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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年底，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隆重推出了12集大型电视纪录片《大国崛起》，这是中国中央电视台第一部以世界性大国的强国历史为题材并跨国摄制的大型电视纪录片。该片分别讲述了葡萄牙等几个曾经拥有辉煌经历的世界性大国崛起的历史，探索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思考中国的崛起之路。该片以其平和的叙事风格、深厚的文化气息、精良的电视制作引起各界的广泛关注，在全国上下掀起了一阵收视的狂潮，同时引起了学界的热烈讨论，全国各大媒体对该片的主创人员进行了频繁的采访，还组织了各方学者进行了较大规模的研讨会。各方学者大多从历史学、政治学的角度对该片的意义进行解读，而从新闻传播学的角度进行探讨的却很少。而且各方学者大多是对该片进行了全盘的肯定，很少指出该片内容和形式上的缺憾。本节尝试从传播学的角度对《大国崛起》的传播策略进行分析，吸取成功经验，同时指出该片的缺憾，希望能对主流纪录片的制作和传播提供一些参考。
传播时机的选择对传播活动的效果有着重大的影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对信息需求是不同的，传播效果也就各有差异。社会局势有相对平稳和比较动荡的时期。在局势动荡时期，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社会问题错综复杂，发展趋势捉摸不定，人们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人心思变，急于寻求各种解决问题的答案，更倾向于接受变革性的信息；在局势平稳时期，经济繁荣发展，政治透明度高，社会氛围和谐，人们对国家和政府充满期待，对自己的信念充满信心，更加期待建设性的信息。所以信息传播需要针对不同的历史时期，选择最佳的传播时机开展传播活动，才能取得预期效益。《大国崛起》的制作和播映可以说是选择了一个非常好的传播时机。今天的中国，正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拥有广袤土地、众多人口和悠久历史的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正深刻地影响着世界格局。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应该以什么样的胸怀和态度来看待曾经在近现代历史上引领世界潮流的国家，中国的和平发展可以从中借鉴什么样的经验和教训一直是全国上下关心的主题。中国的几代领导人反复强调，我们的发展，要吸收和借鉴全人类的文明成果。进入21世纪以来，全国上下都在探讨转型时期中国的强国之路。2003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基本内涵是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实现社会全面进步。在全球化的历史背景下，我们要坚持科学发展观，全面推进现代化建设，必须学习和借鉴近现代西方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2003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了第九次集体学习，学习的内容是世界上9个重要国家自15世纪以来的兴衰史。从此以后全国上下掀起了学习西方大国崛起经验的热潮。传播时机稍纵即逝，于是作为中国的国家级媒体，中央电视台紧紧抓住这个机会，从2004年春天开始编写剧本。2005年4月，全部电视脚本通过了审查；2005年7月，第一个摄制组开始出国拍摄；2006年年底，该片上映。从决策到播映，仅仅花了两年的时间就完成了一部12集系列纪录片的制作，可以说中央电视台选择和抓住了一个非常好的传播时机。
传播者的传播动机对传播效果至关重要，传播活动要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动机必须纯正，那就是要为人民利益而传播。正如美国社会学家阿伦森（Elliot Aronson）所说，如果宣传者的态度明显地背离其自身利益，他（或她）的可信度（和宣传效度）就会增加，“传播者的动机如果是为他个人的利益，那么他的劝服功效就将大打折扣”
。当前中国正处于现代化建设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无疑是人们最根本的利益。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传播媒介正是促进社会变迁和发展的工具。在整个20世纪特别是“二战”之后，传播与发展成为一个时代的命题。在发展经济学、发展社会学、发展政治学等“发展理论”成为潮流的同时，发展传播学也成为“发展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话语即是“有效的传播是发展的关键因素”
。这就要求大众传播媒介在国家的发展过程中要发挥重要作用，要为国家发展服务，“要成为社会变革的代言者，帮助推动社会向新的风俗行为、有时是向新的社会关系的过渡”
