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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说：“人靠自然界来生活，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形影不离的身体。”
生态思想家唐纳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说：“今天，我们所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度过这场危机需要尽可能准确地理解我们对自然的影响，在理解的基础上利用这种理解进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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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关于生态文明的重要思想，包括“生态兴则文明兴”的深邃历史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科学自然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观、“良好生态环境是普惠的民生福祉”的基本民生观，体现出高超的政治智慧和富有远见的文化视野。从古至今，生态文明观一直伴随着人类的演进，现如今生态文明成为一个国家发展的重中之重，而关于生态文明的自然纪录片随之受到广泛关注。
纪录片作为一种既广受欢迎又不可抗拒的电影形式，
拥有多种形式、多种题材，而自然纪录片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及自然纪录片，首先映入脑海的可能是BBC大制作和震撼的场景，而美国虽然同属自然纪录片的输出强国，但在中国业界却显得默默无闻，学界鲜有文献对其进行深入研究。自然纪录片以动态影像的视觉形态向公众展示自然生态，对自然生态保护和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中国自然纪录片却存在着数量少、声画可分离、专业从业人员少等问题。作为自然纪录片生产大国之一，美国拥有人才、资本、技术优势，其自然纪录片选题新颖、内容生动、形式创新、技术先进，辅以商业化的运作模式，取得了良好社会效益和商业效益，值得中国自然纪录片从业者参考借鉴。本节旨在挖掘美国自然纪录片的特色，结合中国自然纪录片的现状和问题，探究美国自然纪录片对中国自然纪录片的启示，以期助推中国自然纪录片的重塑和可持续发展。
作为高质量作品的生产和输出国家，美国自然纪录片在探索创新的过程中塑造了国家地理频道和Discovery Channel（探索频道）两个闻名世界的纪录片频道，在自然纪录片的选题、拍摄、后期处理等方面形成了鲜明的特色和风格。
纪录片指具有内容真实性和呈现真实性的电影，主要用于非剧场放映。 [2] 真实性是自然类纪录片的本质属性，是一种艺术的表达形式，也是吸引受众的基本特征，主要通过再现生活中各类动植物来实现。美国自然纪录片选择采用手持摄影方式拍摄特殊的画面，为了保持画面的真实性，在后期剪辑时，视频中工作人员的微妙表情或因负重产生的粗气等都会直接被剪辑到成片中，以音视频结合的表达方式呈现给受众，在增加纪录片真实性的同时，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融洽相处的场面。在《海豚湾》中，工作人员身影及其行走踪迹等镜头都会直接放置在剪辑好的视频中，以此凸显纪录片的真实及制作拍摄背后的艰辛。
和剧情片一样，纪录片的表达也离不开虚构的表意形式。
