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挹娄的地理分布与三江平原汉魏考古学文化

一 三江平原汉魏古城群概述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黑龙江地区的考古工作者在三江平原地区发现了大量汉魏时期筑城遗址，这些古代筑城遗存表明，该地区在汉魏时期就已出现繁荣的城邦文明，是黑龙江流域古代文明步入早期国家的标志。汉魏之际，双鸭山地区滚兔岭文化的中心由安邦河流域转移至七星河流域，形成了新的凤林文化。三江平原汉魏古城群主要是凤林文化的遗存。1998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启动了“黑龙江七星河流域汉魏遗址群聚落考古计划”，这次考古计划旨在重建七星河流域的汉魏文明。该计划以友谊县凤林城址、宝清县炮台山城址、双鸭山保安2号（畜牧队）城址为重点发掘对象。

友谊县凤林古城位于七星河北岸山冈之上，呈不规则形，共有九个城区，总周长6330米，总面积达120万平方米，是七星河流域遗址群中规模最大、形制最复杂的城址，是该地区聚落群的中心聚落。其中七城区为中心城区，呈正方形，周长490米，城墙四角均有角楼，四面城墙中部各有一马面，未见有城门，推测以吊桥出入。1998—2000年，考古工作者对凤林城址七城区进行了三年的持续发掘，共揭露面积达3300平方米，清理半地穴式房址36座，其中最大房址面积达670平方米，20个柱洞，为目前国内发现的最大的半地穴式房址。另有灰坑48个，解剖城墙1段，出土陶器、石器、骨角器、铁器、铜器、玛瑙串等文物1400余件（见图2—1）。 凤林文化即因凤林古城而得名。

宝清县炮台山城址位于七星河南岸炮台山上，与凤林古城隔河相望，为七星河流域同期古城中规模最大的山城址。炮台山古城有围垣三道，由人工将山体修筑成三层台阶状，顶部城址为圆角长方形，内有8个天坑，象征北斗七星及北极星。2000年6—7月对该城址东、南山脚下进行了试掘，揭露面积580平方米，清理半地穴式房址1座，出土陶器、石器、骨角器、铁器、铜器等遗物约50件（见图2—2，图2—3）。

双鸭山市保安2号城址位于七星河南岸二级台地之上，平面呈不规则长方形，周长733米。城墙四角及中部有角楼、马面共计13个，城门位于东北部城墙。1999年5—6月，对该城址进行了发掘，发掘面积约340平方米，共清理半地穴式房址3座，解剖城墙1段，出土陶器、石器、骨角器、铁器、铜器等遗物约100件（见图2—4）。

我们在综合发掘报告《七星河：三江平原古代遗址调查与勘测报告》 和其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七星河流域汉魏遗址群的文化特征作如下归纳：

其一，关于七星河流域考古编年与序列，早期为滚兔岭文化，其年代为两汉时期，晚期为凤林文化，其年代为魏晋时期。其二，七星河流域共发现汉魏遗址426处（见图2—6），主要分布在七星河流域中游两岸，其中上游40处，中游309处，下游77处，中游占遗址总数的72.5%。相同规模、相同性质、不同规模、不同性质的遗址有成群分布的现象，可大致分为兴隆聚落群、长胜聚落群、仁合聚落群、老古山聚落群、永富聚落群、太和聚落群、巨宝山聚落群、肖会聚落群、东悦聚落群等。其三，在426处汉魏遗址中，有城址113处、遗址313处，包括居住址、防御址、祭祀址、瞭望址、要塞址等，可见聚落群有功能的划分。其四，七星河流域汉魏聚落群有小型、中型、大型和超大型之分，表明当时的七星河流域聚落群已进入复杂社会。属于全流域的要塞聚落和祭祀聚落的存在，也表明全流域战争和祭祀活动的出现，进而表明已存在国家管理机器。诚如考古计划负责人许永杰所言：“如果以聚落考古的方法来检验，七星河流域汉魏居民的社会发展阶段，就应达到了国家。如果以国家作为文明确立的标志，七星河流域的汉魏居民就已经跨入了文明社会的门槛。”

在对凤林文化内涵及其所反映的发展阶段的研究上，在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学术界对以凤林古城、炮台山古城为代表的三江平原古代族群进行了深刻的论述。干志耿、殷德明先生曾提出，炮台山城址“是三江平原汉魏时期东夷民族建立文明古国最具代表性的特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主要标志”，“是目前我国发现的以天文星座为形象的城市核心建筑布局的首例”，这说明华夏文化在汉魏时期已传播到三江平原七星河畔。 2001年，两位先生又提出“亘古荒原第一都”的说法，并论证其科学价值：“从上千处不规范的汉魏城址和聚落址群的基础上萌生了严格的、规范的京都城址、宫殿址和祭坛址，标志着社会发展、城市萌生、文明发端、国家出现的初级阶段，然而是质的飞跃，这不能不说是三江平原和东北亚极边地区有史以来首次出现了以一个城市为中心的、包容周围村社的雏形国家，即城邦国家及其文化历史的表证。这也不能不说是汉魏时期三江平原的东北极边地区原住民族创造的地区性统一城邦国家这种国家初级阶段的模式。” 这一论述可谓十分深刻。王学良主编《黑龙江省双鸭山市文物资料汇编》“综合研究和文献资料篇”一册被命名为“黑龙江历史第一都” ，可视作对“亘古荒原第一都”概念的认可和呼应。