。我们国家当前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传播媒介要从“传播的角度开掘出新的社会发展资源，作为奔向现代化的动力”
。
《大国崛起》正是希望总结西方大国崛起的宝贵经验，推进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制作者将该片的主题概括为让历史照亮未来的行程，体现了传播者的传播动机就是从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探讨中国现代化建设历程。时任中央电视台台长赵化勇认为《大国崛起》蕴含着可以照亮未来行程的智慧之光，总编导任学安直言他们的意图就是通过解读15世纪以来世界性大国崛起的历史，探究其兴盛背后的原因，进而让观众感受中国的和平发展，可以从中借鉴的经验和吸取的教训，以及我们如何从容地立足于世界去探索自己的和平发展之路。可见，中央电视台制作和传播该片的动机就是通过介绍几个曾经拥有辉煌经历的世界性大国崛起的历史，探索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进而探索中国的崛起之路，探索如何实现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如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是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正是这个从人民根本利益出发的传播动机，为该片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传播媒介的选择对传播致效至关重要。阿伦森说，我们的观点容易受既是专家又可信的人的影响，罗杰斯（Everett M.Rogers）也说“高可信度的信源在传播行为之后会立刻导致较多的态度变化”
。
中央电视台作为国家级媒体，在传播活动中已经占尽先机，在可信度和权威性方面有着其他媒体无法比拟的优势。中国中央电视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电视台，是我国最早的电视台，是中国重要的新闻舆论机构，是党、政府和人民的重要喉舌，是中国重要的思想文化阵地，是当今中国最具竞争力的主流媒体之一，具有传播新闻、社会教育、文化娱乐、信息服务等多种功能，是全国公众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也是中国了解世界、世界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在国际上的影响正日益增强。中央电视台拥有一批高素质的各类电视专业人才。在节目创作方面，中央电视台高度重视节目质量，鼓励多出精品，先后推出了一大批思想性、艺术性强，深受观众喜爱的优秀节目，不仅成为观众收视热点，而且在社会各界产生广泛影响。同时，中国中央电视台拥有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技术设备和设施。正是多种软硬件的不断发展，在受众心目中树立起了极大的权威性、可信度和知名度，这就为《大国崛起》取得良好传播效果提供了重要的保障。
探讨《大国崛起》传播内容上的得失必须使用到霍夫兰的说服研究，《大国崛起》的传播实际上就是一种说服，正如他们的总编导任学安所说：“我们的意图只是通过解读15世纪以来世界性大国崛起的历史，探究其兴盛背后的原因，进而让我们思考中国的和平发展。”可见，该片传播者就是想通过该片去劝服中国受众自觉走上强国之路。以霍夫兰为代表的传播学耶鲁学派在长期的调查和传播试验工作中，提出了经典的劝服艺术，从说服研究出发，我们可以从传播来源、传播内容、传播方式上对《大国崛起》的内容进行分析。
罗杰斯认为高可信度的信源在传播行为之后会立刻导致较多的态度变化。从传播来源上来说，《大国崛起》的信息来源非常权威和可信，片中的传播者大多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大国崛起》邀请著名学者钱乘旦作为学术指导，还邀请了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们为《大国崛起》摄制组撰写了历史脚本，并请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国际政治学等不同研究领域的众多专家多次讨论脚本中的相关阐述。这部大型纪录片拍摄过程中，共有近一百名不同领域的专家参与其中，他们遍布世界众多著名大学和研究机构，在此片中，他们分享了对过去500年历史研究的最新知识与不同见解。多元意见的呈现使该纪录片信息极为丰富，也使该片更趋开放、更具知性力量。正如麦奎尔（Denis McQuail）所说，媒介与消息来源之间是一种共生互文关系，
该片中的传播者都有着较高的权威性和可信度，这也保障了传播内容的权威性和可信度，也就为传播致效奠定了基础。