好的虚构可以通过影像将事实、事实本质栩栩如生地呈现出来，让观者在情境中感受到一种“同时性”，继而重新解读历史、认知现实。美国自然纪录片不乏虚构作品的呈现，《侏罗纪格斗》采用了建模的技术来制作恐龙，视频里每个类型的恐龙都栩栩如生，仿佛真实拍摄所得。真实与虚构并存的制作方式增强了自然纪录片的可观看性和相关专业知识的科普价值。
探索频道强调其自然纪录片“不是纪录片，而是纪实娱乐节目”，“完全避免无味的说教，追求教育与娱乐并重”，“完美的故事讲述方式，另外精美的画面和流畅的剪辑，让受众不自觉融入我们的片子”。
由于美国无声喜剧的娱乐性传统，美国自然纪录片总体偏向娱乐化，解说语言轻松幽默，画面剪辑生动活泼，有效避免了纪录片说教现象，让观众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下接受影片所传递的真实内涵。
自然纪录片蹲守拍摄和制作周期较长，可以捕捉到动物之间有趣的互动画面，然后利用后期将其制作成幽默的成片吸引观众眼球，在剪辑时会利用轻松配乐渲染画面的趣味性。就像《南极洲：不一样的大自然探险之旅》中企鹅排队在冰上行走的画面，这一段的配乐自然地融合在画面中，当一只企鹅跳下时就会有像敲锣一样定点的声音配合画面，而最后一只企鹅犹豫不知道从哪里跳入时，配乐也选择了符合其心情的一种旋律——无定点声音，在它最后不小心踩空落入海中时，配乐又恢复定点声音节奏，整个画面看起来和谐又不失艺术感。在剪辑的过程中对于快慢镜头的使用更加注重节奏，融入了幽默感，突出动物的趣味活动。《狮群的日与夜》中，狮子捕捉猎物时跳跃的动作和小心翼翼行走的步伐被调整为慢镜头，而小狮子围绕母亲想要吃奶的过程设置为快镜头，这样不会让观众错过小狮子围绕母亲转圈的萌态，还可以避免蒙太奇手法下长镜头使观众产生不满情绪，由于长镜头会影响观众的观影感受，因此调整速度是最好的表现手法，既有效地保存了视频的完整性，又不会让视频有拖沓之感，让观众观影体验更佳。
美国的影视作品在工业革命后朝着精密的体系化方向发展，自然类纪录片的商业气息较为浓厚。塑造品牌是纪录片产业运营的重点，美国已经缔造了国家地理、探索频道等闻名于世界的纪录片频道，其播放的纪录片一部分是自主制作完成，另一部分是收购版权所得，同时也与其他视频公司合作。在美国有数十家专业或者主要投资纪录片的基金会，有些隶属于大型的财团，有些是纯粹私人捐助的基金，有些则是从属于电影节、电视台或专业研究机构。
基金会的投资可以提高拍摄设备的等级，提升拍摄的质量，保障摄制组有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拍摄和制作自然纪录片精品。
商业性是纪录片的重要特征，但是美国并没有因为追求商业性而忽略纪录片本身的艺术性，而是利用其商业价值更好地谋求艺术性的发展，两者之间形成相伴相生的关系。正是因为美国对自然纪录片艺术性和真实性的不断追求，才拥有如今庞大的受众群体，再通过受众的反馈不断提高自然纪录片的质量，让其扎根于世界纪录片市场之中，获取更多收入，从而再投资到拍摄中，制作高质量的自然纪录片。在满足受众精神文化需求的同时，还能够创造巨大的经济收益，商业性的本质从某种程度上推动了纪录片艺术性的发展。
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在《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中指出，19世纪以后特别是自20世纪以来，社会关系被一步步嵌入市场体系，“它意味着要让社会的运转从属于市场”。这是一种社会的根本性转型：“以往市场机制嵌入整个社会体系，而现在则颠倒过来，整个社会体系嵌入市场机制。”
随着经济与文化的不断发展，作为一种文化产品的纪录片，要想进入全球化的市场中，就需要进行去政治化的处理，在传播的过程中运用全球视野，以市场化运作方式，生产具有较高艺术性和商业性的纪录片，以去政治化的特征体现出价值中立的立场。
艺术的意识形态属性决定了文学艺术总是直接或者间接地表现着或折射着复杂而微妙的种种社会关系和社会现实。
