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历史演进法的局限

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研究》的发表，曾让我们耳目一新，奉为故事研究之圭臬。但以实证史学的方法治故事学，其局限性也是非常明显的：片断、偶然的文字记载，永远无法复原故事流变的路线图。

以下我们从三个方面来讨论这一研究范式的局限。

（一）我们必须看到，历史演进法有一个明显的预设前提，即：“一元发生”和“线性生长”（一源单线）。这在近现代历时研究中，是个很普遍的预设。但是，以今天的故事学理论来看，这一预设本身的合法性是可以受到质疑的。

在讨论孟姜女故事结局的时候，顾颉刚认为：

负骸骨归之说，在“秦始皇欲纳孟姜”之说未起时确是一个重要的说法。……因为这是滴血之后的一个重要的任务……孟姜女的死有三个时期的不同，第一时期是崩城后而投水，第二时期是负骸归家而力竭，第三个时期是不受秦始皇的要挟而自杀。

事实上，据不完全统计，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调查中，陕西 、河北 、浙江 、台湾和闽南等地 都发现了孟姜女负骸归家故事的流传，湖北还有孟姜女把丈夫骸骨收回家后放在阴床上救活了的说法。 可见“负骸归家”的故事从来就未曾让位于“自杀”的故事。多种说法长期共存于民众口头传统之中，未必是一种前后承接的历时关系。我们至多只能说，孟姜女“自杀”的故事晚出于“负骸归家”的故事，而且逐渐占据了主流。

但是，出于“线性生长”的预设，顾颉刚忽视了同时共存的多种可能性，先验地把各种异文“合理化”地投射在一维的时间坐标上，无形中赋予了异文之间必然的前后承接或替代关系。

我们可以从“孟姜女故事史”的复杂性与多样性的角度来讨论“一源单线”故事史的局限：

1.从故事发生的角度来看。每一条“河流”（成型故事）都是由许多的细小“支流”（故事母题）融汇而成的。理论上说，每条支流都可以看作是这一故事的源头之一，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说，每条支流都不能被看作唯一的源头。杞梁妻故事可能只是孟姜女故事渊源较深的一支源头，因为顾颉刚的偶然发现和着力挖掘，我们就把它视作了唯一的源头。

杞梁妻故事在从春秋至唐的1000多年间一直变化缓慢，除了不断加大杞梁妻哭的力量，最终哭崩城墙或梁山，没有大的变化，而且文献资料比较丰富，所以，顾颉刚把它的变化轨迹一步步梳理得非常清晰。而唐代的孟仲姿故事从一开始进入文献（目前可知较早的文献是《琱玉集》）就已经有了丰富传奇、成熟稳定的情节构成，故事重点偏于“窥浴成亲”和“滴血认亲”。杞梁妻故事与孟仲姿故事之间，除了“寡妇哭夫”还有些共同点之外，从内容到结构到主题，都已经面目全非了。《琱玉集》是一本类书，它把杞梁妻故事和孟仲姿故事归在一起，文后特别声明“二说不同，不知孰是”。这说明唐代的学问家就没有搞清楚两个故事之间有什么源流关系，只是把同时存在的两个相类的故事放在一起做个简单的归类（说不定正是这种归类，促成了两个故事的合流）。

顾颉刚认为孟仲姿故事是由杞梁妻故事变化而来的。但是，杞梁妻故事从《左传》的“知礼”到刘向的“哭夫崩城”，其变化步步为营清清楚楚，何以到了文献更加丰富的西汉以后，从刘向到唐代的600多年间，突然一变而为孟仲姿（或孟姿）故事，却一点中间线索都找不到？日本故事学家饭仓照平推测，在孟仲姿故事正式被载录之前，在民间就已经有了其他源头的某种定型的民众艺术版本，而且他倾向于认为这种版本可能源自于南方地区。

也就是说，成熟的孟姜女故事未必从杞梁妻故事单线发展而来，更可能是哭夫崩城故事与其他如窥浴成亲或滴血认亲等故事的合流。我们用“反事实”的思考方法做一假设：如果我们从汉唐文献中找出了足够充分的窥浴成亲故事，我们就有可能梳理出另一种源头的孟姜女故事迁流路线图。

