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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结群而存在、而生活的动物，在其内部成员中几乎都有某种程度的分工，简单来说，都有首领与部下的二元存在，以及由首领指挥和协调群体成员的行为，保证群体性行为的步调一致，从而能有效地达成群体的目标。如蜜蜂蜂群就分为蜂王、雄蜂和工蜂，其各司其职以保障蜂群的正常生活秩序和种群的繁衍。任何一个狼群都存在着首狼和一般成员的划分，由首狼协调各个成员合作猎杀大型动物。正是动物的结群生活导致群体内部分工的存在，使得每个成员在群体中都具有一定的位置，从而为人的身份起源奠定了生物学和进化论基础。人类是结群而生活的，人类由结群而生发的社会生活，其复杂程度远远高出任何结群生活的动物群体，因此，人类社会内部的分工便成为人类社会存在的基本结构。诚如孔德所言：随着社会的发展，各个民族都必然会加入社会分工活动的行列中，而且每个阶级中的每个人都会以自己所认可的方式，以某种特殊形式但又非常确定的程度，加入公共事业分工活动中。人类社会分工的出现，相应地产生的一个基本问题，便是在群体内部分工之后对每个人所占据的位置如何进行标识与指认，身份正是对每个人所占据位置加以标识的结果。例如，在家庭中因自然分工而使得不同的成员占据着不同的位置，男性占据着丈夫、父亲、儿子的位置，女性占据着妻子、母亲、女儿的位置。在社会中因社会需要而导致的分工，使得不同的人占据着不同的社会位置，有的人是首领，有的人是大臣，还有的人是武士和生产者。父亲、丈夫、妻子、母亲、首领、大臣、武士等，都是因为占据着某种社会位置而获得的一种身份。
人类无论是因自然分工而形成的，还是因社会分工而形成的种种位置，亦称为地位。英文的Status指的就是社会中的地位，即由社会分工而形成的种种社会位置。身份则是对特定社会关系中个人所处地位或位置的标识和确认。就是说，人类的群体生活和社会分工将人们安置在不同位置，并需要用身份将处于不同位置的各个成员标识出来，用身份确定每个成员在群体中通过分工而获得的社会地位，以及分工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进入现代社会之后，劳动分工越来越细，社会结构越来越复杂，于是社会中的地位也就越来越多，人的身份随之也就越来越复杂。由于原初社会分工的位置具有等级性，身份最初总是与社会等级地位相联系；更由于在社会发展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身份是可以继承和遗传的，于是，身份又总是和一个人的家庭出身相关。因此，《汉语大辞典》对身份的界定是：“指出身和社会地位。”
在《辞海》中，身份则是指“人的出身、地位或资格”
。由刘光华编译的《新社会学词典》，对社会身份的定义除了强调地位之外，还补充说这种地位内在地规定着一定的权利、责任及行为方式，以及与其他身份关系的性质和亲切程度。
随着人类社会进入现代之后，社会地位逐渐由高低纵向排列转向平行排列，身份就逐渐转化为现代的角色。也就是说，社会地位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社会地位往往是指社会等级制度中不同等级层次的位置，是权利、声望、财富、职业的象征，身份往往是对这种等级地位的标识，并使得身份有了高低贵贱的差异。广义的社会地位是指在社会关系中所处的位置，这种位置是在社会空间平行排列的，不具有高低贵贱的差别，对广义社会地位的标识往往是社会角色。
具体来讲，身份的最初含义应当是：指的是谁，指的是什么样的人，其功能与人的名字或名称完全不同，个人的名字或名称仅仅是一个符号，虽然其也具有指认某人是谁的功能，但仅仅是对人的称谓。身份则是为了识别群体中个体的社会地位，并规定个体的相应行为，以及通过身份对个体行为产生预判和预期。也就是说，身份不仅具有标识个人的功能，还具有规范个人行为的功能。身份导致了个体之间行为的差异，身份不同，其行为表现也必然不同。因此，身份显现着人与人之间的特定关系，体现着社会的一定结构和秩序。身份也是个人进入社会的通行证，拥有了身份也就拥有了社会成员资格，个人完全凭借着身份被他人或社会识别出来，凭借着身份与他人进行交往和互动，与他人建立起社会关系。