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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员，是我国人数最多的少数民族之一。根据2010年中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满族的人口数量为10410585人，约占中国人口的0.77%，少数民族人口的9.28%。省级行政区中，辽宁与河北的满族人口超过百万。其中辽宁省有满族5336895人，占满族人口的51.26%，占辽宁省人口的12.20%，为满族人口的主要集中之地。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和北京的满族人口超过了10万，是当地人数最多的少数民族。
满族及其先民先后建立了肃慎王国、挹娄王国、勿吉王国、黑水靺鞨部落联盟、渤海国等地方王国和政权，并且在公元12世纪入主中原建立了金朝，17世纪又建立了统一的清王朝。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近几年又在各种不同场合反复强调这一理念。2021年5月11日至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又一次强调：“要深入挖掘云冈石窟蕴含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内涵，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不断增强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打牢各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思想基础、政治基础、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满族作为深刻影响了中华民族历史文明进程，且至今仍作为人数最多、影响力最大的少数民族之一，在我国历史发展进程中作出了卓越贡献，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研究和发掘其历史文化内涵，对践行和实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是推动当今各民族团结安定、和谐共赢、共同繁荣的重要历史支撑。因此，本书力求通过对满族及其先民所创造的历史文化及其疆域与政区的梳理，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形成过程提供一个用历史照耀现实的镜像，并就满族及其先民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辩证统一关系予以揭橥。
满族先民肃慎族发迹于今黑龙江中下游、松花江下游、牡丹江流域及乌苏里江流域广阔的“白山黑水”之间。《竹书纪年》记载：“肃慎者，虞夏以来东北大国也。……帝舜有虞氏二十五年，息慎来朝，贡弓矢。”《逸周书·王会解》云：“西面者，正北方稷慎、大尘，濊人。”另处又作“肃慎，濊人”。孔晁疏：“稷慎，肃慎也。”《左传·昭公九年》：“肃慎、燕、亳，吾北土也。”《山海经·大荒北经》：“东北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咸，有肃慎氏之国。”《国语·鲁语下》则详细记载了肃慎向陈惠公朝贡楛矢石砮的历史。由此可知，远在先秦时代，肃慎民族就与中原有了较为密切的联系。自陈寿的《三国志》始，“二十四史”中的《后汉书》《魏书》《晋书》《宋书》《梁书》《北齐书》《北史》《隋书》等正史文献，以及《尚书》《孔子家语》、刘安的《淮南子》、刘向的《说苑》、毛亨的《毛诗注疏》、鱼豢的《魏略》、皇甫谧的《帝王世纪》、刘勰的《文心雕龙》等文献典籍对肃慎的历史概貌均有记述或提及。在上述文献中，肃慎往往以向中原王朝政权朝贡“楛矢石砮”的形象出现。“楛矢石砮”与肃慎的关联，在隋唐以前已然成为中原王朝对东北边域族群符号化的认知。同时，“楛矢石砮”在文献中也逐渐被赋予了政治归属的意涵，系东北边域通过朝贡向中原王朝表达政治臣服和文化倾慕的物化象征，亦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先秦时代的朴素反映。
