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肃慎的地理分布及考古学文化

肃慎作为一支古老的民族，长期以来关于其起源和地理分布的研究也从未停止。早在清代，《满洲源流考》、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等书均已经指出了肃慎的地望所在。傅斯年、郭沫若等前辈也对此有所考证。傅斯年论述道：“《左传》《国语》所谓肃慎，其地名不可指实，证以‘肃慎燕亳，吾北土也’一语，必去燕不远，当在今辽河流域，或内及滦河，外及鸭绿，正是战国时燕之东土。” 冯家昇的《述肃慎系之民族》认为肃慎族居地大抵在宁安至俄罗斯滨海一带。 郭沫若在《中国史稿》中认为先秦时期肃慎分布于松花江至黑龙江的广大地。 金毓黻则以《左传》中“肃慎、燕、亳，吾北土也”的记载为据，认为肃慎不可能分布在如此遥远的牡丹江流域。

学术界对此问题的研究仍经久不衰。特别是考古发掘工作的持续进行，为研究该问题提供了难得的实物信息。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的学者在其编写的《商周考古》一书中认为：肃慎活动于今热河山地，从而认为夏家店下层文化包含了肃慎、燕亳等族群，夏家店上层文化则包括东胡、山戎、肃慎等古代民族。 薛虹认为松花江上游的西团山文化的族属为肃慎族，即商周到春秋战国之际中原所认识和记述的肃慎是以吉林地区为中心的西团山文化为代表的原始社会群体。进而根据该文化的分布地域考释出东到长白山西侧抚松、靖宇一带的松花江上游，南限于黑辽分水岭北侧，西至长春伊通何流域一线，北达牡丹江和松花江的分水岭以南和以西的松花江两岸，是肃慎族居住和活动的地方。 薛先生还认为，如果把肃慎作为一个泛称，即包括了不同的原始社会群体，也可以把分布在牡丹江、绥芬河、图们江流域的莺歌岭上层文化遗址的文化类型的主人包括在内。 杨保隆经过详细考证，反对薛虹所主张的肃慎活动地域仅在松花江上游一带，而应是东至日本海，西到呼兰河流域，南至宁安、东宁县南和珲春、汪清县北，北达黑龙江入海处。 奚柳芳认为肃慎并非一开始就在黑龙江流域，在西周成、康以前，肃慎应在今辽宁省西部及相近的地方，大致在今燕山以东、医巫闾山以西。迟到春秋晚期，肃慎已乔迁到东北腹地。但此时是否已深入黑龙江中下游地区，目前很难下这样的结论。至迟到东汉时期，肃慎活动地域已经囊括了松花江、乌苏里江两岸及黑龙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东临鞑靼海峡。至于肃慎迁徙的原因，作者否认了游牧民族迁徙游动的说法，认为肃慎并非游牧民族，其迁徙是受到华夏民族（如燕）向北扩充或邻近游牧民族（如匈奴）的侵扰。 奚柳芳主张东汉时期，肃慎活动地域囊括松花江、乌苏里江、黑龙江中下游两岸之说，显然是错误的。因为东汉时期的肃慎已经被挹娄人所替代，此其一。其二，东汉时期的松花江流域尚有扶余国的存在，势力已经控制了松花江上中游地区，并且居住于松花江下游、牡丹江流域、乌苏里江流域的挹娄人一直臣服于夫余。张博泉主张肃慎分布在今黑龙江下游，北及东至鄂霍次克海和日本海，西南约抵今黑龙江和松花江合流处及张广才岭，南约至今兴凯湖、镜泊湖一带。 张博泉先生的这一推断与今天在这一地区发现的肃慎考古文化较为吻合。董万仑认为肃慎发源于长白山地区，中心区域位于牡丹江流域，莺歌岭文化是其典型文化。 