吉登斯在《社会的构成》一书中，用“社会定位”概念解释社会中的身份现象，认为社会系统作为规律化的社会实践活动之所以能够组织起来，并在散布于时空中的日常接触里得以经久维系，完全依赖于那些以其行为构成这类社会实践的行动者都完全被社会“定了位”，即社会中的所有社会实践的行动者在时空中都有自己的定位或处境。社会定位在社会结构上是作为一种表达意向、控制行为，并使其合法化的关系交织构成的，社会定位涉及行动者的类型化，指认社会关系网络中个人的确切身份，并伴有一系列特定行为规范的制定和生成。“至于说该如何定义‘定位过程’，我打算采用自己以前书中的提法。把它理解为‘某种社会身份，它同时蕴含一系列特定的（无论其范围多么宽泛）特权与责任，被赋予该身份的行动者（或该位置的在任者）会充分利用或执行这些东西：它们构成了与此位置相连的角色规定’。”
按照吉登斯的理解，社会自身要维护一定的秩序，建立一定的结构，就需要对社会中的每个人给予一定的位置，给予位置即是对个人的社会定位，赋予个人一定的身份。
社会虽然基于分工赋予个人某种身份，但是这种身份还必须被个人所认可、所认同和所接受，并成为个人自我意识的一部分，从而使个人能够自觉地表现出与身份相一致的行为，或者说，通过特定的行为将个人身份呈现在社会和他人面前。由此，身份又有了一个不同于Status的英文词，即Identity。“Identity”一词包含着心理认同和身份，亦为身份认同。“Identity”一词有两种含义：一是对“我是谁”的认知，即自我能够用某种身份来指称自己，认为自己隶属于这种身份，自我就是这一身份；另一是对自己的内在自我和外在表现以及在不同发展阶段的一致性和确定性的认知，属于对自己是什么样的人的统一性和稳定性认知。“身份就是一个个体所有的关于他这种人是其所是的意识。” [1] 如我是一名医生，我要遵守医生的职业道德，做合乎医生身份的事情。身份必须包含自我认同，个人自我认同了自己的身份，才能够自觉地履行自己这一身份所承载的权利和义务，自觉地呈现这一身份所规定的种种行为。如果一个人对社会所赋予的身份并不认同，亦不接受，那么身份对这个人就没有任何意义和影响。
个人对自己身份的认同，总是脱离不了他人，即必须通过他人才能反观自照自身，进而认同自我和认同自己的身份。没有他人作为镜像反映自己，自我身份认同几乎是难以发生的。诚如马克思所说：“人起初是以别人来反映自己的，名叫彼得的人把自己当作人，只是由于他把名叫保罗的人看作是和自己相同的。”
黑格尔亦曾表明，一个人所形成的自我意识完全是对他人存在的反映，没有“你”或“他”的存在，就没有“我”的存在。符号交换理论的创始人米德提出，人们是在不断地与他人交往中获得自我概念的。个人对自己身份的认同总是要以他人为参照对象，针对妻子而知道自己是丈夫，针对孩子而知道自己是父亲或母亲。因为只有他人在场，自我才能够与他人进行比较和辨别，从而形成不同于他人的独一性身份意识。在不参照他人的情况下，自我的身份是无法得到描述的。身份既然是个体在社会交往过程中、在与他人的观照中形成的某种自我意识，并通过这种自我意识使自身获得有效的认同和标识。从这一意义上讲，身份认同既包含着对自我身份的认知，亦包含着对他人身份的认知。正是有了对他人身份的认知，个人自我才能够区分出他人身份与自己身份的迥异，在此基础上，形成身份归属的认知和认同，即将自我身份归属于哪个群体、哪个民族、哪个国家等，于是形成了群体身份、民族身份和国家身份等。
他人在场对自我身份认同的重要性，除了没有“他人”就没有“自我”，以及自己归属于哪个群体的意义外，还在于他人在场能够对自我产生一定的评价，而这种他人的评价往往能够影响和制约个体对自我身份认同的效用性。也就是说，他人在场不仅会作为一个参照系统，使自己能够反观自照自己而形成自我的身份意识，即形成“我是谁”的概念，还在于他人在场能够产生对自我的好与坏的评价，自我借助他人的这种评价进而形成“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的意识。在社会现实生活中，这种“什么样的人”的意识往往比“我是谁”的身份概念更加重要。个体在社会中是积极地表现自己，还是消极地表现自己，决定人生是有价值，还是没有价值，往往取决于他人的这种评价。阿兰·德波顿在《身份的焦虑》中指认说：“他人对我们的关注之所以如此重要，主要原因便在于人类对自身价值的判断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不确定性——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人对我们的看法。我们的自我感觉和自我认同完全受制于周围人对我们的评价。”