2.从故事的流布结构来看。成熟的孟姜女故事是一个集多种主题和多种情节类型于一体的庞大的同题故事群，不仅在历时的长河中呈现着“多源分流”的特征，即使是在同一时代，也是异文繁多，关系错综复杂，甚至互相排斥，没有一个故事具有充分的理由可以用来作为某一个时代的代表，更何况是一些偶尔被文人记录的个别故事。

顾颉刚后来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在《孟姜女故事研究的第二次开头》中说道：

上一年中所发现的材料，纯是纵的方面的材料，是一个从春秋到现代的孟姜女故事的历史系统。我的眼光给这些材料围住了，以为只要搜出一个完全的历史系统就足以完成这个研究。这时看到了徐水县的古迹和河南的唱本，才觉悟这件故事还有地方性的不同，还有许多横的方面的材料可以搜集。

这一认识比起“上一年”自然有了进步，但是，限于知见的范围，顾颉刚只是把错综复杂的故事史进行了单纯的“纵”和“横”的切割。大量的田野调查发现，所谓“横的方面”也即民间故事的“地域系统”未必能够成立。即使是同一地区，也同时流传着不同类型的孟姜女故事。故事不仅随时间、空间而变异，也随不同讲述主体的知识结构、讲述目的及讲述语境而变异，甚至同一讲述者的两次讲述也会变更部分情节。民间故事在今天的流传状况是如此，在过去的流传状况当然也是如此。当我们从文献中找出了唐代流传于陕西的故事A，宋代流传于浙江的故事B时，可能会误以为A代表唐代或陕西，B代表宋代或浙江，甚至以为B是由A变化而来。可是，田野实践告诉我们，A只能代表记录A的作者的知见，B只能代表记录B的作者的知见，严格的说法只能是这样：至迟在唐代的陕西已有A流传，至迟到宋代的浙江已有B流传。

顾颉刚在论述孟姜女故事的“地域系统”时说：“福佬民族对于这件故事的传说，是：秦始皇有一宝鞭，给他一打，天下的石都归到长城下。”但他对自己的断语并没有足够的信心，所以又说：“读者不要疑我为假谦虚；只要画一地图，就立刻可以见出材料的贫乏，如安徽、江西、贵州、四川等省的材料便全没得到；就是等到的省份也只有两三县，因为这两三县中有人高兴和我通信。” 后来的调查证明了顾颉刚的心虚不是多余的。秦始皇使赶山鞭的故事，不仅流传于两广的福佬民系，也广泛流传于北京、河北、辽宁、湖南等地， 甚至早在唐初《艺文类聚》中就记载了神人助秦始皇驱石下海的故事。

3.从故事异文的生长来看。民间故事的生长具有多向性的特点，即使在同一时代同一地区也可能会生长出不同的异文，而每一种异文，都有可能分别嫁接不同的新母题，甚至成长为不同的故事类型。故事的演变过程，就如同一棵长势旺盛的生命树，树上分干，干上分枝，枝上分叶，总体上呈现为杂乱无序的生长状态。

我们从历代文献中所看到的，显然只是民间叙事这棵庞大生命树上的几片树叶，这些树叶可能是生长在不同树枝上的互不相干的个体，但是，按照胡适所归纳的演进公式，就应该把这些长在不同树枝上的树叶投射到一根枝条上，按被记载的先后顺序进行线性排列，于是，给人造成故事是单线生长的错觉。顾颉刚有时会被这一错觉所迷惑，这时，他看到的不是一棵枝繁叶茂的生命树，而是一根变色龙式的生命枝。或者说，历史演进法预设了一棵大树上的所有树叶，都长在同一根枝条上面。

以故事女主人公名称的讹变为例：唐宋间敦煌写本有孟姜女小唱，首次出现了“孟姜女”的名称；中唐类书《琱玉集》把女主人公名称写作“孟仲姿”；一本初唐李善及五臣所注的《文选集注》中把女主人公名称写作“孟姿”。于是，顾颉刚认为：

