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门学问的创立,将起点划在概念的提出,以及倡导、呼吁,还是划在研究范式、示范文本的出现,体现着不同的学术史观。多数学术史家将故事学的创立划定在周作人《童话研究》的发表,而本书则将故事学的建立划定在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的转变》的发表。
故事学的兴起,无疑是“眼光向下的革命”的一部分。孙毓修、周作人将革命的目光投向了儿童,顾颉刚则将革命的目光投向了所有的普通民众。与多数知识分子不一样的是,周作人和顾颉刚都不是从“故事教育”的角度来关注故事,而是从“故事真相”的角度来关注故事,只不过两人分取了两条完全不同的求真途径,周作人取的是西方人类学派的路子,顾颉刚取的是自创的“历史演进法”。顾颉刚说:“民间故事无论哪一件,从来不曾在学术界上整个的露过脸;等到它在天日之下漏出一丝一发的时候,一般学者早已不当它是传说而错认为史实了。我们立志打倒这种学者的假史实,表彰民众的真传说;我们深信在这个目的之下一定可以开出一个新局面。”
我们无法确知顾颉刚是否读过周作人系列童话研究的论述,可以肯定的是,顾颉刚对周作人没有认同感,他曾经写文章公开讥讽“周不是一个办事的人” 。顾颉刚的故事研究,从文类的定名,到研究方法,以至对象范畴,完全无视周作人提倡的童话学,他另辟蹊径,开辟了一条纯中国式的“历史演进法”。1924年11月23日,顾颉刚在《歌谣》周刊发表《孟姜女故事的转变》,刘半农大为感叹:“你用第一等史学家的眼光与手段来研究这故事;这故事是二千五百年来一个有价值的故事,你那文章也是二千五百年来一篇有价值的文章。” 随后,顾颉刚利用《歌谣》周刊的巨大影响力,展开了一系列讨论:“我们深信孟姜女的故事研究清楚时,别种故事的研究也都有了凭藉,我们现在尽出孟姜女专号,并不是心目中只有一个孟姜女,我们只是借了她的故事来打出一条故事研究的大道。” 这段话中,顾颉刚开疆拓土、倡学立说的雄心昭然若揭。
从顾颉刚的系列孟姜女故事研究及讨论中,我们可以归纳出如下几点顾颉刚故事学的基本观点:(1)故事是不断变异的,它没有固定的体,故事的体就表现在前后左右的种种变化之上。(2)故事的变异是有规律可循的。(3)中国的古史(传说)是层累地造成的。(4)变动不居的故事中,也有不变的“中心点”。(5)故事中人物的角色是类型化的。(6)主流文化的话语霸权对于故事传播具有深刻影响。(7)故事传播的中心点会随着文化中心的迁流而迁流。(8)时势和风俗的变化影响着故事的变异。(9)民众的情感诉求推动着故事的变化发展。(10)情节的自我完善的需求推动着故事的丰富和发展。
顾颉刚的系列孟姜女故事研究,不仅奠定了故事学,也奠定了民俗学“变”(变异、变迁、转变)的研究范式。此后,模仿“变”的历史演进法以探讨故事变异、风俗变迁的论文成为民俗学的主流研究范式,仅以1928—1929年的《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为例,就有潘家洵的《观世音》,杨筠如的《春秋时代男女之风纪》《尧舜的传说》《姜姓的民族和姜太公的故事》,吕超如的《战国时代的风气》,余永梁的《西南民族起源的神话——盘瓠》,方书林的《孔子周游列国传说的演变》,等等。陈槃甚至说:“用了顾先生给我们辨伪史的工具——以故事传说的眼光来理解古史,于短期间写成这篇文字。若是这篇文字写得不好,这是我学力所限,但这个原则和工具是不会错误的。”
同一对象折射在执着于不同学术眼光的学者眼中,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提问方式和解题方式。作为经史学家的郑樵、顾炎武、姚际恒等古代学者,也都先后发现了孟姜女故事的种种变化,但是,他们以经史的眼光看故事,从故事的演变中发现这是一出“无稽之谈”;而顾颉刚以故事的眼光看故事,却从故事的演变中发现了“无稽的法则”,由此创立一门全新的学科。同样,周作人用了童话学的眼光,看到的故事都叫童话,而钟敬文用了故事学的眼光,看到的童话都叫故事,以至于把格林兄弟著名的《德国儿童与家庭童话集》都称作《民间故事集》。 正是因为有了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学者们看待故事的眼光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变,从此有了中国故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