在影视艺术中总是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些政治意味，而自然纪录片会将具有政治宣传味道的内容进行改造，保证其原有的艺术特色。美国自然纪录片以第一人称或者第三人称的手法叙述，不会在其中添加政治意味的话题，这类纪录片不像人文和历史类的纪录片，不存在大量的时代背景、生态政策等宣传和教育，因此迎合了受众的口味，提高了整个节目内容的趣味性，消除了政治因素可能带来的说教味。
与其鲜明的艺术特色相匹配，美国自然纪录片在题材选择、拍摄技巧、语言表达方面体现出了显著的创作特色。
美国三面环海的地理位置，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外向型的海洋文化，造就了美国人民追求新鲜事物的心态，冒险精神被推崇为民族文化精神，民众拥有较强的想象力和创新力。海洋文明下的美国人有着经商头脑，重商主义的传统驱动美国发展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雄厚的商业资本为自然纪录片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自然保护区（阿拉斯加的伊莱亚斯国家公园）和最早成立的自然保护区（黄石公园），大型自然保护区为自然纪录片拍摄提供了天然的素材，拥有大规模的物种聚集，能够拍摄到震撼的画面。
美国的自然纪录片选题广泛，在地域上并不局限于美国本土，制作团队也会深入世界各地寻找有价值的素材进行拍摄制作；拍摄对象不仅选择大自然的各种野生生物，还会选择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宠物来进行跟踪和拍摄，与人类比较亲近的猫、狗宠物类纪录片受到了很多人群的关注。在美国的纪录片中，不仅有让我们看了会变成爱猫人士的《为猫痴狂》（ Must love cats ），还有帮助我们了解自家猫咪反常原因的《管教恶猫》。虽然英国拍摄的有关宠物猫和宠物狗的纪录片较多，但是美国拍摄的内容与英国不同，差异性内容的创新吸引了国内外观众。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对于高分辨率的视频需求更大，低画质画面逐渐淡出观众的视野，提高摄影设备的专业性，有助于提升作品的专业度和可观赏性。美国纪录片《狮群的日与夜》中采用了热成像摄影机，即使是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任何有温度的物体都可以显示其轮廓。该片利用尖端设备拍摄到了逐渐变冷的树叶的暗轮廓和血液温热的水牛的明亮轮廓等内容。《海豚湾》采用远程遥控直升机和水下隐蔽摄像头，拍摄大型的残忍捕杀海豚的场面。摄制组在水下安装了摄像机和听音器，有效拍摄和监听到水下的动静，拍摄中使用的摄像机都是只有在军事领域才用的无热源高清摄像机，即使是黑暗中也能够清晰地捕捉所需画面。国家地理频道注册了一个名为“动物摄像机”的商标，工程师将八毫米的摄像机用防水材料包裹起来，将其附着在海龟等动物身上进行拍摄，正是因为这些先进的设备，美国才能拍摄出优秀的纪录片。
一部优秀的自然类纪录片，本身需要强大的科学团队支持。美国吸引了世界各地大量的高端科学人才，很多一线的科学家自愿参与到自然纪录片的拍摄之中，给予自然纪录片更大的技术支持。《海豚湾》的创制中就有大量的专业人员，包括世界顶尖的海豚驯养专家和海豚音学学家，导演本人就是一名潜水员，热衷于水下拍摄，是《国家地理》杂志的摄影师；加拿大自由潜水女子冠军和其担任自由潜水教练的丈夫也参与了拍摄，拍摄团队中还有很多自由潜泳者参与。曾经斩获第79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纪录长片的《难以忽视的真相》中有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Albert Arnold Gore Jr.），以及美国的演员和原创音乐家比利·维斯特（Billy West）的参与，阵容豪华。