傅朗云、杨旸认为今辽河以东地区是肃慎西界，南起松花江上游中段今吉林市一带，北至黑龙江中游，东抵海滨。 蒋秀松等人赞同肃慎分布于东北地区的东北部，文献中所谓“肃慎、燕、亳，吾北土也”的记载并不能说明肃慎与燕亳就一定比邻而居，仅是一种对地理方位的称呼，应将其理解为“远至肃慎，近至燕亳” 。何光岳则认为；肃慎氏是夏商时代早已存在的古老部落，它是鸟夷一支，属于东夷集团，从东夷繁衍和发展的中心山东半岛分出来，逐渐北迁，直到松花江流域和黑龙江中下游。 程妮娜则指出肃慎居住地在今长白山以北，牡丹江中下游至黑龙江下游广大地区。 程妮娜的观点，显然是受到了她的老师张博泉先生的深刻影响。范恩实通过对有关肃慎的历史记载、考古发现以及前人研究成果的综合考察，从发展的角度探讨了肃慎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他认为，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周边民族关系的影响，肃慎族从辽西地区到吉长地区再到牡丹江、黑龙江流域，在一个不断迁徙的过程中推演着本民族的历史。同时，这一历史进程也深刻影响了整个东北地区的历史面貌。 范文显然是在试图解释肃慎族起源于辽西地区，并逐渐向东北的腹地牡丹江及松花江下游演变发展的事实，但是这一假说目前为止尚无直接的证据。考古学文化仅仅证明了东北地区某一处遗址的年代，而无法提供发展的谱系或者说无法解释这些考古学文化上的差异与联系。顿蒿元考证肃慎族的疆域包括长白山以北，黑龙江及松花江下游两岸以南，东至日本海。 郝庆云则认为肃慎大体在今长白山东北方向的我国东北地区东北部直到俄罗斯远东和滨海地区一带。 这两种观点无疑都是没有超出张博泉先生对肃慎地望的推断。李德山、栾凡根据历史文献确定了肃慎活动在长白山以北地区，其居住地的西部、南部与秽人相接，即在松嫩平原以东、第二松花江及绥芬河以北，北部和东部大致占有黑龙江中下游向东至日本海沿岸的广大地区。 李治亭编的《东北通史》一书认为肃慎分布地域在今黑龙江东部，即牡丹江下游和黑龙江下游的地区，这也就是传统的白山黑水之间。 佟冬主编的《中国东北史》认为，肃慎的南界与西界与秽人相接，大致范围在松嫩平原以东、第二松花江和绥芬河以北，其东界和北界则依据后世文献对挹娄的记载，推测应在黑龙江中下游至日本海沿岸地区。 顾奎相主编的《东北古代民族研究论纲》 认为先秦时期古肃慎族大致分布在长白山以北的东流松花江、牡丹江和乌苏里江交汇处的三江平原及山地地带。秦汉以后，随着东北古族交融和迁徙，长白山北系肃慎族大体分为东、西两支。东支分布在图们江以北、老爷岭以东的滨海山区，牡丹岭以北、老爷岭以西的牡丹江上游和乌苏里江上源穆棱河与东流松花江以南地区。这一观点越来越接近目前考古学界所提出的肃慎文化分布范围。范忠泽主张肃慎族的居住地东至日本海，南至长白山北，西至张广才岭（或松嫩平原以东），北至堪察加。 周喜峰认为东到今日本海沿岸，西止于张广才岭一带，南至穆棱河下游以北，北到黑龙江下游之间，这个范围很可能是肃慎人最初的活动地域。 范忠泽、周喜峰的观点则愈加明确了肃慎的分布地域，范忠泽主张以鹤岗为中心的考古文化为肃慎文化，而周喜峰则认为肃慎的南部范围是在穆棱河附近。魏国忠先生将肃慎分布地域锁定在了今张广才岭北段以东到海、兴凯湖以北到黑龙江两岸地带即包括今三江平原和乌苏里江流域在内的黑龙江中下游地带，认为这里应该是广义上的肃慎人及其先民们的分布区域。

