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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顾颉刚不断强调自己只想做个史学家，民间文学的研究只是其副产品，但正是这些天才的副产品，开始了中国故事学乃至民俗学的历史纪元。
1924年，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的转变》甫一出世，就被刘半农誉为“二千五百年来一篇有价值的文章”
。此后几年，他又展开了一系列的孟姜女故事研究与讨论：“我们深信孟姜女的故事研究清楚时，别种故事的研究也都有了凭藉。……我们只是借了她的故事来打出一条故事研究的大道。”
后来，他又以相似的方法写出《嫦娥故事之演化》《羿的故事》《尾生故事》等系列论文，以及大量涉及叙事模式的读书笔记，奠立了中国故事学的理论基础，“标志着中国现代民间文学研究新范式的建立”
。
以顾颉刚系列孟姜女故事研究为代表的“历史演进法”不仅在史学领域具有重要意义，也奠定了中国故事学最坚实的学科范式，提出了一套具有普遍意义的故事学理论命题，但是，由胡适提倡，顾颉刚实践的“演进公式”，其局限性也是非常明显的。局限性主要表现为一源单线的理论预设与故事生长的多向性特点之间的不相符、故事讲述的复杂多样与文献记载的偶然片面之间的矛盾，以及在材料解读过程中基于进化论假设的片面性导向。
顾颉刚故事学范式的科学贡献在于，它突出体现了合情推理诸形式在人文科学中的恰当应用。虽说基于合情推理的上古史研究在理论上是永远不可能被证实的，但是，学术研究的尊严不在于是否能找到一个终极结论，而在于具体的研究方法与是否体现了时代的科学水平，研究过程是否合乎学术规范，研究成果是否充分体现了人类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闪烁出人类智慧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