《老虎私生活》和《非洲虎啸》中有世界闻名的自然学家约翰·瓦蒂（John Varty）和戴夫·萨尔莫尼（Dave Samoni）。《南极洲：不一样的大自然探险之旅》有苏联南极研究组织、美国南极计划组织、澳大利亚南极分部、意大利南极分部及中国南极研究组织的技术支持和信息提供。著名演员艾利克斯·斯科特（Alex Scott）为这部纪录片配音，科学顾问兼潜水员的麦斯托（Jim Maestro）成为该片的杂项船员和潜水员，拍摄海底的画面。美国的国家地理频道拍摄的《水深火热的星球》邀请了英国著名的电视节目主持人、探险专家贝尔·格里尔斯（Bear Grylls），即中国观众熟知的“贝爷”，频道和主持人都拥有较高的知名度，奥斯卡奖获得者吉勒莫·纳瓦罗（Guillermo Navarro）和艾美奖得主霍尔莫斯（Martha Holmes）是这部影片的制片人，整个制作团队阵容豪华，在拍摄期间他们总共动用了二百七十多名工作人员，保障了纪录片的质量。
爱德华·霍尔（Edward T.Hall）在《超越文化》一书中提出了高语境文化和低语境文化的概念。高语境文化中所有的信息都贮存在接收者的身上或者背景之中，传达的讯息中只包含极少的信息，但是在程序的编制上花费时间多，一旦没有编程，交流就是不完全的；低语境文化则相反，它大多数的信息必须包含在传达的讯息中，以弥补语境中缺失的信息，可以迅速地改变。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相比于拥有千年文明的古国，本身就是一个“孩子”，是一个由来自多个国家移民人群共同组成的年轻国家。这使得美国的纪录片在传播过程中不会使用那些难以理解的词汇或语句，只能选择让所有人可以同时理解的简单解说。美国在自然类纪录片上就是爱德华·霍尔所提出的低语境文化国家，然而也正是因为它没有厚重的历史，所以解说和配乐都偏向于现代风格，不会出现像中国宫廷风范的厚重解说和配乐，日常化的解说词使得观众不需要花费太多时间解码。
马克思曾经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说：“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
自然纪录片中被拍摄的动植物都是没有语言表达能力的生物，必须借助人类的纪录片语言进行叙事。在解说词方面，美国更偏向于如实叙事，不会过多添加主观解释，相当于看图说话，追求的是写形，而不是写意。对于画面的解说属于英国哲学家吉尔伯特·赖尔（Gilbert Ryle）所说的浅描，大多数的解说都只停留在画面表面，不做深层解读。口语化的语言表达，搭配上谈话式的自然语速，不会给人一种刻意放慢语速的感觉，而是拉近与观众之间的距离，沟通更加顺畅。
相比中国人文历史类纪录片的繁荣，中国自然类纪录片显得相对沉寂，这受制于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文化传统。中国自然纪录片存在地点集中、宣传味浓、营利性差、声画分离等问题。
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文化的国度，是人文历史类纪录片的沃土。在国家层面的鼓励和扶持下，人文历史类的纪录片在世界范围内遥遥领先，但是自然类题材的纪录片却相对较少。在地理环境上，中国三面与陆地接壤，一面环海，曾经长期处于封闭的农耕经济状态，重农耕仕进，不常跟海洋打交道，连中国古籍中的“东海”也多被视为遥不可及的概念。在文化传统上，中国长期以儒学为指导思想，强调以“仁”为核心的“三纲五常”，故中国文化是在农耕基础上产生出来的以儒学为基点的内陆型文化。
相对来说缺乏冒险的精神，思维局限在本土范围之内，于是自然类纪录片的题材几乎都在国内拍摄制作，很难跳出本国界线进入国际自然领域。虽然中国的自然保护区数量较多，但分布较分散，无法形成较大自然保护区，因此难以形成大规模的生物聚集，再加上拍摄者均为摄影相关专业人员，一般较为缺乏科学家所储备的专业知识，不太了解动植物的生活习性，在拍摄时会很难准确地掌握其规律，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自然类纪录片的拍摄质量，导致市场上作品较少，影响力较弱。