这些名字可以分作两种猜想：

⑴先为孟姜，变为孟姿，再变为仲姿。

⑵先为仲姿，变为孟姿，再变为孟姜。

首先，我们无法断定三个名称之间的传播关系，它们可能是另一未知源头的三个不同分支，也可能是不同地域的许多名称中偶然被文人记载的任意三个。其次，即便它们被确认为一种传播关系，那也未必是顾颉刚所认定的两条“一源单线”的传播路线，还有可能“一源多线”，即所有名称都从“孟姿”派生：

（二）我们还可进一步讨论：假设“一源单线”的预设能够成立，历史演进法的局限性在哪？

基于该预设，故事演进的路线是由既得材料的时代先后勾勒出来的。假设我们得到了不同时代的“孟姜女故事”材料A、B、C，如果我们把它投射在历时的一维坐标中，我们就会得到这样一条故事的演进路线：

A→B→C

依据这一路线，我们再来进行社会学与文化学的解释，我们得到了A→B的解释α，B→C的解释β。于是，我们得到一个封闭而完整的研究结果：

可是，从学理的角度来说，历时研究所需要的材料，是永远无法穷尽的。事实上，每一次新材料的出世，都可能打乱原有的演进路线。

顾颉刚其实已经意识到了该演进法对于材料的过度依赖和困惑，但他对此表现得似乎有些无能为力：

材料愈积愈多，既不忍轻易结束，尤不敢随便下笔。我的坏脾气老是这样：一个问题横在心中，便坐立不安，想去寻找材料；等到材料多了，愈分愈细，既显出起初设想的错漏，又惊怖它的范围的广漠，而且一个问题没有解决，连带而起的问题又来要求解决了，终至于望洋兴叹，把未成之稿束在柜子中而后已。

假设我们在资料的搜集过程中又得到了一份材料X，X在历时坐标中介于A与B之间。于是，我们可以将演进路线改写为：

A→X→B→C

那么，基于A→B的解释α就会变得没有意义。于是，我们又得重新给出新的解释：

问题在于，这一新的演进路线A→X→B→C是否能反映“真实”的变迁史呢？

我们无法给予肯定的回答。“第一，‘史料’永远残缺不全；第二，有幸保存下来的史料是前人选择过的并认为‘有意义’的东西；第三，凭借这种残缺不全的史料叙述历史的历史学家要完成这种‘叙述’，首先必须依赖一系列前提假定，其次必须发挥丰富、高远的想像能力，再次还必须依赖历史学家对人性和生活的体验深度，等等。” 且不说经由文字所传承的材料难以穷尽，事实上，作为一种口头文化，未被文字所记录的文本更是浩瀚无际，顾颉刚自己也说道：“春秋以前的材料找不到了，宋以后则笔记流传较多，在书籍上看只有这一些事实而已。民众的事实能够侥幸写上书籍的，未必有十万分之一，书籍又因日久而渐失传，我们不能起古人于九原而问之，这许多好材料是终于埋没的了。”

顾颉刚在写作《孟姜女故事的转变》时，根据邵武士人《孟子疏》中的一条材料推断说：

杞梁之妻的大名到这时方才出现了，她是名孟姜！这是以前的许多书上完全没有提起过的。自此以后，这二字就为知识阶级所承认，大家不称她为“杞梁之妻”而称她为“孟姜”了。

后来因为刘半农“在巴黎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写本中，抄到几首唐宋间的小唱”，发现“‘孟姜’二字用作杞梁妻之专名，远在邵武士人之前” 。于是顾颉刚在《孟姜女故事研究》一文中修正说：

敦煌石室中的藏书是唐至宋初所写的。里边有一首小曲，格律颇近于捣练子；曲中称杞梁为“犯梁”，称其妻为“孟姜女”……这是开始从“夫死哭城”而变为“寻夫送衣”，孟姜女一名也坐实了。

