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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孩月报》等教会杂志的盛行强烈地刺激着中国知识分子，争夺儿童，开启民智，成为晚清知识界的热门话题。1900年，“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与江南书局第一套儿童寓言故事书《中西异闻益智录》的出版，拉开了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大幕”
。1901—1903年相继创刊的《杭州白话报》《绍兴白话报》《中国白话报》，都非常注重白话故事对儿童的启蒙意义。晚清对于故事文类的倡导，起于传教士，盛于报章杂志，有识之士多是从教育一途着手，看重其与儿童教育的关系，认为儿童教育“最宜注意者，宜采用童话，不宜多用文言，俾儿童易于领悟。非然者，则诲者谆谆，听者藐藐”
。
孙毓修1907年入职商务印书馆编译所，1908年始主持编写《童话》丛书。他参照《泰西五十轶事》等西欧童话，编写了《无猫国》《大拇指》等一百余种儿童读物，被誉为“中国童话的开山祖师”。
周作人认为：“童话这个名称，据我所知，是从日本来的。”
他受到孙毓修童话书的激发，写了《童话研究》和《童话略论》，提倡“童话研究，当以民俗学为据，探讨其本原，更益以儿童学，以定其应用之范围”。因文章对孙毓修有所批评，周作人担心商务印书馆不愿刊发，于是投给中华书局办的《中华教育界》，但还是被退稿了，可见当时人们还不能接受“童话有研究价值”的观念。后来因教育部编纂处要办一个杂志，周作人就把稿子投向这份寂寂无闻的新报刊。
周作人童话观与孙毓修童话观差得比较远，孙毓修的童话指的是单纯的儿童文学，而周作人的童话指的是狭义的民间故事，认为其读者（听众）也包括成年人。周作人将广义的故事分为三种，神话、世说、童话：“神话者元人之宗教；世说者其历史；而童话则其文学也。”
这种划分，类似我们今天所说的神话、传说以及狭义故事。
周作人认为，童话反映了原始人的思维和习俗，是上古文化的遗留物，而儿童又与早期人类有心理上的相通之处：“童话作于洪古，及今读者，已昧其指归，而野人独得欣赏。……童话者，幼稚时代之文学，故原人所好，幼儿亦好之，以其思想感情，同其准也。”周作人以《蛇郎》和《老虎外婆》《老虎怕漏》等故事为例，就其中的神异母题与欧美、日本的同类故事进行比较，指出：“童话取材，大旨同一，而以山川风土国俗民情之异，乃令华朴自殊，各含其英，发为文学。”
周作人将童话分为两类，由传说转化而来的“纯正童话”（由原始思想转变而来的、解释历史文化遗留的），以及纯娱乐的“游戏童话”（含动植物故事、笑话、复叠故事）。他认为，随时代和风俗变迁，今人以为诡异的故事母题，只有使用民俗学、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才能理解其真谛，“举凡神话、世说，以至童话，皆不外于用以表见元人之思想与其习俗者也”
。周作人将民间童话称作天然童话、民族童话，与之相对，他将作家创作的童话称为人为童话、艺术童话，并且认为安徒生的童话写得最好。至于其功能，他认为，虽然童话成人也爱看，但主要还是用于儿童教育。
《童话研究》纯粹基于人类学派的故事观虽然有些偏颇，但仍可称为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第一篇故事学论文，万建中认为，正是这篇论文“正式拉开了我国现代民间故事研究的帷幕”
。可惜的是，论文在当时并没有产生什么社会反响，周作人意兴阑珊，“于是趁此收摊，沉默了有六七年”
。但是，这些观点却触动了另外一位编辑家、民间文艺学家赵景深的注意，1922年，两人相约在《晨报附刊》连载《童话的讨论》。赵景深开篇就说：“就‘童话’二字说来，许多人以为就是神仙故事，不过译的不甚恰当。”这段话正说明童话、故事作为一种报刊文类，在一般人心目中，是与译介文化紧密相关的。周作人则在回信中进一步解释说，“童话”一词，源自日本小说家山东京传的发明，“童话的训读是warabe no monogatari（日语：儿童物语），意云儿童的故事；但这只是语源上的原义，现在我们用在学术上却是变了原义，近于‘民间故事’——原始的小说的意思。童话的学术名，现在通用德文的Marchen这一个字，原意虽然近于英文的Wonder-tale（奇怪故事），但广义的童话并不限于奇怪”
。
周作人心目中的“童话学”，方法论上用的是欧洲的人类学、民俗学方法，而研究对象却是由日本人限定的童话，目的是做中国故事研究。也就是说，周作人试图用欧洲的螺丝，配日本的螺帽，用于中国物事。这显然是世界上不曾存在的一种学问，它只是周作人的个人倡导，或者说个人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