中国有一种独特的纪录片形态被称为宣传性纪录片，它包括两种类型，一种是纯粹的宣传纪录片，一种是用于宣传的同时也兼顾教育的纪录片。
中国自然纪录片大多数属于第二种宣传性纪录片范畴，其内容总是或多或少地带有宣传意味，从整体上会给观众带来一种严肃的观感体验。如中国在2018年4月播出的《家园生态多样性的中国》，虽然属于自然纪录片，但更多的则是为了宣传中国在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发展理念，传递美丽中国的形象。这种试图以潜移默化的方式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纪录片会影响少部分观众的观影体验。
由于地理环境上形成的内陆型文化，导致中国人重义轻利，也使得早期纪录片作品不属于完全的商业化作品。马克思指出：“真正的财富在于用尽量少的价值创造出尽量多的使用价值，换句话说，就是在尽量少的劳动时间里创造出尽量丰富的物质财富。”
但是自然纪录片是个例外，它的投资要远远大于其他题材的纪录片，不可能实现低成本高回报，导致很多盈利主体对自然纪录片投资不足。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中国自然纪录片在发展过程中受到物质生产方面的制约，尤其是资金和技术设备上的制约。中国各大地方电视台都要考虑收益问题，而自然类纪录片投资成本大，回笼资金周期长，拍摄所需的设备要求很高，这些因素都与资金相关联，因此地方电视台不愿意去拍摄自然纪录片。而社会上的个人则没有太多的资金和高端设备去拍摄制作，因此只能望而却步。这严重制约了中国自然类纪录片的数量和质量水平。
比尔·尼克尔斯提出纪录片电影主题的六种模式：说明模式、诗意模式、参与模式、观察模式、反身模式和述行模式。他将说明模式形容成“上帝之声”，指的是通过字幕或者旁白提出观点、展开论述或叙述历史，直接向观众进行表述。越来越多的影片使用那些经过专业训练、声音洪亮清晰的男性进行解说，这也是说明模式的一个显著特点。中国说明模式类型的纪录片产量多，自然纪录片几乎都属于这种类型。解说语言书面化，带有大量修饰词，内容较为华丽，经常采用隐喻的方式宣传中国文化观念，尤其是在关于山水的解说中，运用大量文学语言，各种拟人手法常常应用于解说文字之中，体现了典型的爱德华·霍尔所说的高语境文化。
中国自然类纪录片中大多数配乐会传递一种磅礴大气之感，旁白解说词会含有大量文化信息，文字选择较为凝练精辟，许多时候蕴含着大量深层含义，观众在欣赏的同时需要运用自身储备信息去解码。而文化水平较低和知识储备量较少的人群则需要更多时间去了解，甚至需要查阅大量的资料，因此中国纪录片受众多数是文化层次较高的人群。
中国从古到今都格外追求画面中的意境美及深层含义，因此纪录片中总会呈现大量唯美镜头，而且画外解说颇多，有时还会增加历史性的背景解说，解说篇幅总体偏大，目的是给观众传达中国历史文化及价值观念。中国自然纪录片总是用解说代替画面内容，整部纪录片的解说词就能构成一个完整故事，观众完全可以抛开画面只听解说，一般不会出现遗漏，这样使得画面成为解说词的附加物，减少了画面对观众的冲击力和吸引力，从而弱化了纪录片的画面效果。有些纪录片的解说语速相对于正常的谈话语速比较慢，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引起受众反感，从而放弃观看。
中国专业人才流失情况比较严重，科研界又没有太多的科学人才资源可以分流给纪录片进行合作拍摄，多数作品的拍摄人员都是专业的拍摄者而非科学家，导致中国自然纪录片制作缺乏科学知识储备。
埃弗里特·休斯（Everett Hughes）曾说：“当一组人形成了一点共同的生活从而与其他人有一定的距离，当他们占据社会一个共同的角落，有了共同的问题，或许有几个共同的敌人的时候，文化便产生了。”
