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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故事”的故事，貌似各自独立，实则有其内在的发展理路与逻辑结构，相互之间构成了一种微妙的竞争关系。
（一）在正统文人的故事观与民间文学的故事观之间，正统文人对于故事内涵的坚持，体现了传统精英文化尊古守制、敬重传统、崇尚文字传承的特征，而自明末至清末的白话小说中所记录、摹状的，出自老百姓街谈巷议的，对于故事内涵的解读和阐释，则体现了民间话语生动活泼、与时俱进，不断适应民众精神生活需求的特征。正是后者，使故事作为通用文类成为可能。
（二）近代通俗报刊注重以民间故事开拓市场。西方传教士修建育婴堂，兴办白话报，用通俗易懂的故事点化和启蒙中国儿童，他们对于儿童生命价值和启蒙教育的重视，以及对白话故事教化功能的开掘，一方面让故事以读者喜闻乐见的面目成为报章杂志的常见文类；另一方面启发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故事文类的高度重视。以1897年创刊的《蒙学报》为例，作为维新变法时期重要的儿童启蒙刊物，虽然还放不下文言叙事的臭架子，但也注意到了故事文类的作用，刊发了许多图文并茂的“师范故事图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其欲与西方传教士争夺儿童启蒙话语权的拳拳之心，彰明昭著。商务印书馆更是尤为重视儿童市场，他们另辟蹊径，以孙毓修为核心，编译了大量童话（包括故事、儿童小说），培育了一个巨大的故事市场。
（三）故事市场的发育必然导致故事研究的跟进。“五四”运动前夜，知识分子对于平民文化的关注已渐成燎原之势，周作人、赵景深对童话研究的提倡，与顾颉刚、钟敬文对故事研究的大力推广，都是这一趋势的必然响应。作为研究对象的童话或者故事，对于对象名称的隐形较量，则反映了同为进步知识分子的童话学团队与故事学团队之间对于学术话语权的争夺。
故事学作为一门新兴的现代学术，就是在这样一种正统文化与民间文化、西方传教士与中国知识分子，以及不同学术共同体之间的话语争夺中不断推进，逐渐建立起来的。正是不同文化层级之间的各种竞争，推动了文化的进步，也推动了学术的进步。
（本章原题《故事概念的转变与中国故事学的建立》，原载《民族艺术》2020年第1期）
[1] 佚名：《主的故事》（ I Love To Tell The Story ），《小孩月报》1877年第3卷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