两汉时期的挹娄在地理分布上大体承袭肃慎故地，并有所扩大，核心区域在三江平原的牡丹江中下游及七星河、挠力河流域。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黑龙江地区的考古工作者在三江平原地区发现了大量汉魏时期筑城遗址，这些古代筑城遗存表明，该地区在汉魏时期就已出现繁荣的城邦文明，是黑龙江流域古代文明步入早期国家的标志。仅在滚兔岭文化和凤林文化分布区的核心区域七星河流域，就发现了汉魏时期遗址426处，其中城址113处、遗址313处，包括居住址、防御址、祭祀址、瞭望址、要塞址等，已经表现出明确的功能划分。
其中规模最大、九城环套相连的凤林古城应是满族先民挹娄族的王城所在。有学者对此评价道：“王城的诞生体现了强权政治的出现，萌发了国家文明的雏芽！”
城址中央发现的目前国内所见最大的半地穴式房址很可能就是挹娄人的“王宫”，与凤林古城隔七星河相望的炮台山古城则应是挹娄人祭祀天神及北斗七星的祭坛。在三江平原地区所发现的大量汉魏时期的城址、遗址、墓葬等，证明了该地区在汉魏时期就已出现灿烂的文明，是黑龙江流域古代文明的重要发源地。密集的古代遗址如满天星斗般播撒在这片肥沃富饶的黑土地上，使北大荒的陈旧观念成为过去时。特别是三江平原汉魏古城群所反映的凤林文化，标志着三江平原早期国家的诞生和城邦文明的开始。王城、“王宫”，特别是炮台山山城和北斗七星祭坛的发现，是汉文明远播黑龙江流域、挹娄民族与中原文化互动的重要证明。满族先民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这一时期开始走向深化，中原王朝的制度文化与宇宙观开始在黑土地上落地生根。
南北朝时期的勿吉继承挹娄故地并进一步发展壮大，强盛一时，建立了强盛的勿吉王国。曾占领北沃沮，袭扰高句丽，驱逐夫余国，地域范围从三江平原逐渐扩张至松花江上游地区，形成了“勿吉七部”。隋唐时期，勿吉七部发展为靺鞨七部，其中粟末靺鞨建立了创造辉煌文明的“海东盛国”——渤海国，缔造了黑土地上第一个封建文明。渤海国的建立者深受中原文化影响。渤海建国后，大体上秉持着对唐友好的学习政策，全面系统地吸收和引入了盛唐文明，使渤海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均呈现出与唐朝“疆里虽重海，书车本一家”的局面，唐朝对渤海的影响可谓全面、深刻。渤海派遣遣唐使积极学习盛唐典章制度和儒学礼仪，使渤海政治制度得到了根本性的革新。从中央到地方在行政体系上形成了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一百三十余县的庞大而合理的多层级建制。在政治和教育制度上设六部，尊儒学，治礼仪，循法制，重教化，办学校，用汉字，习唐诗，使渤海官民的文化面貌得到了巨大的改变。同时，深受唐代佛教影响的渤海佛教也成为其主导意识形态之一。毫无疑问，渤海国对唐文化的全面吸收表现了其对中原文明的积极认同，满族先民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已臻于成熟。渤海国灭亡后，其遗民大多通过不同形式参与了新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为辽金时期东北地区的“内地化”和汉化奠定了重要基础。
脱胎于勿吉黑水部和靺鞨黑水部的黑水靺鞨，则始终以强大的姿态长期存在于黑龙江流域，并成为后来女真完颜部的直系祖先。女真完颜部首领阿骨打于公元12世纪初，在今哈尔滨阿城区的阿什河畔白城子建立了大金，其后代最终灭亡了强大的辽王朝和北宋王朝，并入主中原称雄于中国北方长达120年之久，其疆域南界一直推进至秦岭—淮河一线。在与南宋彼此僵持的过程中，金朝采取了主动、积极的态度，与南宋政权达成了“绍兴和议”，结束了双方十余年的军事对抗状态。在中原高度发达的封建文明的影响好熏陶下，通过金熙宗时期“天眷官制”、海陵王时期的“正隆官制”等一系列改制措施，金朝和女真社会内部的奴隶制逐渐解体，并迅速封建化。数以十万计的女真猛安谋克户由“金源内地”迁徙至华北各地，积极学习汉人的农耕技术，并与之杂居、通婚、融合，实现了又一次北方民族的大融合。这一融合进程一直持续至金元之际。元代已经把在北方地区从事农业生产的女真人、契丹人与汉人同等对待，统称为“汉人”。可以说，金朝从建立伊始就对中原王朝的律令与文化表现了浓厚的兴趣和积极的态度。由于金朝疆域辽阔，在这一时期，北方中国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愈加深入，成为统合北方各族人民心理认同的主导理念。