1904年，在辑安县（今吉林省集安市）城西17公里板岔岭西北天沟的山坡上发现了著名的毌丘俭纪功碑，可佐证《三国志·魏书·毌丘俭传》所载曹魏大将毌丘俭率大军讨伐高句丽东川王，过沃沮至“肃慎氏南界”的历史。文献云：“正始中，俭以高句骊数侵叛，督诸军步骑万人出玄菟，从诸道讨之。句骊王宫将步骑二万人，进军沸流水上，大战梁口，宫连破走。遂束马县车以登丸都，屠句骊所都，斩获首虏以千数。宫将妻子逃窜，俭引兵还。六年，复征之，宫遂奔买沟。俭遣玄菟太守王颀追之，过沃沮千有余里，至肃慎氏南界，刻石纪功，刊丸都之山，铭不耐之城。”此处，所说的“过沃沮千里，至肃慎氏南界”的地望，当在今牡丹江流域的镜泊湖一带。镜泊湖江山娇林场附近曾发现了一道石筑长城，这道长城很可能是肃慎与沃沮的分界。王国维、金毓黻等均对“肃慎南界”进行了考证，并将其确定在今朝鲜、吉林交界一带。今人赵红梅考证，从肃慎、沃沮、勿吉族发音及形成发展的过程，可知“肃慎南界”于魏晋时期当与“北沃沮”南界相符，当在今天朝鲜半岛北部，而不仅是今吉林省境内。 对“肃慎南界”的确证为进一步定位肃慎分布地域无疑具有重要意义。王乐文认为此“肃慎南界”实为“挹娄南界”，应在东兴类型文化分布区及其迤东一线，即倭肯河—挠力河与穆棱河中间地带。 我们认为，肃慎的南界并非在朝鲜与中国吉林的交界一带，赵红梅的观点受到了王国维、金毓黻先生的影响，而王乐文的肃慎南界说则较为正确。今穆棱河流域地近兴凯湖，在穆棱河、兴凯湖流域的鸡东、鸡西地区发现了具有高句丽筑城文化特征的锅盔山山城等遗迹，说明这些具有高句丽特征的筑城的出现绝非孤立的现象，可能与曹魏时期玄菟太守王颀奉毌丘俭之命，追击高句丽王宫于肃慎南界有关。

贾耽《道里记》有“（镜泊湖）西南三十里有古肃慎城”。阚德刚根据各时期史书记载的大体方位，对“肃慎城”的大致位置进行了多次考察，于2005年在黑龙江省宁安市渤海镇牡丹江江畔发现了小朱家遗址。通过对遗址多次采集、研究、整理、分析得出“肃慎城”方位“当为小朱家遗址”。 董佩信认为肃慎的中心居住地在吉林省抚松县的新屯子镇。该地先是发现了世界上迄今为止最大的黑曜岩单晶体石核，为寻找东北肃慎居住地提供了最有力证据，因为肃慎民族制作石砮的原料正是这种黑曜岩。随后，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考古中心和抚松县文物所组成联合考古队于2002年先是发现了近500平方米的露天居住遗址。后来又发现了近20平方米的椭圆形屋基遗址，发现了钻孔石刀、石斧及多种石制品，最为珍贵的是一个周代铜钺。这一发现填补了长白山区新石器时代人类居住的空白。根据出土的巨大黑曜岩石核，精制的铜钺以及众多的黑曜岩箭头，露天居住地发现的石刀、石斧、石器，可以断定，此处应是肃慎时期重要的中心居住地，是周朝朝贡楛矢石砮的发源地。 如果以发现黑曜石和石钺的大小来确定肃慎的起源地问题，那么在日本的福冈、石川、新澙、宫城、北海道、长野县等地发现的丰富的大型黑曜石的现象该作何解释呢？而石钺则在东北地区、朝鲜半岛乃至长城南北的广大地域内发现甚多，这些石钺又该作何解释呢？笔者认为，今渤海上京龙泉府之西南东京城镇三家子村附近的由三道城垣环绕的古城很可能为古肃慎城。