当我们受到他人的积极评价时，自我便感到很高兴，由此便可能产生积极向上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反之，如果受到周围人消极的评价，便可能觉得自己一无是处，甚至产生消极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当然，他人的评价仅仅是对自我认同产生影响的一个重要方面，个人还会通过自身的所作所为评价自己，如果一个人对自我所拥有的身份有着十分清醒的觉知，完全能够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真实所在和价值所在，他人不公正的看法也不会伤及这个人的自我认同。
在身份认同理论中产生较大影响的理论有三个：一是奥尔波特关于个体自我发展的理论。该理论指明个体的自我意识是循序渐进、逐步发展的，其发展过程是由生理的自我到社会的自我，再到心理的自我。生理的自我是自我的原初状态，代表个体通过身体认知所形成的自我，其重心是关注自己的身体，产生对自己身体的占有感、支配感和爱护感。在儿童阶段产生社会自我，社会自我是儿童通过游戏与他人互动所形成的自我观念，即通过他人认知自己的意识，社会自我能够使个体呈现出符合审核要求的行为。青春期形成的心理自我，是个体通过对自己心理活动、情感评价的认知，所形成的较为稳定的自我观念。二是埃里克森的自我同一性理论。该理论将人的一生分为八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自我同一性发展任务，比如婴儿期是基本信任和不信任的心理冲突，儿童期是自主与害羞的心理冲突，学龄期是主动与内疚的心理冲突等。依据埃里克森的看法，自我同一性作为人格内在的本质内容本身蕴含着对自己的角色、意识观念和价值追求的承诺，在每个发展阶段都包含一个核心问题，并包含积极与消极两个方面的心理品质，如果各个阶段都实现积极方面的心理品质，就完成了各个阶段的任务，会形成积极健康的人格和自我。三是米德的符号互动理论，该理论提出自我意识的产生是人们之间社会互动或符号互动的结果，自我与社会是不可分离的，自我是社会的产物，个体与他人的互动是通过符号完成的。米德指出，自我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1）准备阶段，儿童无意识地模仿他人而游戏性地扮演某种角色；（2）模仿阶段，儿童扮演“重要他人”的角色，并学会从对方角度看待自己；（3）泛化他人阶段，个体能够从几个“重要他人”的角度看待自己，即从不同的社会期望中形成被社会认可的自我。
身份认同理论重视身份的稳定性和统一性，即个体的自我概念在一定时期内还必须是稳定的和统一的，如此才能保证个体对自己是谁、对自身怎么样产生确定性和真实感。一个稳定统一的自我意识和自我形象，不仅有益于个体自身的存在和行为的统一，也有利于社会交往中他人的正确认知和合理应对。正是个体身份的稳定性和统一性，维护了个体自我身份的可辨认性和行为的一致性，能够让个体的行为表现在他人眼里是可预测的、可掌握的。身份的可确认性和行为表现的可预测性，能够增强社会交往双方的彼此信任感，避免了双方不信任而带来的社会不安全感。如果个体自我概念不能保持稳定性和统一性，就会引起“身份危机”，即个体对自我的认知混乱，不能形成稳定的“我是谁”的身份概念。发生身份危机或身份认知失败，个体就会出现失望、焦虑、愤怒、敌对等情绪，严重者还会导致人格分裂。埃里克森就曾强调指出，在自我发展的每个阶段，如果不能形成自我同一性，导致不成熟的自我概念或导致自我同一性弥散，个体就没有能力认知“我是谁”，从而产生自我同一性危机并导致自我承诺混乱。安东尼·吉登斯从社会发展视域方面指证说，现代性社会依据现代目标迅速发展的代价之一就是个人身份危机的出现，即“在晚期现代性的背景下，个人的无意义感，即那种觉得生活没有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东西的感受，成为根本性的心理问题”