目前中国科研机制和教育机制存在一定的分歧，学科与学科之间缺乏紧密的联系。斯诺（C.P.Snow）提出“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的观念，认为这两种文化指的是文学知识分子的文化和自然科学家的文化，两者之间存在深刻的相互怀疑和相互不理解，并导致运用技术以缓解世上问题的前景产生破坏性后果。
在中国一些理工科研究人员往往缺少传播科学知识的能力，而专业从事传播和宣传的专家又不精通其他学科的科学知识，国内纪录片导演及拍摄者很少有机会去真正学习相关的自然生态等专业知识，难以独立完成自然纪录片拍摄制作。在中国独特的管理体制下，学者大多专职从事科学研究，即便被动介入自然类纪录片的拍摄，也会被视为不务正业，近些年来的跨界让此类现象得以缓解，但是科学家参与自然纪录片拍摄的热情仍然不高。
自然类纪录片起源于西方国家，带有更多的科学知识和理性色彩，在拥有数千年中华文化的中国土壤上，需要缓慢培养，让其适应。在与西方自然纪录片的竞争中，中国自然类纪录片存在诸多不足，美国自然类纪录片上取得的成功经验，对于中国自然纪录片创作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人才是文化产品生产的关键。中国自然纪录片制作团队要广纳各个领域的专业技术人才，邀请更多科学家一同参与拍摄，科学家团队应该包括动物学、植物学、生态学等专业的学科背景，避免因缺乏相关专业知识而导致拍摄迟滞。大量科学家的加入会提高自然纪录片的影响力和公信力，并能准确传播科学知识，提升自然纪录片的科普价值。
自然纪录片行业要培养高质量的专业人才，吸收更多年轻从业者。制作团队在自身经济条件支持的情况下，可以组织团队成员集中培训，培训内容不仅包括本专业的拍摄制作技能，还要学习大量自然科学知识。被誉为中国电影纪录片第一人的甘露曾经说，如果要做一个纪录片导演，就需要你的功力，你的敏感度，你的感受力或者是你的一种修为。
团队中的导演和制片人也是相当重要的角色，应该加强对于他们的训练，提高导演对拍摄对象的敏感度，拍摄更多高质量的画面和细节；提高抗压能力，进行长期的野外拍摄指导；加强谈判的能力，为团队争取更多的资金以补充设备和吸纳新成员。
对于科学专业人才的培养，国家可以出面与国外专业人才进行联络，邀请他们前往中国或在本国协助制作团队进行科学知识上的传递；加强与国际之间的科学合作，解决国内科研人才数量少、人才流失严重等问题。国家或者单位不应该限制科学技术人才进入纪录片的拍摄团队，放宽对科研人才的管理，让他们深入自然类纪录片的拍摄过程中，这样既能够让自然纪录片产生质的飞跃，也可以让科研人员走出实验室，深入实践，将理论与实际结合，在科研方面更上一层楼。
《生命的故事》（ Life Story ）系列纪录片的制片人鲁珀特·巴林顿（Rupert Barrington）认为：“拥有较高的分辨率有利于自然历史类纪录片的发展，这是图像质量的进一步发展，许多引人注目的自然历史类纪录片都是因为其分辨率和图片的质量。” [3] 一直以来，中国自然类纪录片深受资金和技术瓶颈的制约，因此可以吸收借鉴美国经验，从社会中吸纳一些资金来支持团队拍摄，如采用当下较为流行的众筹模式。自然纪录片的制作生产不能仅仅依靠政府或者相关单位的资金划拨，要鼓励引导社会资本进入自然纪录片行业。自然纪录片的创作周期长、成本高，对拍摄设备要求高，为了保证拍摄团队专注于拍摄，可以成立专门基金会，为纪录片提供专项资金，保障纪录片拍摄团队资金充足，避免出现因资金链断裂而停止拍摄的情况。
自然类纪录片的发展不再只是依赖于电视台或者爱好者拍摄制作，社会中的拍摄团队和制作公司也可以参与其中，国家应该给予一些政策上的扶持和资金上的协助。可以建立一套完善的商业制作机制和流程，保障纪录片发展资金的科学管理。从国家层面提高自然纪录片从业者地位，让更多感兴趣或有经验人员主动参与到自然纪录片的拍摄中，壮大拍摄制作团队。在引导社会资本进入纪录片领域的同时，国家可以进行相关政策的扶植，同时加大投资力度，主动与自然纪录片产出大国进行双边合作拍摄，带来双方的资金注入，同时拥有国外较多先进拍摄设备的加盟，以及较高科研水平科学家的参与，将有助于提高纪录片制作的水平。