综上所述，对肃慎分布地域及考古学文化的研究，无外乎以下两种主要论点：一种观点认为肃慎分布于松花江上游，对应考古学文化为吉林市西团山文化；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肃慎分布于黑龙江中下游地区，对应以牡丹江莺歌岭文化、密山新开流文化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林沄通过系统梳理，率先否定了西团山文化即肃慎遗存的说法，他指出无论从考古学文化演变序列还是历史文献记载的延续性方面考虑，挹娄和肃慎之间都有巨大的时间缺环。 此后，李健才探讨了从肃慎到挹娄埋葬习俗的演变，也赞同西团山文化的族属不可能是肃慎。 吉林西团山文化是肃慎文化遗存的观点如今已基本被否定，莺歌岭文化作为肃慎族文化的观点渐趋占据了学术界的主流，这说明肃慎是一支一直活跃于黑龙江中、下游及牡丹江流域的古代民族。干志耿、孙秀仁合著的《黑龙江古代民族史纲》及孙进己等学者都认为：宁安镜泊湖南岸莺歌岭遗址属古肃慎文化遗存；距今6000年前的饶河小南山和抚远海青遗址是古肃慎北支的文化遗存，即周初挹娄先世的遗留；距今约1980年的牡丹江市郊龙头山遗址和绥滨蜿蜒河遗址下层，以及距今约1695年的宁安东康遗址和蜿蜒河上层文化遗存都是挹娄、肃慎文化。 郝庆云则认为黑龙江省宁安市镜泊湖东南岸的莺歌岭遗址、依兰县牡丹江下游右岸的桥南遗址均是肃慎族的文化遗存。 魏存成认为莺歌岭遗址上层以及牡丹江宁安牛场遗址、大牡丹遗址等与莺歌岭上层文化类型相同的遗址，其年代、遗物与肃慎族大致相合，虽然文化性质仍需继续探讨，但其中的发现是值得重视的。

自改革开放以来，文物工作者对三江平原地区古族遗存考古已取得了巨大进展，一个个惊人的遗址如密山县新开流遗址 、依兰县倭肯哈达洞穴 、饶河县小南山遗址 、宝清县劝农二道岭遗址 、鸡西刀背山遗址 、同江街津口遗址 、依兰县桥南遗址 等相继被发现，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大量石破天惊的考古发现丰富了人们对三江平原早期文明的认识和想象，由于其年代与肃慎大致同时，地域分布上也多有重合，因此，不少学者均将其作为满族先世的肃慎文化进行定位和研究。除此之外，项福库将位于小兴安岭地区的伊春金山屯区大硷子遗址、西林区小孤山遗址、南岔区小吉星遗址等也认定为肃慎族遗存。

如果我们以一种宏观视野对上述考古学文化做一整体概观，大致可以将以三江平原为中心的松花江以东地区的早期考古文化分为两大区系类型：一为以牡丹江中下游为中心的莺歌岭下层——莺歌岭上层——东康文化，统称为“牡丹江类型文化”；另一为以乌苏里江流域为中心的小南山—新开流—海青（乌里尔）—蜿蜒河（波尔采）文化，统称“三江类型文化” 。其年代从肃慎一直延续至挹娄。当然，随着考古材料的不断积累，小南山文化与新开流文化的关系似可再做进一步探讨。但毫无疑问，它们之间因地域相合、时间相继，可作整体考察。

