文化要符合社会客观规律,推动历史进步。价值尺度指优秀传统文化要反映人的价值、需要和发展,“历史——现实”需求论坚持了两种尺度的统一。有学者认为“优秀传统文化一方面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晶,是人类思维成果的精华;另一方面又代表未来发展方向,是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优秀传统文化就是健康、科学、向上的文化,文化优劣的判定标准在于看它是否能够反映和促进人类社会的全面进步和发展”。 [18]

精神需求论同样着眼于优秀传统文化对当下的积极影响,但是不同于现实需求论强调优秀传统文化对现代社会精神、物质各方面的影响,精神需求论则只侧重精神内涵上的影响,认为优秀传统文化是具有激励进步、促进发展的积极作用的,有益于增强民族认同感的,在当下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活精神。但这一理论仍然强调优秀传统文化的实用价值,是工具理性,并不属于价值理性范畴。李宗桂提出优秀传统文化的五个特征:第一,体现积极民族精神,反映中国文化健康的精神方向;第二,催人奋进,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当下,都能激发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第三,是维系民族共同心理、共同价值追求的思想纽带,具有民族文化认同功能;第四,是历久弥新的智慧结晶,具有历史继承性和稳定性;第五,是中华文化的活精神,在今天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19] 在李宗桂看来,界定“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应该从历史条件出发,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中国文化的发展史上,曾经起了积极的、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比如能够促进公序良俗的形成、能够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能够提升民族的精神底气之类的思想力量或者精神价值,就是优秀的、合理的。 [20]

价值理性论不属于工具理性,不强调优秀传统文化的“作用”,它超越功利主义,坚持文化价值的立场进行判断。这一理论从文化发展的长远角度着眼,将文化同现实需求剥离开来,有益于以文化本位的视角洞察文化的内在价值与意义。有学者认为功利主义的坐标并不能囊括传统文化的多层面价值,例如哲学、文学、艺术、宗教的价值都无法用“功用”二字衡量,而需要立足文化自身发展的立场来判断。“未能解决判衡文化价值的标准,功利主义的影响太深”是“五四”以来把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对立起来的原因所在,“我们看待传统文化,要从一个更高的角度,从人性和人生的需要,社会文化的全面发展,以及文化自身的内在价值来认识传统文化的意义与价值” [21]

综合理性论,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结合,工具理性的评判标准是以某种政治、经济的功效为尺度,价值理性的评价标准是以文化本身的内在价值为准绳。综合理性论将两者统整起来,既强调优秀传统文化对当今社会的效用,又强调文化本身的内在精神价值。有学者认为“应当将这两种评价标准相结合来看待中国文化传统的价值,才能更全面地估计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 [22] 。还有学者认为要将文化价值作为判断优秀传统文化的前提,将历史实践作为鉴别优秀传统文化的尺度。 [23]

层次分析论,强调从文化的各个层次结构入手,尤其是从影响思维结构、价值取向的深层文化结构入手进行宏观和微观的深入分析,在表层结构、整体结构、深层结构上实现对传统文化的扬弃。这类观点有益于我们多方位、全视角地对传统文化进行评判。有学者认为“只有透过中国文化的表层结构,深入其内部,用动态方法分析其深层结构,即分析影响社会心理、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风俗习惯、情趣意向、伦理道德等的文化主体结构,才能揭示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真实面貌与深刻内涵,才有可能做到实事求是的分析传统文化对现代社会所产生的广泛影响” [24] 。还有学者认为“只有对传统文化中的各个层面进行分析,在每一个层面上、每一个系统上,实现对传统文化的扬弃,才是科学的态度和方法。也只有这样,才能清醒地认识民族传统文化的优点,深刻批评民族传统文化中‘劣’的一面。这也是摆正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正确途径” [25]

“马克思主义指导”论,强调依据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对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审思、批判、继承和发扬。李锦全认为古为今用、批判继承也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进行综合创新、推陈出新,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发展的正确方向。 [26] 陈先达认为由于时代不同,条件不同,处境不同,对儒家伦理进行审视、应用儒家文化处理当下的实际问题,还是需要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分析,去粗取精。 [27] 方克立认为中华文化在新世纪必然要复兴,但这个复兴不能以儒学和新儒学为指导,而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28]

本书认为,教科书中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尺度应该在于传统文化的文化品性,包括其社会价值和内在价值两方面。“优秀”既要观照历史又要观照当下和未来,既要关注其价值理性,又要关注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强调的是文化本身的科学性、真理性,从文化的内在价值出发进行提炼。工具理性强调文化对国家、民族发展的功效,从文化的使用功能性出发。价值理性兼顾过去、现在和未来,工具理性侧重于现在。文化的价值理性标准表现为:具有能够超越时代的价值,即不仅在其产生时期具有科学性,而且在当代、未来仍然能凸显其文化建设价值;具有超越国家、民族界限的价值,即不仅在我国,乃至在全世界层面都具有文化建设功能;具有超越社会性质的价值,即在不同社会属性下都能彰显其文化建设功能。工具性标准表现为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有利于增强民族认同、民族自信与民族凝聚力;有利于推动社会和谐可持续发展。

三 优秀传统文化的维度与内容

中国传统文化包罗万象,涉及价值精神、科学与技术、礼仪与风俗、文教制度、艺术与生活、文学与史学各个方面。1986年,庞朴提出文化的三层次说,将广义文化分为物质文化层、理论与制度文化层、心理文化层。由于本书重点梳理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道德精神,因此,文中涉及的优秀传统文化主要指心理文化层。下面先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维度与内容进行梳理,如表1-1所示。

表1-1 优秀传统文化的维度与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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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已有文献对优秀传统文化研究颇丰,本书仅选取部分作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尝试总结优秀传统文化(心理文化层)的内容框架,主要包括价值精神、伦理道德、自我修养与思维方式四部分。其中价值精神,主要指国家层面的情怀与价值观;社会道德,主要指社会层面的行为规范;人格修养,主要指个人层面的自我修养;思维方式,主要指哲学人生观。具体框架如表1-2所示。

表1-2 优秀传统文化(心理文化层)的内容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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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时间节点、选择标准、维度内容作了逐一界定,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五四运动以前创造的,具有超越时间与空间的价值性与真理性,并能够经过现代意义上的创造性转换而服务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文化,包括价值精神、社会道德、人格修养和思维方式。 X5/nsXr7CpJhXpgBj7wPfsS19jalRp0N2mndBGILgpwDRAVRxfN1xEnHvilTsXq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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