综合学界成果，可知凤林文化的主体继承了当地的滚兔岭文化，融合了吸取周邻地区团结文化、蜿蜒河类型、同仁文化的因素，并进一步发展和嬗变，最终成为一种内涵丰富、面貌复杂的文化遗存。 三江平原汉魏古城群所反映的凤林文化，标志着三江平原满族先民挹娄族所创立的早期国家的诞生和城邦文明的开始。

二 挹娄的地理分布及其考古学文化

“挹娄”作为族称初见于曹魏时期鱼豢撰《魏略》一书：“挹娄，一名肃慎氏。”关于挹娄的地理分布，《后汉书·东夷传》载：“在夫余东北千余里，东滨大海，南与北沃沮接，不知其北所极。”《晋书·东夷传》：“在不咸山北，去夫余可六十日行，东滨大海，西接寇漫汗，北极弱水。”不咸山即今长白山。挹娄“在夫余东北千余里”与夫余“东与挹娄接”大体相合。一般认为，挹娄由肃慎发展而来。肃慎地理分布以今牡丹江流域镜泊湖地区为中心。挹娄在地理分布上大体承袭肃慎故地，又有所扩大，其中心向北移至三江平原。挹娄大致活动在长白山以北，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三江汇合处及牡丹江流域中下游的三江平原一带，核心区域在牡丹江中下游及倭肯河、安邦河、七星河、穆棱河、挠力河等流域。

张云樵考订挹娄的地域分布范围与肃慎略同，南至长白山，北至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汇流处，西至张广才岭，吉林省东部亦为挹娄人活动范围。 薛虹等认为，挹娄南以长白山与高句丽相接，北至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汇流处，东极日本海，西以张广才岭（或稍西）与夫余相连。 温玉成认为，挹娄初居依兰一带，随着其逐渐强大，其分布范围南自黑龙江省的三江平原，北至俄罗斯鄂霍次克海沿岸。 李治亭主编《东北通史》认为夫余中心在今吉林省农安、长春、吉林市及辉发河流域，其“东北千余里”应在今牡丹江、松花江汇合处。“大海”为今日本海。北沃沮北界为老爷岭，南与北沃沮接，两族大致以吉林老爷岭为界。西接之寇漫汗在今松花江东流段至嫩江间。弱水即黑龙江下游。据此可知挹娄四至大致如下：张广才岭以西，老爷岭以东，牡丹江中下游、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汇流处及其下游。 张兆国从文献记载、考古发现等多个角度分析认为，黑龙江省七星河流域即是挹娄民族的主要分布地域。 范忠泽认为挹娄族分布地域，具体应包括张广才岭东西、老爷岭以西、牡丹江中下游以及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三江汇流地带和下游。 周喜峰认为挹娄的分布地域为东临大海，南部、西部、西南部及西面分别与沃沮、夫余及寇漫汗国相邻，具体来说，包括张广才岭以东以西的广大区域、老爷岭以西、牡丹江中下游以及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三江汇流地带及其下游的地理范围内。 郭威、李忠芝根据历史文献认为挹娄的地理分布在今松花江下游、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东至日本海，北至俄罗斯远东地区。 王禹浪认为肃慎、挹娄、勿吉地理分布的中心在牡丹江流域的中游地区和三江平原地区。 高波主编的《东北三江流域古代城址——佳木斯地区汉魏时期城址》一书将文献和考古发掘两方面相印证，以佳木斯市桦南县小八浪遗址的年代为例，认为挹娄人正是汉魏时期三江平原的主人。 赵展依据历史文献和渤海时期的《张建章墓志铭》中“明年秋杪，达忽汗州，州即挹娄故地”之语，可知挹娄分布于牡丹江流域，为肃慎故地。

总而言之，挹娄地理分布大致在长白山以北，牡丹江中下游，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三江汇合之处的三江平原，核心区域在牡丹江中下游及七星河、挠力河流域。大体上承袭肃慎故地，又有所扩大。

对挹娄地理分布的研究不仅仅要依靠文献记载，对其考古学遗存的发掘和研究更是至关重要的研究方法。

李文信于20世纪50年代最早论述了挹娄遗存。他认为依兰县倭肯哈达洞穴遗址可能是魏晋时期挹娄民族的物质文化遗存。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黑龙江地区的考古工作者在三江平原地区发现了大量汉魏时期的古城、古遗址、古墓葬等。这些古代遗存证明了该地区在汉魏时期就已出现繁荣的文明，是黑龙江流域古代文明的重要发源地。密集的古代遗址如满天星斗般播撒在这片肥沃富饶的黑土地上，使北大荒的观念成为过去时。我们认为，目前在三江平原发现的蜿蜒河类型、同仁文化、滚兔岭文化、海青文化、凤林文化等考古学文化，以及分布在三江平原腹地七星河流域、安邦河流域、挠力河流域等地的地堡群文化，很可能就是肃慎的后裔挹娄人的文化遗存。