刘半农的发现当然具有偶然性，我们无法保证再没有新的材料出现，更无法保证敦煌写本写定的年代，就是孟姜女一名坐实的年代。我们只知道，至迟在宋初“已经有了”孟姜女这个专名。

可见，即使如顾颉刚所设ABC位于同一条传承路线上，依“一源单线”的方式而传播，在A与B之间，也可能有过无数次未被载录的传播和变异。直接地把A到B的演进解释为α，或者γ与δ之和，都可能是错误的。

这是基于历史演进的文化解释学所无法避免的致命伤。而我们从A→X→B→C的演进中所能确切知道的，仅仅是“演进”以及这种演进的“趋势”，而不是演进的具体步骤和对这些步骤的解释。如此，胡适所总结的“演进公式”，就更难成立了。

当我们把因果关系界定为一种历时关系的时候，我们也许可以判断一对先后发生的事件A和B之间确实具有因果关系，但是，我们很难确证这种关系是不是唯一的因果关系，甚至不能确证这种关系是不是必然的、最重要的关系。因为每一次新材料的出现，都有可能打破我们已经建立的因果关系。因果关系的每一个路口，都布满了疑云与风险。历时研究的种种公案，一再地呈现着这个难题。所以顾颉刚说：“当我去年作《故事转变》一文时，自以为很是小心，不料没有过几天就发现了两处很大的错误。”

1924年年底某一天，顾颉刚偶翻《全唐诗》，发现李白《东海有勇妇篇》起句云：“梁山感杞妻，恸哭为之倾。”人们过去只知道杞梁妻哭夫崩“城”，这是顾颉刚第一次看到哭夫崩“山”的说法，顿时“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快意和惊骇，仿佛探到了一个新世界似的”。但顾颉刚式的谨慎还是让他“很怀疑这种传说的曾经成立，因为在别处绝没有见过”。后来郭绍虞给他抄来《曹子建集·黄初六年令》中的一条材料：“杞妻哭，梁山为之崩。”顾颉刚兴奋极了，以为有了这条材料，就可以证明“此种传说自汉魏至唐未尝歇绝，不过古籍缺佚，找不到详尽的记载罢了”。待到自己认真一核，发现原文其实是一段四言排比句，应该标点为“杞妻哭梁，山为之崩”。于是问题又来了：“这篇中的‘梁’字是人名呢，还是地名呢？如是地名，则此句应解作杞妻哭于梁山。如是人名，则此句应解作杞妻哭杞梁。地名与人名分不清楚，便不能断定所崩之山是梁山。”顾颉刚不甘心，又找来丁晏《曹集诠评》细找，结果在《精微篇》中找到了“确实的证据”：“杞妻哭死夫，梁山为之倾。”按理说，考证至此，应该没有问题了。可是，细心的顾颉刚又从李白诗的题注中发现“李白这诗是模仿曹植而作的”。于是他感叹道：“我们安知这种传说不是只在曹植时一现，并没有很久的历史，而李白诗中只因摹古之故而又一提呢。我上次说的‘乃知此种传说自汉魏至唐未尝歇绝’，自己又觉得不敢坚持了！”

（三）“层累造史说”具有相对性。当胡适把“历史演进”表述为“由简单变为复杂，由陋野变为雅驯”的时候，他还有一个隐含的预设，也即基于“进化”的假设：以现在的故事形态作为标准形态，去衡量古代的故事形态。当顾颉刚使用这一标准看待故事的时候，往往只能看到故事中不断增添和不断丰富的一面，看不到故事中不断遗失和不断减弱的其他方面，因而认为“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 。

如果从“现代”往前看，现代的故事形态是在早期故事的基础上逐步累积、放大而形成的，也即“层累造成”（层累造史说在数学上并不存在问题，因为“前代信息＋后代信息”的总和肯定要大于“前代信息”，除非“后代信息”为零）。但是，如果从“古代”往后看，我们就会发现，并不是早期故事形态中所有的信息都得到了放大，部分信息被放大的同时，另一部分信息却在传播中有意无意地被忽略了。