金朝灭亡后，女真族众散居于广袤的东北地区。明朝收复东北后，明军势力向北推进至松花江流域和黑龙江流域，曾处于元朝统治下的女真各部相继归附。明朝势力的进驻以及女真族内部的分化，引起了女真各部总体上向南迁徙和移动的趋势，并逐渐形成了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野人女真（又称东海女真）三大部，特别是作为后来满洲族主体的建州女真几经迁徙，至明英宗正统年间，逐渐稳定下来，分为苏克素浒、浑河、完颜（又作王甲）、董鄂、哲陈、鸭绿江、讷殷、珠舍里等部，分布在今抚顺以东、以浑河流域为中心，东达长白山东麓和北麓，南至鸭绿江畔的地域。明朝为管辖南下的建州女真诸部，设立了“建州三卫”，进一步固化了建州女真的分布地域和民族属性，标志着满洲族的主体已经形成。
明万历十一年（1583），建州左卫都督佥事努尔哈赤以十三副铠甲于苏子河畔起兵，开始统一女真各部。他首先开始统一建州女真，在近十年的时间内先后征服了栋鄂部、浑河部、苏克素浒部、哲陈部。努尔哈赤又筑佛阿拉城，立国政，自称女真国淑勒贝勒，初步建立了国家雏形和行政机构。继而在其后数年相继征服完颜部、长白山部和鸭绿江部。努尔哈赤用了近十年时间基本完成了对建州女真诸部的统一，并将各部族众迁居至苏子河流域，编入牛录组织，予以集中管理。努尔哈赤统一建州女真诸部的军事行动引起了以叶赫部为首的海西女真扈伦四部的联合进攻，但被努尔哈赤成功击溃。随后，叶赫部又纠集了扈伦四部、长白山二部、蒙古三部，组成了九部联军，大举进攻努尔哈赤。最终被努尔哈赤击溃于古勒山。努尔哈赤最终统一建州女真，并相继攻克了海西女真哈达部、辉发部，将海西女真收编。万历四十四年（1616），努尔哈赤正式称汗建国，国号“大金”，史称后金。后金政权建立后，为进一步壮大实力、解决兵源问题，努尔哈赤又频繁用兵东海女真，将被征服的东海女真部落迁徙至赫图阿拉一带；皇太极则采取了就地整编的策略，并对黑龙江流域的索伦三部则采取了征服与招抚并用，以招抚为主。
至此，努尔哈赤、皇太极最终统一了女真各部，控制了明代奴儿干都司全部辖境。清崇德七年（1642），皇太极上书明崇祯帝时，说道：“予瓒承皇考太祖皇帝之业，嗣位以来，蒙天眷佑，自东北滨海（今鄂霍次克海），迄于西北海滨（今贝加尔湖），期间使犬、使鹿之邦及产黑狐、黑貂之地，不事耕种、渔猎为生之俗，厄鲁特部落以至斡难河源，远迩诸国，在在臣服。”
这些被征服的部族，连同建州女真、海西女真，俱被编入八旗组织。据孙静依据《八旗通志·旗分志》《钦定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作出的统计，后金建国初编设的牛录计有239个，出身海西女真的牛录额真就有47个，其中有16名出自哈达部、22名出自叶赫部、5名出自乌拉部、4名出自辉发部。
在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收编女真各部的过程中，东北地区的一些汉人、蒙古人、朝鲜人及其他民族也被收编入八旗，成为以建州女真为核心和主体的女真族成员，也是后来满洲族的直接前身。
八旗制度由牛录组织发展而来，依据户籍，以300人为一“牛录”，5牛录为一“甲喇”，5甲喇即为一“固山”，一“固山”就是一旗，每旗约7500人。这种建制早在建州女真时期就已形成，是兵民一体、军政合一的社会组织。八旗制度初建时只有黄、白、红、蓝四旗，到了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随着建州女真在统一行动中不断收编新的部族，又增建了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前者称“四整”，后者称“四镶”，合称为“八旗”。其成员均称为“旗人”或“旗下人”。清军入关时，为加强皇帝权力和战争中的军事管理，由皇帝亲统其中整黄、整白和镶黄为“上三旗”，其余五旗由满洲贵族统领，称为“下五旗”。八旗制度同时具备组织经济生产和政治管理的双重职能，该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最终结束了女真族“部落无统”的涣散状态，从此“一国之众，八旗分隶”