传播内容是传播致效的最重要因素，《大国崛起》之所以能够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独具特色的传播内容功不可没。该片作为历史文化纪录片，很好地体现了贝拉·巴拉兹（Béla Balázs）赋予纪录片“用画面记录人类历史的伟大使命”。《大国崛起》作为历史题材电视纪录片，其任务就正在于帮助当代人深化对历史的这种理解，以史为镜，提高当代人的认识水平，鼓舞人民努力推动社会的发展。正如海登·怀特（Hayden White）所说，影视史学就是以视觉影像和电影话语来表现历史和我们对历史的见解。要加深对历史的理解，必须要先“感觉历史”（房龙），以前感觉历史主要靠的是书籍，有了电视，“感觉历史”的途径就便捷得多。电视为“当今大多数人理解历史、把握历史辟了更加广阔的道路”
。《大国崛起》的内容正是通过纪录片的形式向受众介绍大国崛起的历程，履行媒介帮助受众理解历史的使命。
对《大国崛起》在内容上的成功之论述已经连篇累牍，有人认为《大国崛起》之崛起，主要是因为从宏观社会背景而言，《大国崛起》叩击了我国当下一个重大时代命题；从中观的传媒环境而言，《大国崛起》在日趋感性的电视娱乐化浪潮中，以一种理性的姿态呈现有别于传统悲情史观的新史观；从微观的纪录片创作而言，《大国崛起》不落历史题材纪录片探秘、解密的窠臼，将知性诉求与商业诉求较好融合，实现了纪录片社会价值和市场价值的双赢。
这些都是有道理的，但是该片之所以成功，根本原因还在于它承担起了主流纪录片的历史使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的纪录片也一直扮演着传达主流文化的重要角色。中国纪录片的发展从一开始就把列宁“形象化政论”作为我们拍片的理论。纪录片的主题必须在记录现实的基础上达到人的高度，反映某种情境、某种氛围下，人的生活理想、生活追求和生活境界。
该片正是站在时代的高度，以大历史观的视角，传达了21世纪以来中国的主流文化，即探索中国特色的强国之路，契合中国受众新时期的理想和期望，符合受众的需求，最终引起受众的关注和共鸣，取得了良好的传播效果。
《大国崛起》内容上的成功之处不必赘述，但其缺陷不得不提。
首先，标题“大国崛起”就值得商榷，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所说，该片中提到的9个大国，有些并不是“大国”而是强国，所以准确地说应该是“强国崛起”而不是“大国崛起”。
其次，“如果光谈崛起，还不能给人家一个完整的概念，这里面如何科学地归类以及它们整个崛起的客观历程、动因可能反映得还不够全面，因而理应完整地描述强国兴衰或者国家兴衰，揭示其兴衰的多变原因”
。
再次，该片的价值取向也存在一些值得商榷之处，正如有人指出，《大国崛起》存在着五个方面的价值取向偏差：洋溢着对霸权的欣赏；美化殖民史；推崇资本主义政治制度；迷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盛赞资产阶级价值观。这些偏差在该片的解说词中时有显现。该片宣传的价值观与我们国家的主流价值观是有一些偏离的，片中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被淡化。所以，我们应该总结经验和教训，制作历史文化纪录片时，传播者必须以科学严谨的态度，从客观史实出发，尊重历史全貌，“而不是从历史中任意裁剪出零零碎碎的片断，让它们服从‘创作意图’，拼凑出所谓的‘历史理性’”
。
最后，该片部分内容有些显得薄弱，在论述有些大国的崛起之路时，并没有讲出大国崛起的真正原因。如第七集“百年维新”讲到日本崛起时，反复渲染，事无巨细地讲述一个日本人涩泽荣一（渋沢栄一）到外国学习的经历和回国改造社会的经历。固然，日本的崛起与向西方学习有着重要的联系，但更重要的却在于日本民族独特的民族特质，正如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所总结的，日本人爱美而又黩武，尚礼而又好斗，喜新而又顽固，服从而又不驯，忠贞而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懦弱，保守而又求新。
正是这些民族特质促使日本走上了变革自强之路，而该片对这些却着墨甚少。可以说，该片在论述日本崛起时并没有重现日本崛起的真实历史进程，这与纪录片的真实性是相违背的，纪录片的真实性要求“存在的真实性与影像的逼真性和谐统一”
。可以说该片的有些剧集没有做到这一点，这无疑是一个遗憾。
当然，《大国崛起》在中央电视台播放，本来就面临很大的挑战，中央电视台作为全国性的媒体，它所面向的是全国的观众，所以它所传播的内容必须符合全国观众的需求，这也决定了传播者在内容把握上的困难，正如该片总编剧所说：“对普通观众来说，有的知识显得深了，对专家学者来说，又显得浅了。”但是，作为在电视上播放的纪录片毕竟还是有真实性的追求，纪录片虽然“通过主体的表现，并对这种表现进行选择和结构，进而表现出主体选择的艺术真实”
，但也不能“粉饰生活，制造虚假的太平气象，也不能在‘真实’的旗帜下，放弃它对社会的责任”
。
《大国崛起》在内容上虽然大体做到了反映历史的真实情况，但某些细节还是有待商榷，并没有做到“叙事整体情致的始终如一”。这也是主流纪录片制作和传播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传播方式的选择对传播效果有着重要影响，以霍夫兰为代表的传播学耶鲁学派提出了劝服艺术的四个命题：一面提示好，还是两面提示好；先说为好，还是后说好；结论是传播者给出好，还是受众自己得出好；理智型劝服好，还是情感型劝服好。中国香港传播学者李金铨将之归纳为“传播者的可信度；片面之词、正反意见并陈；先入为主，后入为主；明白性，含蓄性；用什么诉求方式；谁顽固谁耳朵软”
六方面。在这几个命题中，《大国崛起》有些方面做得好，有些则差强人意。
