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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老百姓口头文学中的“故事”概念该从哪里找呢？最好的办法是从明清白话小说中找，因为白话小说面向市民、面向市场，多是“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是文学大众化的文本体现，正如吴承学指出的：“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明清文学与现代文学的联系最为紧密直接。……不同之处在于，晚明的变革只是中国传统内部的一次自我调整，而‘五四’则是一场思想文化的革命，其思想原动力主要来自近代西方。在思想上，大众化是现代性的一个重要表征。‘五四’新文学所谓口语化、走向民间等思潮，就是在文学上的大众化表现。”
现存最早的话本小说《清平山堂话本》并没有出现文学意义上的故事概念。
但是，到了冯梦龙的“三言”拟话本，故事开始脱离历史的窠臼，逐渐向文学靠拢。在最早成书的《喻世明言》中，故事尚是文学化的历史，如：“沈炼每日间与地方人等，讲论忠孝大节及古来忠臣义士的故事”（《沈小霞相会出师表》），“如今在下说一节国朝的故事”（《滕大尹鬼断家私》），“我今日说一节故事，乃是张道陵七试赵升”（《张道陵七试赵升》），而在最晚成书的《醒世恒言》中，故事的内涵越发多样，虚构文学的意味更加浓烈，如：“方才说吕洞宾的故事，因为那僧人舍不得这一车子钱，把个活神仙，当面错过”（《一文钱小隙造奇冤》），“若有别桩希奇故事，异样话文，再讲回出来”（《徐老仆义愤成家》），“我又闻得一个故事”（《大树坡义虎送亲》），在这里，既有“说故事”“讲故事”，也有“闻故事”，故事是作为一种“说”“讲”的文学形式被言说的。
但故事并不指称口头讲说的全部叙事文学，而是特指讲述“希奇事”的文学作品，所谓“世上希奇事不奇，流传故事果然奇，今朝说出希奇事，西方活佛笑嘻嘻”
，指的就是故事的传奇性特征。
最能体现明清以来民间文学故事观的白话小说，当属艾衲居士的《豆棚闲话》。艾衲居士可能是明末清初的杭州遗民，其“闲话”即是故事。该书开篇即说，夏天的豆棚下，“那些人家或老或少，或男或女，或拿根凳子，或掇张椅子，或铺条凉席，随高逐低坐在下面，摇着扇子，乘着风凉。乡老们有说朝报的，有说新闻的，有说故事的”。在这里，故事与新闻并举，或许“旧事”的意味重一些。《红楼梦》第三十九回凤姐对刘姥姥说：“你住两天，把你们那里的新闻故事儿说些与我们老太太听听。”
对于听众来说，无论故事还是新闻，关键在于“异闻异见”，并不讲究其真实性。正如听众鼓励说故事的人：“如当日苏东坡学士，无事在家，逢人便要问些新闻，说些鬼话。也知是人说的谎话，他也当着谎话听人。不过养得自家心境灵变，其实不在人的说话也。”那讲故事的人也解释说：“在下幼年不曾读书，也是道听途说。远年故事，其间朝代、官衔、地名、称呼，不过随口揪着，只要一时大家耳朵里轰轰的好听，若比那寻了几个难字，一一盘驳乡馆先生，明日便不敢来奉教了。”
这段解释，上升到故事理论的高度，就是普罗普的形态学观点：“（故事中）变换的是角色的名称（以及他们的物品），不变的是他们的行动或功能。……对于故事研究来说，重要的问题是故事中的人物做了什么，至于是谁做的，以及怎样做的，则不过是要附带研究一下的问题而已。”
可见，在明清时期的杭州，人们对故事的理解已经非常接近现代故事观念。
《豆棚闲话》通过小说中的人物对话，指出了故事的口传特征、传奇性特征、变异性特征，以及职业故事人现编现创的创作特点等。比如，在第八则故事中，讲故事的少年解释其故事“我是听别人嘴里说来的，即有差错，你们只骂那人嚼蛆乱话罢了”，众人则解释“不管前朝后代，真的假的，只要说个热闹好听便了”。在少年的故事中，又出现一个名叫孔明的瞽目说书人，自称“品竹弹弦打鼓，说书唱曲皆能”，试演时，“孔明也就把当时编就的《李闯犯神京》的故事，说了一回。又把《半日天》的戏本，唱了一出”，这段描写说明，听众是认可现编现说故事的。
但小说毕竟是文人创作的，所以，在这些白话小说中，正统文人的故事观与民间文学的故事观往往交替出现。正统文人的故事观将故事视作常态的、循例的事务，因此常常出现“虚应故事”（敷衍了事）的说法，如：“若官府不甚紧急，那比较也是虚应故事。”
但在另一方面，作者又会依着民间故事观，将故事视作非常态的、例外的事务，因此又会出现“闹故事”的说法。如《红楼梦》第六十一回：“每日肥鸡大鸭子，将就些儿也罢了。吃腻了膈，天天又闹起故事来了。”第六十二回：“我说你太淘气了，足的淘出个故事来才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