美国电视网实行制播分离的制度，中国纪录片尤其是自然类纪录片行业亦可效仿和学习，由一些影视公司等专业机构进行拍摄制作，而不是局限于国家或地方电视台制作，纪录片产品可以通过开放竞价将版权出售给相应平台，从而实现资金回笼。继中国IP剧迎来较高热潮后，视频网站开始进军纪录片行业，但多是人文、地理、历史类小型纪录片。视频网站本身属于商业性质的企业，商业化的发展模式会让其制作出观众喜闻乐见的内容。我国纪录片的商业化程度较低，小项目和常规的电视栏目仍然维持着作坊式的生产方式。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2017年单集纪录片节目最高售价仅为5万元，免费赠送甚至是行业内普遍现象，而电视剧的单集售价已经达到数百万元。
为了提高自然纪录片的商业化水平，可以邀请影视明星或社会公众人物进行配音，增加纪录片观看人数，从而加快资金回笼。自然纪录片不能仅在电视或者视频软件上播放，还可以制作成院线电影一样的时长，在电影院进行播放，以增加资金回笼渠道。同时所拍摄高分辨率素材留存档案，形成数据库，供未来研究和交易。
如果一部纪录片缺乏艺术性，就如同人缺少了灵魂，给人造成一种拖沓和累赘感，直接影响收视率。法兰克福学派曾经对大众文化提出了批判，认为文化产品在经过商品化后会失去艺术性。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认为：“投资每部电影的资金数目可观，因而要求迅速回收资金，这种经济要求阻止了对每件艺术品的内在逻辑的追求——即对艺术品本身的自律要求的追求。”
文化产品致力于追求艺术性，即便是好莱坞商品电影也仍然拥有较强的艺术性。因此，自然纪录片在追求商品化带来的利润之时，也应保持对艺术的忠诚，实现艺术性与商业化的平衡，从而取得物质与精神的双重丰收。
有人说人生是找到自己的舒适圈，也有人说人的成长就是不断突破自己的舒适圈。对于自然纪录片的创作者来说，拍摄对象是首要考虑因素，而如果一味将拍摄对象定在国内，从反面看就是一个创作的舒适圈。虽然逃避令我们害怕的场合和任务是世上最自然不过的事，因为当我们逃避的时候，可能会暂时缓解焦虑和恐惧，但同时我们也拒绝了真正的机遇。
尽管中国国土面积广阔，生物多样性丰富，但并不是涵盖全球所有动植物种类，如果创作者一味地逃避拍摄自身舒适圈以外的生物，则会限制其发展，而跳出内陆型文化束缚，走出中国走向世界，拍摄更多种类及多区域同物种对比的自然纪录片可以为未来中国自然纪录片的发展带来更大的机遇。从另一方面考虑，选材范围的扩大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增强纪录片的新鲜感，甚至独具慧眼地发现有价值的动植物，拍摄到稀有的趣味性画面，可以开拓更大的观众市场，赢得国外观众的认可。
自然纪录片在提升商业化、回笼资金的同时也要提升自身的趣味性，从根源上摆脱宣教意味。作为一种视觉艺术作品，故事叙述和画面呈现极其重要，能够构建一个吸引大众的完整故事。趣味性是纪录片吸引观众的重要特质，犹如人体四肢一样重要，让自然纪录片不再呆板，变得更丰富，更吸引人。纪录片本身就以记录为主，不像电视剧的虚构叙事，没有太多所谓的戏剧性冲突，叙事方式比较平淡。许多创作者认为，现在拍到的东西，就是现在进行时，其实不然，它可以永远作为象征性的抽象化了的材料而存在。
因此自然纪录片并不是所谓的现在进行时，它能够成为未来文化中的“最美风景”，在代代相传中生生不息，保持长久的生命力。
在自然纪录片中，动植物是主人公，是整个影片的核心要素，所有内容都要围绕其展开，因此生物种类选择不同就会呈现出千差万别的趣味性叙事。在拍摄时可以从专业知识角度出发培养故事性思维，从趣味性故事出发去拍摄所需视频素材，拍摄前期利用专业知识确定多种拍摄主题，提前做好重点预估，剪辑的过程中可以依据拍摄所得素材构建生动情节，尽量做到不添加主观叙事，保证其客观性。