，各分散部落的人口按八旗编制被统一于后金国家的组织制度之下，淡化了旗人之间出自不同部族的天然界限，这对清帝国的发展和满洲族的形成具有十分关键的意义。诚如王锺翰所言：“共同生活，统一管理，使诸部间原先存在的经济、文化、语言、习俗等方面差异日益消泯，为满族共同体形成准备了组织条件。”
刘小萌也有类似论述：“八固山（即八旗，笔者按），最终结束了满族‘部落无统’、关系涣散的落后局面。‘一国之众，八旗分隶’。全体人民，按照固山牛录组织起来，严格管理，统一指挥。政治上为国家的建立发展，经济上为实现向农业的全面过渡准备了组织条件。”
八旗制度不仅为满洲国家由早期部落向成熟国家的演进奠定了基础，同时也对满洲民族共同体的最终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促进和整合作用。
后金天聪九年（1635），皇太极改“女真”族称为“满洲”，正式将以建州女真为主体的民族共同体定名为“满洲”，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就此诞生。诚如皇太极在该年的谕称：“我国原有满洲、哈达、乌拉、辉发等名，向者无知之人，往往称为诸申。夫诸申之号，乃席北超墨尔根之裔，实与我国无涉。我国建号满洲，统统绵远，相传奕世，自今以后，一切人等，止称我国满洲原名，不得仍前妄称。”
关于满洲的称谓还有“伊彻满洲”（新满洲）和“佛满洲”（陈满洲）之别。努尔哈赤征服东海女真之前被收编入八旗的满洲族称“佛满洲”或“陈满洲”，在此之后的被称为“伊彻满洲”或“新满洲”。这一时期的“伊彻满洲”实际上包含了众多不同的民族，尤其是新近归附或被征服的赫哲族、吉里迷（乞列迷）族、鄂伦春族及黑龙江中下游的东海女真各部。清军入关后，则将称入关前被编入八旗的满洲族为“佛满洲”或“陈满洲”，入关后新编入的被称为“伊彻满洲”或“新满洲”。
就在皇太极宣布改族称为“满洲”的这一年，即后金天聪九年（1635），皇太极统一了蒙古各部，将蒙古二十四部编为四十九旗，察哈尔部编为八旗，直接隶属清朝皇帝，正式设立了“蒙古八旗”。清崇德七年（1642），又设立了“汉军八旗”。至此，满、蒙、汉三军八旗制度齐备。在皇太极时期，满洲族不仅在严密的八旗制度下得到进一步整合和融合，其范围也几乎囊括了整个黑龙江流域以南地区的女真语部落。
康熙年间，清朝政府又将蒙古达呼尔、索伦、陈巴尔虎、鄂伦春编为“打牲八旗”。雍正十年（1732），又挑选索伦、达呼尔、陈巴尔虎、鄂伦春三千精兵驻守呼伦贝尔，称“索伦八旗”，又可进一步分为“布特哈八旗”和“呼伦贝尔八旗”。清朝将黑龙江流域的索伦部收编入八旗制度中，无疑促进了索伦部的“满洲化”
。从康熙初年到乾隆十九年（1754），清廷又将新依附的扎哈沁、明阿特、厄鲁特、乌梁海等部，编为“游牧八旗”。清朝政府设中央八旗都统衙门掌管八旗兵，地方督抚无权调征。清军入关后，八旗兵分为守卫京师的“禁卫兵”和驻防各地的“驻防兵”。禁卫兵分“郎卫”和“兵卫”，“郎卫”选“上三旗”中才武高强者入值禁中，由领侍卫府统领；“兵卫”由骁骑营、前锋营、护军营、健锐营、火枪营等组成。八旗兵在京者全居于内城，分左右两翼。左翼为镶黄旗在安定门内，正白旗在东直门内，镶白旗在朝阳门内，正蓝旗在崇文门内；右翼为正黄旗在德胜门内，正红旗在西直门内，镶红旗在阜成门内，镶蓝旗在宣武门内。除此之外，在各地亦有驻防八旗兵，特别是在东北地区，驻防八旗兵是当地最重要的防守力量，也是当地最主要的居民群体和阶层。这些八旗部队及其眷属构成了满洲族的主体。
值得注意的是，事实上，在清代各类文书和地方志中，无论满洲八旗，还是汉军八旗、蒙古八旗，抑或打牲、索伦等八旗，均称之为“满城”或“满营”，即将不同民族的旗人视为一个群体。清政府实行的“旗、民分治”政策，即划定沿革旗民畛域，对隶属于旗籍的旗人和旗外的民众采取完全不同的控制和管理方法，如旗民不同处、旗民不交产、旗民不通婚、旗民不同刑、旗民社会控制体系不相属等。