莺歌岭遗址位于宁安市镜泊乡境内镜泊湖南端东岸，西面临湖，遗址南北两侧有房身河和松乙河注入镜泊湖。1963年，黑龙江省博物馆的考古工作人员对莺歌岭遗址进行了发掘。发掘成果表明，遗址分上、下二层，每层均分布有半地穴房址。下层文化距今3000年左右，出土的陶器以夹砂红褐陶为主，有少量粗灰陶，手制，器型有罐、碗、盅等，纹饰以“人”字纹为基调，还有蓖点纹连成的“之”字形图案，以及平行线纹、印纹、席纹、回纹等。石器有有肩石锄，亚腰形石锄、板状砍砸器等，多为打制。骨角器中的代表性物品是鹿角锄。可以看出当时的人们已经过着比较稳定的定居生活，兼营农业、渔猎为生。笔者在2015年10月下旬还实地考察了与莺歌岭遗址毗邻的西湖岫屯遗址。该遗址因临近镜泊湖南湖北岸的西湖岫屯而得名。遗址北起201国道，南至镜泊湖边，南北宽约50米，东西长约100米，面积5000平方米。遗址南侧受湖水侵蚀严重，沿湖断层上可见房址及文化层。在考察中采集到若干夹砂红褐陶片及亚腰型石锄、石锛等莺歌岭下层文化遗物。 莺歌岭文化上层陶器以夹砂黑灰陶和磨光黑灰陶为主，主要器型为折沿深腹罐和齿状花边口罐，素面器居多，纹饰陶较少，纹饰有以刻划的大方格纹、划纹、指甲纹、绳纹等，陶罐多在口沿下施齿状附加堆纹。发现的两座房址为长方形或方形半地穴石壁房址，有柱洞和灶。还有陶纺轮和陶猪、陶狗和陶熊等。石器以磨制为主，有斧、锛、凿、穿孔石刀、矛、锨、磨盘和磨棒等；以黑曜石为材质的压制石器，是这一类型的重要特点。骨器有锥、针、镞、鱼钩、枪头、甲片、牙刀和狍角锄等。 从出土的半地穴式房址和大量农用器具可以看出这里的居民当时已经过着比较稳定的原始农业定居生活；从出土的箭镞、石矛、网坠、骨鱼钩等工具可以看出渔猎经济还占较大比重；从出土的陶纺轮可以看出当时已有了原始的手工业生产；从出土的陶猪、陶犬可以看出这时已经有了原始的畜牧业，陶猪形象还带有一定的野猪特点可以看出当处于野猪到家庭豢养的家猪之间的过渡体态。同时陶猪造型生动形象、栩栩如生，说明这一时期人们有了一定的观察能力与审美情趣。陶猪在功能上来说应该是祭祀用品，说明当时人们已经有了拜祭神灵的宗教活动（见图1—1）。

与莺歌岭文化内涵相似的遗址，还有宁安石灰场遗址下层、宁安牛场、大牡丹屯，牡丹江市郊丰收、振兴乙类遗存，穆棱二百户遗址等。宁安石灰场遗址位于宁安市城东乡三灰场村东北约两公里。陶器全部为夹粗砂褐陶，火候不高，器表颜色不均。主要器型为侈口微曲壁平底的罐、瓮，纹饰陶居多，绝大部分施平行刻划纹，多以平行刻划纹组成菱形、方形的网格状图案，口沿下一般施齿状附加堆纹。发现的座房址均被破坏，为长方形或方形半地穴式，有柱洞，无门道和灶，其中一座南壁有石墙。海林振兴一期乙组遗存遗物全部出土于发掘区外断崖上的一个灰坑，遗物只有陶器，全部为夹砂褐陶，陶质疏松，火候较低，器表颜色斑驳。器型只有平底筒形罐一种，纹饰陶居多，施刻划的弦纹和不整齐的菱形方格纹，口沿下多施齿状附加堆纹。可以看出以上这些遗址文化特征的共性是陶器流行口沿下施齿状附加堆纹、器身施由平行刻划纹组成图案的平底筒形罐，房址为长方形、方形半地穴式石壁房址，大致可以认定这些遗存属于同一个文化序列（见图1—2）。

笔者曾于2015年10月下旬在牡丹江师范学院历史与文化学院原院长刁丽伟教授的带领下，实地踏查了最新发现的镜泊湖菱角崴子遗址。该遗址位于宁安市林业有害生物渤海林木种子园十四号监测点附近的镜泊湖北湖头西岸的湖滩地和湖岸岗地上。遗址上到处散落着新石器时代的夹砂灰褐陶、夹砂红陶、夹砂黑陶、石磨棒、石刀、石斧、石锄、黑曜石镞、石球、砍砸器、研磨器等遗物。还采集到数件黑曜石片。采集的陶器均为夹砂陶器，质地粗糙，烧制火候很低，加之丰水期时陶器多被淹没于水下，湖水长年浸泡导致陶片质地更加疏松。陶器多灰褐陶，少见红陶，器身少见纹饰，多为素面，器物口沿以附加堆纹为主。陶片分属盆、罐、碗、钵等不同器物。石磨棒也大量发现，质地主要有玄武岩和砂砾岩两种，均呈半圆柱形，未见完整器物。由于长期被湖水冲刷，在沿湖土冈的断层剖面中清晰可见多座房址和灰坑，房址规模较大，长度均在3米以上，有玄武岩石料大量堆积，以及红烧土和被火烧过的红色石块，可能是房址中的烟道或炕洞的遗迹。值得注意的是，在沿湖畔靠近房址的地方，发现了一块沙砾岩石，其上刻有神秘的正方形图案，凹槽较深。经辨识初步推测该图案有两种可能：一是用于指示方向；二是用于宗教祭祀活动。遗址中还偶见渤海时期的陶片和布纹瓦，可知遗址曾延续较长时期，大致可以分为新石器时代莺歌岭文化下层和渤海两种文化面貌。监测站的工作人员还为提供了他们在基建时发现的石磨棒标本，长7.5厘米，厚5厘米，呈半圆柱形，一面磨平，中部断裂，应为莺歌岭文化遗存。菱角崴子遗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大量文物遗存、特别是黑曜石和方形石刻的发现，为我们从宏观上审视牡丹江流域镜泊湖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特别是莺歌岭遗存的内涵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实物参考资料。