镜头剪辑作为作者表达思想的手段有两个层次的意义：其一是形式构成层次，通过一定的物理介质作用于人的视觉感官；其二是意义构成层次，通过一定的形式将一些基本的表意单元以特定的方式组合起来，用以表达复杂的观念。
纪录片创作者总是会用各种镜头交替来表达想要展现的内容，如快慢镜头的结合、远近镜头的切换、虚实镜头的突出重点等。自然纪录片要更好地呈现细节之处，使用大自然最原始的声音，带给观众一种亲近大自然的感觉。可以使用空间叙事方式来衬托主体，对不同时间和不同区域的同类主体进行对比，在增加趣味性的同时，带给观众更直观、更全面的知识。
声音是纪录片的重要组成部分，匈牙利电影理论家贝拉·巴拉兹十分重视声音的作用，他认为“声音将不仅仅是画面的产物，它将成为主题，成为动作的源泉和成因，声音激发动作的作用丝毫不逊于画面”
。叙事理论家热拉尔·热奈特（Gérard Genette）曾经说：“叙述者可以在某种元语言的话语中起作用，以标志出话语的衔接、关连、内在联系，总之，即内在组织。”
自然纪录片应该重视利用低语境的解说词，使用能够让受众轻松理解的解说语。自然纪录片解说词要符合逻辑，环环相扣，尽量减少带有宣教意味的解说，不能总是以强调自身文化厚度为传播目的，否则会在国际传播中产生反作用，造成理解阻碍，陷入国外观众看不懂、听不懂的尴尬窘境。同时，要注意影片本身生动形象的传达方式，使得整体内容更易于理解。很多时候直白语言的传播效果要比文雅厚重的内容更有穿透力，更能够引起人们的关注，直击观众内心。
真正深入人心的自然纪录片需要是用画面说话，高质量画面所拥有的超强震撼力离不开先进技术设备的支持。如今技术设备快速更新迭代，创作者应该及时购买采用高科技、高分辨率设备，更为精准地捕捉动植物细节，出色完成拍摄任务，将细微之处真实直观地呈现给观众。如此，没有煽动人心的语言刺激，只有质朴的画面，真正体现了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意境，给观众留下丰富的想象空间。
美不但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反过来，它影响着我们，教育着我们，提高生活的境界和意趣。
大自然赋予我们美的事物，自然纪录片用记录的形式再现自然的魅力，一方面娱乐观众的身心，解压消遣；另一方面，提高了观众的科学认知和审美水平。观众在解压或者消遣中，适应了现代快节奏生活方式，获知了科学知识，提升了综合素养。文化研究学者斯图加特·霍尔（Stuart Hall）认为，文化存在三种可能的解码：偏好的解读、商榷的解读、对立的解读。
在自然纪录片的传播过程中，观众会根据偏好选择纪录片进行观看，在观看的同时会产生多种意见，甚至是完全与影片对立的意见，自然类纪录片创作要开展全面的市场调研，深入了解多种意见，依据受众喜好选择相关主题，及时调整创作思路和技巧，创新题材和表达方式，创造更多的自然纪录片精品。
[1] Donald Worster， The Wealth of Nature ： 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the Ecological Imagination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p.27.
[2] William Sloan，“The Documentary Film and the Negro：The Evolution of the Integration Film”， 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Cinematologists ，No.5，1964，pp.66-69.
[3] David Fox，“4K is a matter of natural Survival”， TVB Europe ，No.4，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