这种政策将满、汉、蒙等旗人与未入旗籍的普通民众分隔，成为独立于普通民众社会以外的特殊群体，这正促成了不同民族成分的旗人集团的独立性和一体化趋势。随着八旗制度的完备和其内部不同民族成分的融合，使八旗成为清代具有鲜明独立性的社会群体，这种独立性特征使系于旗籍的旗人产生了一种不同于其他社会群体的民族意识——八旗意识。张佳生先生对此有很深入的论述：“‘八旗意识’既不可能是一个民族的意识的单纯表现，也不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民族意识。但却与民族意识有种种联系。这是因为八旗毕竟是由‘民族’组成的，不可避免地在多个方面带有浓厚的民族色彩，‘八旗意识’的产生以及它具有的内涵一定会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
清乾隆时期，满洲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趋于定型，清朝统治者开始有意识地、系统地关注满洲族的起源，并意图建立起满洲的“共同血统”意识。这种意识集中表现为满洲统治者开始编修族谱，如《钦定满洲源流考》《钦定八旗满洲氏族通谱》等，对满洲族的世系源流予以追溯，并将族源神话与文献记载的历史结合，固化为一种稳定的民族记忆。这种对满洲族世系“世谱化”的行为无疑进一步规范和强化了满洲族的民族认同感。孙静对此有一段至为重要的阐述：“作为征服者，满洲人在享受着征服带来的诸多利益时，也支付着相应的成本，特别是自身文化个性的丧失以及亲缘群体的离散。特别重要的是，到了乾隆时期，大多数满人已经不能保持靠征服者资格获得的各种利益。而满洲个体成员的命运已经和满洲共同体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满洲’已不仅仅是一种社会身份，它更主要的价值则体现为满洲人在社会生活中可资凭借的一种资源。维系满洲共同体的完整性和独立性，将影响到满洲成员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甚至是生存。因此，在文化特征与社会地位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满洲人都能够迅速并毫不犹豫地认同于满洲统治者所建构的满洲集体性格。”
由此可见，在满洲民族共同体形成的过程中，既有以建州女真为主体的满洲成分，还包括汉族、蒙古族、朝鲜族、达斡尔族、鄂伦春族、赫哲族等非满洲成分，这些不同的民族最终在清朝政权和八旗制度的作用下，被整合为“满洲”族，即文献中记载的“满城”或“满营”，并通过对满洲族源与世系的“世谱化”规范和强化满洲族的民族认同感，最终使其成为具有相同或相近文化特征、生活习俗、心理素质和“八旗民族意识”“满洲集体性格”的民族共同体。
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后，由孙中山建立的中华民国政府倡导“五族共和”。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发表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第一次提出了“五族共和”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方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满族遂取代了满洲族的称谓，成为新的民族称号。由于历经近三百年清政权和八旗制度的整合和固化，满族已经成为一个内部文化、观念、习俗等已趋同的旗人群体，因此，在民国初年，是否“在旗”成为判定满族的标准，凡是没有出旗籍的八旗成员均被视为满族。诚如王锺翰先生所说：“凡是既已出旗为民的大量汉军旗人或改回原籍的就应该算作汉族成员；否则就应该把他们当作满族成员对待。”
由此可见，民国时期的满族实际上即是满、蒙、汉等八旗制度下的旗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明确规定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民族团结的民族政策。1952年12月7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在文件中首次提出：“满族是我国境内的一个少数民族。”在这种形势下，我国在50年代进行了一次民族识别工作，所有旗人全部被正式认定为满族，使其获得了民族平等的权利，与此同时，许多被迫隐瞒民族身份的满族人也纷纷要求政府对其予以承认。