新开流文化则是肃慎族的又一重要的考古学文化。新开流文化以乌苏里江上游的兴凯湖为中心，东到日本海，北到黑龙江下游，西到牡丹江流域，南至穆棱河上游及绥芬河流域一带。牡丹江流域正是新开流文化西部分布区的中心地域。牡丹江流域与兴凯湖及乌苏里江上游同属于新开流文化圈。新开流因大、小兴凯湖之间开凿的人工水渠而得名。新开流遗址位于黑龙江省大、小兴凯湖之间的新开流以东1.5公里的湖岗上，距今约6000—5000年。遗址东西长300米，南北宽80米，面积约2.4万平方米。1972年发掘280平方米，发现新石器时代墓葬32座，渔窖10座，出土大量以鱼鳞纹、网纹、波纹为特征的陶器和以渔猎工具为主的石器、骨器、牙角器等。新开流文化带有浓厚的渔猎色彩，遗址有较厚的文化堆积，分上、下层，出土的陶器器型比较简单，主要有罐和钵等，但上面的纹饰却十分复杂，典型的有鱼鳞纹、菱形纹、篦点纹、短条菱形纹、小长方格篦纹、网纹等（见图1—3），纹饰富于变化，说明当时人们已具备了一定的原始审美能力。黑龙江省博物馆馆藏的一件菱格纹陶罐，质地为夹砂黄褐陶，罐身饰以菱形纹和斜行篦点纹，可能是鱼鳞纹的简化，反映了当时人们以渔猎为生，尤以捕鱼为主要生活来源。陶器中有一个陶制神偶像，细眼，尖颏顶，形象非常类似今天赫哲族崇拜的“爱米神”，很可能就是萨满教的起源，说明新开流先民可能已经具备了原始的宗教文化。值得注意的是，新开流遗址还发现了一件骨雕鹰首，长颈、圆眼、钩嘴，生动形象，骨雕鹰首生动地刻画了鱼鹰的形象，不少人认为这可能与后来深受满族及其先民喜爱的“海东青”有关。石器以压制为主，有压制柳叶形凹底石镞、桂叶形石镞、带铤石镞、尖状器、刮削器，磨制石斧等。类似的石镞、石器在其后时期的牡丹江流域广泛存在，虽形制都有变化，但还是可以看出流于一脉。还有大量的骨、牙、角器，另外在遗址居住地附近还有氏族公共墓地，埋葬有先后，说明当时的人们曾在这里长期定居，过着以捕鱼为主兼营狩猎的生活。值得注意的是，新开流遗址中出土的绘有菱形纹的灰褐、黄褐陶器在牡丹江流域的宁安石灰场遗址、海林振兴一期乙组遗存中均有发现，这种莺歌岭文化因素与新开流文化因素共存的现象说明两种文化存在着交流与融合。