在提示上，霍夫兰认为，对于教育程度和（或）智商低的受众来说，一面理的信息导致更多的态度变化，而对于教育程度高和（或）智商高的受众来说，两面理的信息会引起更多的态度变化。有人认为该片打破了以前电视劝服上的一面提示，走出历史教材中道德批判式的“一面提示”而进入平衡开放的“两面提示”。实际上，该片在两面提示上做得还不够，在介绍西方大国崛起经验时，大多全面肯定了这些大国的崛起方式，而很少对其中的弊端进行论述，仅仅讲到了日本的军国主义，而对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施行自由竞争而导致垄断，最终酿成经济大萧条的历史教训很少谈及。该片的目标受众主要还是教育程度和智商较高的人，所以应该加强两面提示，将大国崛起过程中的教训毫不保留地揭露出来，为我们国家的崛起提供前车之鉴。
在结论的得出上，霍夫兰认为在一个信息中陈述一个结论，比让结论含而不露的做法会导致更多的态度变化。对于一个信息要点的澄清似乎增加了它的说服力。霍夫兰认为，要使受众接受或改变某种态度，传播者应该把自己的结论明明白白地说清楚，痛痛快快地给出来，因为明白优于含蓄，传播者把结论直截了当地告诉受众，要比让他们自己去猜出结论更为有效。当然，他也指出结论由受众自己得出也并不是一无可取。相反，这样做有时效果更佳。因为，自己得出的结论要比传播者给出的结论更容易接受，也记得更牢，同时也就更不容易动摇变更。《大国崛起》的结论都是直接得出的，其中大多是通过采访学者、专家而经由他们之口给出，并且在最后一集“大道行思”中进行了总结。其实，该片的目标受众应该是有一定文化修养的观众，传播者应该对他们有信心，相信他们通过观看能够得出自己的结论。有些经验和教训不能采取说教的形式，而应该设有一定的悬念，给予受众充分的想象空间，让受众有反馈的机会和余地。
在诉求方式上，《大国崛起》采取的是理智型劝服，情感型劝服较少。理智型劝服，是以充分的事实根据、周密的逻辑推理、冷静的分析论述为特点；而情感型劝服，则不大顾及前因后果、来龙去脉，而主要是通过调动人的感情、感动人的内心、煽起人的情绪来达到目的。可以说二者互有利弊。一般来说，情感型劝服比理智型劝服更加奏效。正如施拉姆所言，“大量实验表明，动感情的呼吁较之逻辑的呼吁可能导致态度的改变”。所以，该片也应该进行一部分情感型劝服，中国受众都受过儒家传统教育，重感情、轻法治，讲中庸、鄙冒险，重规矩、轻创新。在传播过程劝服时，应该加大情感性劝服的比重，将大国的崛起之路与中国紧密联系起来，通过生动形象的影像、声音形式进行劝服。
《大国崛起》还从中国受众的特点出发，采取了符合中国观众收视习惯的传播方式进行传播。中国的电视观众有自己独特的电视欣赏习惯，大多注重情节、故事、人物，“对纪录片相对完整的故事情节、丰富的细节描述和人物性格刻画以及整体的引人入胜都有比较高的要求”
。该片对英国革命、法国革命的故事化叙述确实吸引了大批受众，这也是该片在传播方式上的亮点之一。
总之，《大国崛起》在传播方式上确有独到之处，它淡化了传统历史文化纪录片的说教意味，通过理智的说理直接陈述结论，但也在某种程度上缺乏两面提示和情感型说服。电视传播观念应该“由平面宣传理念趋向立体传播理念传播思维，由趋同思维趋向另类思维，个性思维，创造性思维”
。这才是电视传播应走之路。
《大国崛起》的传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固然与其传播时机的把握及传播内容、传播方式的别具一格有关，实际上，该片是在构建一个巴特和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所说的神话。巴特认为大众文化的传播实际上是在创造一个又一个“流行神话”，在流行神话中，每一个动作都被赋予清晰明确的特质。只要对手进场，观众立即就明了他的角色意义。
列维-斯特劳斯通过对神话的分析认为在神话的复杂表现中总能寻找出某种基本模式。礼仪人类学也认为神话是一种匿名创作的叙事，它提供了世界为何如此这般与人们为何如此行事的解释。
《大国崛起》实际上就是创造一个个大国崛起的神话，在这些神话中，传播者希望通过解释西方大国崛起的原因，总结大国崛起的宝贵经验，劝服中华民族走上强国之路，体现出了中国人民自强崛起的强烈愿望。
虽然《大国崛起》的制作和传播存在一些遗憾，仍然不可否认其重要的时代意义，中国电视对“提高全民族的思想政治觉悟和科学文化素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当前中国正处在崛起之路上，大国崛起解释和介绍西方大国崛起历程是非常及时和必要的。中央电视台制作和传播《大国崛起》，实际上是在履行教育国民的使命，正如传播学的集大成者施拉姆的一句话：“所有的电视都是教育的电视，惟一的差别是它在教什么。”
可以说该片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使命。
总之，从传播学角度进行分析，中央电视台制作和传播纪录片《大国崛起》是一次成功的传播活动，取得了良好的传播效果，同时也为中央电视台赢得了荣誉。正如麦克奎恩（David McQueen）所说：“纪录片仍然是电视广播中一个有威望的领域，吸引着报刊杂志评论所注意，并为制片人和电视机构赢得荣誉。”
所以，《大国崛起》大获成功的经验值得其他主流纪录片制作和传播时参考和借鉴。同时，制作、传播过程中的遗憾和缺陷也值得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