这次民族识别工作正式确立了满族这一新的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并将其写入宪法，获得了满族代表的同意。改革开放后，沐浴着新时代的春风，党和政府开始进一步落实和完善民族政策，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满族民众和上层人士的要求和积极努力下，1985年6月，经国务院批准，率先成立了新宾、岫岩、凤城三个满族自治县，其后又相继成立了河北省的青龙满族自治县、丰宁满族自治县、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和宽城满族自治县，辽宁省的清原满族自治县、本溪满族自治县、桓仁满族自治县、宽甸满族自治县、北镇满族自治县，吉林省的伊通满族自治县。
纵观明代以来满人从满洲族到满族的发展历程，经历了以建州女真为主体的部落联盟组织，并不断融合海西女真、东海女真、黑龙江流域各部族及汉族、蒙古族、朝鲜族等民族群体，在后金（后改为清）国家政权和八旗制度的整合和凝聚作用下，以皇太极宣布改“女真”族称为“满洲”为标志，最终形成了满洲民族共同体。其后又在满洲八旗之外，陆续整编了蒙古八旗、汉军八旗、打牲八旗、索伦八旗、游牧八旗等军政组织，这些加入旗籍的不同民族又进一步融合，使满洲民族共同体的群体规模得以不断扩大。中华民国成立后，将满、蒙、汉等民族中所有入旗籍的旗人统一定名为满族，满族之称遂逐渐取代了满洲族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民族识别工作，则正式确立了满族这一新的民族共同体的形成，直至今日。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终得以在清代夯实牢固，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广阔疆域和民族格局最终得以鼎定。有清三百余年的统治，使汉、满、蒙、回、藏、朝、维等诸多民族得以深度接触、互动和融合，并建立起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辩证发展共有的心理认同。
满族及其先民是中国历史上先后多次建立地方王国和政权、两次入主中原并建立庞大帝国的伟大民族，对推动区域文明发展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历史时期，满族先民奋发进取，积极学习和吸收中原王朝先进的政治制度、思想文化和经济生计方式，促进了东北、华北等地区的开发，提升了区域生产生活水平，加强了各区域间有效的政治经济联动，并捍卫了历史时期王朝边疆地区的繁荣与稳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滥觞于肃慎族不断向中原王朝朝贡“楛矢石砮”，历经挹娄、勿吉、靺鞨，至渤海国时逐渐臻于成熟。又经金代、清代的整合和推动，满族族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终得以完全形成。一部满族发展史，就是一部满族及其先民不断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
孕育满族先民灿烂文化的“白山黑水之间”是满、汉等多民族的共同家园。在满族及其先民的发展过程中，与汉、蒙等民族在经济上互通有无，在文化上相互借鉴，在宗教信仰上兼容并包，为满族族系不断飞跃发展提供了不竭动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是实现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的客观需要。我们只有把满族及其先民演进的历史置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框架下加以解读，才能拨开历史迷雾，找寻到满族族系得以生生不息的历史答案，同时为今日满族同胞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和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提供坚实的历史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