2015年7—11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饶河县文物管理所对乌苏里江流域的饶河小南山遗址进行了正式考古发掘。此次发掘位于小南山东坡的中部，发掘面积300平方米。该年度获得的文化遗存可分为早晚两期。早期遗存出土了大量的玉器、石器和陶器。其中3座墓葬的碳14年龄分别是8020±30年、8150±30年和7880±30年，经树轮校正后为距今8595—9135年。玉器有匕形玉佩、觿形玉佩（弯条形器）、玉管、玉珠、玉璧、玉环、玉锛和玉斧等（见图1—4）。石器有筒形器、双面尖状器（石矛）、端刮器、石叶及其制成的长镞、磨制的镞等。陶器主要为罐和小杯类，夹砂黄褐色，内芯多为黑色，质地非常疏松，外表面上部饰由斜向压印梳齿纹构成的条带，个别唇部也饰压印梳齿纹。石器主要为压制的短三角形石镞。小南山遗址的发掘成果强烈冲击和颠覆着人们对东北亚极边地区早期文明的传统认识。研究表明，小南山遗址早期遗存填补了奥西波夫卡文化和新开流之间的空白，代表了一支以往未被识别出的新的考古学文化，是新开流文化之源。小南山遗址的晚期遗存与黑龙江下游的沃兹涅谢诺夫卡文化有接近之处，是该文化遗存在我国首次发现，其年代为新石器时代末期，距今4000年左右。 小南山遗址的发掘不仅为乌苏里江及黑龙江下游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编年和谱系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同时也为牡丹江流域早期文化的溯源提供了珍贵的新材料。现已可以肯定的是，小南山文化应为乌苏里江、牡丹江流域新开流文化的源头。另外，笔者以为，以往在穆棱二百户、依兰桥南等遗址中发现的仿青铜石矛，与此次小南山遗址发现的距今9000余年的双面尖状器十分相似，学术界传统上认为的牡丹江流域、穆棱河流域的仿青铜石矛，可能并非仿自青铜制品，而是小南山文化的延续。

除此之外，在位于牡丹江流域东南的绥芬河流域，也发现了一种以“人”字形划纹和“之”字形篦点纹陶器以及打制的亚腰石锄和板状石斧、黑曜石石镞为典型器物的大杏树类型，是莺歌岭文化在绥芬河流域的分支类型。

在整个牡丹江流域的早期古族遗存中，目前仅在属于桥南一期文化的依兰县桥南遗址发现了青铜制品。桥南遗址位于依兰县依兰镇西南约1.5公里处的牡丹江东岸二级台地上。在桥南一期文化遗存中，以F5房址最有代表性，它是一期遗存中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出土文物最丰富、年代最早的一个遗迹单位。房址内出土陶器以黄褐陶最多，其余为灰褐陶、黑褐陶、红衣陶等，另有少量红褐陶，多为夹砂陶。器型有鼓腹瓮、大口鼓腹瓮、双耳壶、盆、钵等，多为素面，纹饰以带有地方特色的凸弦纹最常见，还有绳纹、附加堆纹、刻划纹等纹饰。考古学家在此发现了两件青铜泡及仿青铜剑的各式骨镞、石匕等，但尚无任何铁制品发现。桥南一期文化年代据发掘者推测为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相当于春秋战国之际。青铜泡及青铜仿制品的发现表明牡丹江流域中游和下游的结合地带可能已经进入青铜时代。但由于目前关于桥南一期文化的考古学材料十分匮乏，还有待于进一步确证。因此，出于谨慎，桥南遗址的发掘者称桥南一期文化为“先铁时代文化” 。还有学者指出：“桥南遗址以F5为代表的遗存与振兴遗址一期乙组遗存不仅在陶器特征上与前述周边地区的青铜时代遗存相似，而且在这些遗址中的有些陶器器形也几乎完全相同。” 表明牡丹江中下游流域不同地域早期文化的共性存在。

笔者认为，在对肃慎分布地域及考古学文化的探索中，应重视肃慎民族的起源问题，即肃慎民族究竟系起源于山东半岛的东夷集团或辽河流域，还是新石器时代以来生活在黑龙江中下游地区的原住族群。研究这一问题对于最终确认肃慎分布地域及其所对应的考古学文化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只有在考察清楚这一问题后，才能确定肃慎是否有过迁徙的历史，继而进一步研讨肃慎在不同时期的分布地域及其在迁徙过程中留下的考古学遗存。 3AvYZqKLCZM+8KbHGvwl+jQF3l4ikXmRIj3FUEBBY0zTLPfxcTGZm4mzY5CVB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