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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做孟姜女故事研究，几乎穷尽了宋以前的所有相关载录，算上宋以后的资料，搜罗几达百万言。其研究历程跨越了半个世纪，他不仅从历代史书、笔记、类书、文学作品中找出大量的记录材料，还广泛从社会收集，凡神话、传说、歌谣、戏曲、说唱、宝卷等等，都成为他关注的对象。
但个人的搜集无论如何都是有限的，当他在1924年11月23日出版的第69号《歌谣》周刊上刊出《孟姜女故事的转变》之后，全国各地的学者、民俗学爱好者纷纷响应，来信对他的研究工作表示敬意和支持，并热情地为他提供了大量的材料和线索，这些材料大大地开阔了他的眼界和思路。《歌谣》周刊先后共出了九次“孟姜女专号”，历时7个月，出版了80个版面约12万字，这种专项课题研究的材料之丰富，波及研究者之广泛，在世界民俗学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顾颉刚打了一场漂亮的“人民战争”。
在几近完美的文献资料基础上，顾颉刚对孟姜女故事的演进历史展开了天才的考辨工作。但究其目的，则是欲为历史研究打开一条新的通道。顾颉刚一直站在史学的立场，似乎无意于建立一门叫作“故事学”的学科门类，他说自己研究古史愿意承担的工作，只是“用故事的眼光解释古史的构成的原因”“把古今的神话与传说为系统的叙述”
。
但无论对民俗学或者对其“子学科”故事学的建设来说，这一招都可谓歪打正着。
北大《歌谣》时期，也即民俗学发生期的现实处境是：提倡民俗学的诸多学者，基本上都还停留在动员、鼓吹的“运动”层面上，论到实际成绩，也就是搜集整理、分类讨论，至于学术研究，则乏善可陈。
从科学哲学的角度来看，任何学科的建立与学术的发展都是基于既有的学术条件，也即库恩所说的“按我们确实知道的去演进”
。所谓既有学术条件，主要是指研究素材的占有、理论与方法的应用。而民俗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在中国既没有现成的资料，也没有现成的理论和方法可资借鉴。
顾颉刚对此有非常清醒的认识，因而尤其重视早期民俗学的资料积累，他一再强调：“凡是一种学问的建立，总需要有丰富的材料。有了丰富的材料方才可以引起人家的研究兴味，也方才可以使人家研究时有所凭藉。”
所以，他反复呼吁各地知识界的精英分子加入民俗学的建设，群策群力：“明了自己的责任，各各作整理方法的训练，各各规定了工作的范围而致力，在一个团体之中分工合作。要待我们亲手收拾的民俗学的材料有灿烂的建设时，我们才得放了胆说，这些田地确是我们的产业了！”
但是，充分发挥每一个人的作用并不等于每一个人的工作都必须是等效的，顾颉刚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话：“傅（斯年）在欧久，甚欲步法国汉学之后尘，且与之角胜，故其旨在提高。我意不同，以为欲与人争胜，非一二人独特之钻研所可成功，必先培育一批班子，积叠无数资料而加以整理，然后此一二人者方有所凭藉，以一日抵十日之用，故首须注意普及。普及者，非将学术浅化也，乃以作提高者之基础也。”
显然，顾颉刚认为在一个学术共同体之中，学术分工是明确的，应该有人从事资料的搜集，有人从事基础的研究工作，有人从事提高的研究工作。
与资料搜集工作不一样的是，在理论与方法的开拓上，顾颉刚并不寄希望于地方精英，反而认为这是“此一二人”的工作，而且，他毫不客气地把自己定位在“此一二人”之中。所以，他有意识地把自己的孟姜女故事研究当作一种研究范式来进行推广：“我们共同开辟这世界，开到现在，已经粗粗地造成一个新市了。我深信这个新市的造成一定给别地方的人以一种兴奋，他们或照样地建筑，或想出更好的方法来建筑。”
事实也是如此，“这一时期，比较为后人称道的民间文学研究，主要是顾颉刚的一些论文，尤其是关于孟姜女故事的研究，为中国现代民间文学提供了第一个研究典范”
。
“五四”时期的学者在民俗学的鼓吹与建设过程中，只是从西方借鉴了“folklore”这样一个具有“眼光向下”启蒙意义的新名词，具体的学科理论与研究方法并没有来得及与思想观念同步介绍到中国来。
此时，依靠早期民俗学者的知识与智慧开辟新的学术道路，事关民俗学在整个现代学术格局中是否具有存在的合理性。“我们没有锄头，犁耙等等工具便不能种田造林；我们没有镰刀，剪子，筐篓，绳索等等工具便不能割禾剪果，装篓束捆。所以我们有了这个开辟土地的野心，就应该去修缮工具，更应该去作应用工具的训练，使得我们对于这些材料实施工作的时候不至于无法应付。”
面对日益喧嚣的歌谣运动的推进，能否找到一种合适的研究方法，使民俗学走出“资料学”的困境，就成了最大的学术难题。
顾颉刚将民俗材料与治史目的相结合的做法，正好为处于鼓吹阶段的民俗学开辟了一条极富中国特色的研究之路：把清代以来盛行的源流考镜方法引入民俗研究。孟姜女故事研究的成功，更是极大地提升了民俗学在普通学人心目中的地位。
无论是就清代考据学还是就西方实证史学的角度来看，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都可说几近达到了一种学术可能的极致。陈泳超对此曾有一段精辟的议论：“现存的文献资料对于真实的（假如真的有这样一种‘真实’的话）历史演变过程来说可能只是挂一漏万，但是当你将这些‘残剩’的资料搜罗殆尽之后，所编织出来的‘历史的系统’就几乎具有了学术的尊严，因为它即使与真实的历史演变相去甚远，却终究是学者之能事已尽的了。”
我们知道，一切科学都是特定范式之中的科学，历史科学也不例外，如果我们认定了考据学或实证史学的范式就是故事学历时研究的游戏规则，那么，《孟姜女故事研究》就是在此一游戏规则之下的登顶之作。所以，顾颉刚很自豪地说：“我们在今日能够做到这样，我们在今时的时代里，也可喊一声小小的成功了。”
这一成功在后人的眼中呈现着无限丰富的历史哲学的意味。王学典、李扬眉认为顾颉刚“通过‘不立一真，惟穷流变’的致知取向……向世人揭示了自己的哲学归属：他把自己放置进了源远流长的经验主义的求知行列之中。……躲避、绕开了或者说搁置了‘实体’的存在问题。……轻松地走在没有本体论重负的经验之路上”
。吕微则认为：“如果海登·怀特对顾颉刚当年的假说有所知晓，他一定要奉顾氏为后现代史学的一代宗师，因为海登同样认为，历史所呈现给我们的只是叙事的话语，至于历史的本来面目其实已经过历史学家以及无数的历史叙述者们的过滤，从而不再是客观的事实。就历史通过叙事向我们呈现而言，历史已经是故事，是传说，或者说历史的形式从来就是传说故事。”
对于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研究的史学史意义，无论横看侧看，总能成岭成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