杞梁妻故事在春秋战国时期的主题是“知礼”。这故事最早出现在《左传》时，共156字，到了战国中期的《檀弓》，只剩下78字，其间显然忽略了许多信息。可是，顾颉刚却只看到了增加的部分，没有看到遗失的部分，因而认为《檀弓》“较《左传》所记的没有什么大变动，只增加了‘其妻迎其柩于路而哭之哀’一语” 。这一故事到了东汉蔡邕著《琴操》时，虽然比春秋战国时期增加了“自投淄水而死”的情节，但另一方面却连“知礼”的主题都丢掉了。到了中唐《琱玉集》的孟仲姿故事，故事丰满成型了，但是，这时已经连《左传》中杞梁妻故事的影子都找不着了。也就是说，当我们从春秋战国往后来看杞梁妻故事的时候，就会发现，故事不是层累递增，而是逐步递减。

如图2—1，假设源故事是AB，下一阶段的故事变成了BC，于是，根据胡适的“演进公式”以及顾颉刚的“层累造史说”，我们会认为故事是由B演进到了BC，故事中累加了C的因素。但是，历史演进法根本没有理会故事传播过程中A的遗失。可见，历史演进法讨论的只是“增”的部分，而对“减”的部分视而不见，并且由“增”引出了“进”的方向判断。

从书写传统的角度来看，文化有一个历时进化的过程，但如果从口头传统的角度来看，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认为文化是单向进化的。“人类在使用文字记载历史之前，就早已在用口头语言记忆其历史了，先民们用口头语言讲述宇宙万物的来历、民族的起源与迁徙、诸神的奇迹、祖先的业绩、英雄的壮举等等。” 在书写传统欠发达的社会，口头传统是人类主要的文化形态，口传文化理应比今天更加丰富。那些靠口传记忆的历史细节与故事情节，与其说在历史进程中层累递增了，不如说更多的是遗失了。不同时代的传播者总是会依据自己的当下诉求，不断地对既有故事进行重新理解和重新表述。重述导致了故事的不断“演变”，而不是胡适所认为的“演进”。

当然，也许有人说早期的叙事比较简单，而经由宝卷及戏曲唱本的演绎，敷衍成了“万千言”。但要注意，这种敷衍主要体现为文体的变化，也即由日常口头传统向商业演唱文本的变化，而不是基本情节的递增。逆向地看，洋洋洒洒的商业唱本一经普通民众的口头转述，同样可以迅速精简为短小精悍的民间故事。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民间文学普查的结果看，日常口头传统中的孟姜女故事依然保持在极短小的篇幅，这在各省陆续出版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一目了然。我们看到，现代民间口头流传的孟姜女故事，并不比唐代记录的孟仲姿故事复杂或雅驯。我们不能使用明清的宝卷或戏曲唱本去比照汉唐的经史笔记，从而引出“由简单变为复杂”的结论。文体的差异本身就存在繁与简的差异，即便用今天的孟姜女唱本比照今天的孟姜女故事，同样可以看出繁与简的巨大差异。

另一方面，由于书写传统以及印刷技术的日益发达，加上保存年代的不同，后代记录的孟姜女故事在数量上肯定会远远超过前代记录的孟姜女故事。故事群的总体容量当然会远远超过单个故事的个体容量。我们不能用后代多个文本的“综合整理”去比照前代个别文本的“单项记录”。

所以说，胡适的演进公式在理论上是立不住脚的。在这一点上，顾颉刚显得比胡适更加谨慎，他往往使用“演变”而不是“演进”来表述故事的变化。一字之差，折射了学术态度的差异。故事的历时变异，是由AB到BC的“位移”，而不是从B到BC的“演进”。正如主人公姓名是从“杞梁妻”到“孟姜女”的位移、演变，而不是从“杞梁妻”到“杞梁妻孟姜女”的叠加、演进。 ZhfOaCLbrs9zeoVg3vOPuoK3mSGlpfLGpPFGGyVLCXcXjsCddPlxgedbIBhxPb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