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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我们已经说到，无论故事还是童话，作为文类概念的出现，均与通俗文化的崛起、外来文化的介入、报纸杂志的盛行、启蒙教育的诉求、文化先驱的提炼与倡导密切相关。如果将故事视作所有“口头散文叙事作品”的总称，那么，用童话来指称狭义民间故事尤其是幻想故事，无疑会更加合适，可是，为什么现代民俗学者宁可采用广义故事、狭义故事的含混概念，也不采纳故事、童话的清晰概念呢？
采纳哪个名词作为学术定名，其实并不取决于名词的合理程度，而是取决于推广使用者的话语权。周作人想法多，声望高，但并不擅长主事，1913年的童话研究倡议没有得到理想的社会反响，他很快就泄气了，并没有持续投入这项工作，他对童话的界定也游移不定。比如，赵景深说：“有些人把童话分为两类，神秘的称为童话，不神秘的称为故事，似乎郑振铎君是这样分法。”周作人回复说：“童话与故事的区别，我想不应以有无超自然的分子为定，最好便将故事去代表偏重人物的历史的传说，便是所谓Saga这一类的作品。……至于寓言与童话，因为形式上不同，似乎应当分离。动物故事原是儿童文学的一支，但是文章简短，只写动物界的殊性，没有社会的背景，因此民俗学家大抵把他分出，不称他作童话了。”
文中多是“我想”“最好”“所谓”“似乎”“大抵”之类的不确定性表述，既没有对童话做明确限定，也没有出示可供模仿和操作的研究范式，也就占了个较早提倡的先机。
周作人涉猎广博，到处蜻蜓点水，他的确为童话研究写过不少文章，也有不少好的见地，但多是提倡式、评点式的，他不容易同意别人，自己又不从事实际操作，不同文章的观点还前后不大一致，童话研究事业后继无人是其必然命运。赵景深大概是周氏童话学最忠实的接力者，但他的童话学理念与周作人还是有些出入，况且赵景深自己也在童话学与故事学两可之间反复游移。
顾颉刚的做法完全不同，“孟姜女故事研究”根本就不做拖泥带水的概念辨析，开篇单刀直入：“孟姜女的故事，论其年代已经流传了二千五百年，按其地域几乎传遍了中国本部，实在是一个极有力的故事。”
等他把故事的来龙去脉给厘清了，读者惊喜、叹服的同时，突然意识到“小小的一则民间故事，竟然可以做出这样的大文章来”
，一时好评如潮。顾颉刚并没有止步于此，而是借着《歌谣》周刊的影响力，掀起一股孟姜女故事讨论热潮，吸引了大批追随者。顾颉刚自始至终都没有讨论孟姜女故事到底应该叫故事还是童话，抑或野史、传说、戏曲、宝卷。他只管领着大家往前走，并不在意走出来的路该叫什么路名。相比之下，周作人更像一个旁观的智者，指着一片荒野对路人说：“其实那边也可以去试试，兴许能闯出一条叫做童话研究的道路来。”
到了中山大学时期，顾颉刚更是借助其学术与行政的双重影响力，招兵买马，成立民俗学会，创办《民俗》周刊，出版“民俗学小丛书”，团结了一大批学术同道。“民俗学小丛书”第一本是杨成志、钟敬文翻译的《印欧民间故事型式表》，共收录了70个故事类型。这些故事是最符合周作人童话理念的，而早年的杨成志、钟敬文都是周作人的粉丝，他们特地在第67—70型式的故事名称后面加注了“（重叠趣话）”
，这正是周作人“游戏童话”中的一个类别，可是译者并没有将书名译为“童话型式”，而是译成“故事型式”。钟敬文、容肇祖、刘万章先后编辑的《民俗》周刊，大量刊载故事素材及故事研究的文章，甚至连“童话”一词都罕见提及，原因非常简单，编辑者都在顾颉刚的麾下，理所当然应该沿着顾颉刚开拓的学术大道前行。
钟敬文离开中山大学之后，虽然他的故事学思想逐渐丰富成熟，对于故事概念的内涵外延也有了新的设想，但他始终高举着故事研究的大旗。钟敬文在杭州发起成立的“中国民俗学会”也办了一份《民俗周刊》，发表了三十四则故事（幻想故事为主），多以“某某故事”为题，彻底抛弃了童话概念。在故事研究的强势话语中，作为周作人童话学最忠实的追随者，赵景深孤掌难鸣，也只能将童话研究纳入故事研究的旗帜下求其友声。1930年的“民俗学小丛书”中有赵景深的《民间故事丛话》，收录了他过去两年间的十篇故事学书评和笔记，其中就有《亚当氏的中国童话集》《白朗的中国童话集》《孙毓修的童话的来源》等多篇童话文论，尤其是《俄国民间故事研究》一文，题名“故事研究”，内文其实是对《俄国童话集》的类型比较，文章中交替使用了故事与童话两个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