。他提出，个体的身份认同就是个体总是能够依据某种描述确知自身当下的行为及其原因，但这种身份认同随着现代性社会生活的迅速转换和碎片化，使得迅速转换的每个片段都有极大的可能变成某种身份认同危机，结果是造成个体对自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认知模糊不清。就像电影《我是谁》那样，由成龙扮演的失去记忆的杰克在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之间，以及在各种情境的迅速转换之间，不得不大声呼喊“我是谁”。而在大声呼喊“我是谁”的背后，是杰克发生了自我身份认同的危机，对所遇到的种种问题不知道怎样做才是应当的、正确的。
身份可以是先赋的，也可以是自致的。先赋身份是与生俱来的，因先天因素而分配到的身份，不需要个人努力就可以获得。如男女性别身份、不同年龄阶段的身份、种族民族身份、子女身份、父母身份等。自致身份是指经过个人努力而争取来的身份，如教师、军人、大学生、公务员等。身份是一个含义非常复杂的概念，还可以依据身份内容的不同来区分身份，如经济身份、政治身份、法律身份、文化身份、血缘身份、信仰身份、职业身份等；也有人从个人身份的归属来区别身份类型，如家庭身份、社团身份、组织身份、阶层身份、阶级身份、民族身份、国家身份等。哲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化学、法学都从自己的学科出发对身份概念做出解释，学科不同，对身份一词含义的解释也不尽相同。尽管有关身份研究的理论多种多样，但有代表性的身份理论是以上所呈现出来的两种：一是社会身份理论，另一是身份认同理论。社会身份理论强调个人是通过社会分工所获得的位置来认知和建构自己与他人身份的，身份体现着一定的社会结构和某种社会秩序。身份认同理论则认为，个人是在与他人持续不断的交往中认知与建构自己与他人身份的，身份体现的是，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与哪些人相同，与哪些人不相同，从而区分出内群体与外群体、自我与他人。
正是身份问题的复杂性，反映出身份问题对社会存在的重要性，以及身份在研究社会各种问题中的不可或缺性。亚当·斯密甚至认为，自我身份能否显赫成为人们追求的重要价值，它决定着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行为表现。也就是说，人们在这个世界上辛苦、忙碌、操劳到底是为了什么？贪婪且野心地追求财富、权力和优越地位的根本目的究竟又是为什么？是为了更多地挣得生活的必需品吗？是为了生活富裕富足吗？如果生活单纯是为了如此目的，最低级的劳动者所挣的工资即足以为他们提供基本的必需品。但是，人们并不满足于这些利益，引人注目、受人重视、博得赞许、赢得尊重、高人一等诸如此类的东西，才是生活所追求的根本利益。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虚荣而不是物质的舒适快乐。当然，虚荣心的满足是建立在我们自信满满地认为自己是受关心和赞同的对象基础上的。富人因富有而洋洋得意，这不是因为他们生活得舒适，而是因为他们富有的地位和身份能够引起世人对他们的关注和羡慕，让他们拥有高人一等的心理感受。不仅社会上的人们注重对身份的追求，各个学科的学者也往往通过对身份的分析来探究社会的结构与功能，个人行为的规则，以及各种追求背后的动机等。身份由最初的对个人地位的标识而逐渐上升为社会的基本结构，成为研究社会问题的最基本单位。政治家的宣言、法律的方针、国家政策的制定、重要舆论的发表、社会问题研究等，几乎多多少少都涉及身份问题。没有身份的存在，不可以成为社会，不可以有人们日常生活的接触与交往。无论在过去的传统社会，还是在当下的现代社会，“身份”始终成为社会关注的中心，被置于一系列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的核心地位。任何有关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研究，以及日常生活中个人行为的表述与分析都离不开它。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写道：“随着我研究美国社会的逐步深入，我益发认为身份平等是一件根本大事。”
身份是社会结构得以表现的根本要素，是社会秩序产生的出发点和支撑点，是社会这一庞大机器得以运行的不可或缺的部件。没有身份的存在、缺乏身份所蕴含的行为规则和责任，则意味着社会秩序及其运行机制的瓦解。所以，身份为历代社会所重视，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