1974年，黑龙江省考古工作队对鹤岗市绥滨县蜿蜒河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蜿蜒河类型因此而得名（见图2—7）。这次考古发掘成果的报告《黑龙江省绥滨县蜿蜒河遗址发掘报告》在32年后由杨虎执笔、发表于《北方文物》2006年第4期。据此考古报告可知，蜿蜒河遗址发掘面积共计203平方米，遗址以房址为主，属于两个不同时期的文化遗存。F1房址同于同仁文化二期类型，其年代相当于中原的魏晋南北朝时期。F2房址为典型的蜿蜒河类型。F2房址为半地穴式，出土喇叭口球腹罐、青铜饰牌等文物，其年代与俄罗斯波尔采文化相近，大致相当于中原两汉时期。从遗址地层及年代上可知两处房址有前后继承关系，应为挹娄、勿吉、靺鞨的考古学遗存。 林沄先生最先系统论述了蜿蜒河类型的内涵，指出其应是挹娄的考古学文化遗存。 王禹浪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蜿蜒河文化类型很可能是靺鞨—女真文化的遗存。 由于蜿蜒河类型与俄罗斯波尔采文化面貌接近，因此也将其二者合称为“蜿蜒河—波尔采文化”。波尔采文化是俄罗斯远东早期铁器时代文化，主要分布在小兴安岭以南的黑龙江中游和下游的哈巴罗夫斯克边区境内，因距库克列沃村四公里的波尔采遗址而得名，由被誉为俄罗斯“远东考古学之父”的奥克拉德尼科夫院士发现。杰烈维扬科院士是主要研究者，他在20世纪70年代初认为波尔采文化的族属应为挹娄，其代表性器物喇叭口球腹壶与日本虾夷人的喇叭口球腹壶相似，二者关系密切，因此波尔采文化族群还应参与日本虾夷人的形成。 杨虎、林秀贞分别阐述了蜿蜒河类型和俄罗斯波尔采文化的特征，并从分布、文化面貌、年代、经济形态等方面做了对比和归纳，但在其族属问题上，作者认为还应慎重考虑和论述其族属是否属于挹娄。 张泰湘认为苏联境内的波尔采文化无论从地域上还是时间上都是挹娄人的物质文化遗存。波尔采文化多分布于沿河地带，居住形式为半地穴式房址，没有门道，每个房址里几乎都有烧焦的黍粒，说明农业已较为发达。铁器增多，并出土有斧、矛、甲片、鱼钩、箭头、带卡等。从陶器上可看出与乌里尔文化具有明显的继承性。波尔采文化的时间段为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4世纪，分三期。我国境内的绥滨蜿蜒河遗址相当于波尔采二期末至三期初。

1984年，考古工作者在双鸭山市发掘了滚兔岭遗址（见图2—8）。滚兔岭遗址位于双鸭山市与集贤县交界的滚兔岭上，安邦河在遗址东侧缓缓流过。滚兔岭遗址是黑龙江东北部三江平原西南部聚落遗址群中一处规模较大的遗址。据1984年的发掘报告可知，滚兔岭1984年发掘面积达1500平方米，清理方形半地穴式房址14座，分大、中、小三种规格。房址底面经过加工，十分坚硬。有些房址沿四壁下部发现有排列密集的小柱洞和沟槽，可知房屋曾立有木柱或木板。房址中部有火灶遗迹。房址多数未见门道。发掘遗物以陶器为大宗，均为手制夹砂陶，以褐色为主，红衣陶次之。纹饰以素面为主，另有锯齿状附加堆纹、凹弦纹、凸弦纹等。器形均为平底器，有瓮、罐、壶、碗、钵、杯等，在一些罐和杯的颈腹部之间安有一斜向上翘的角状把手。石器中有穿孔刀、镞、刮削器、磨盘、磨棒等生产工具，还有环、管饰等装饰品。还有刀、镞、凿等铁器，还见甲片、扣环等遗物。

贾伟明、魏国忠最先详细论证了滚兔岭遗址的内涵，认为“挹娄系统的物质遗存应包括波尔采—蜿蜒河文化和滚兔岭文化，而文献中所记的挹娄，当主要指滚兔岭文化的居民” 。王乐文赞同滚兔岭文化为挹娄遗存，并认为以海林市东兴遗址为代表的东兴文化，在本质上应为滚兔岭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或变体，因此也应将其视为挹娄文化。但与此同时，他认为蜿蜒河—波尔采文化与滚兔岭文化从陶器等文化特征看，二者差异显著，应是南北并存的两个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因此蜿蜒河—波尔采文化恐并非挹娄文化，而应是靺鞨先世文化遗存。 其实，它们之间确乎是异同共存，特别是作为滚兔岭文化的角状把手罐在俄罗斯波尔采文化遗址中也有出土。这种差异很可能是汉魏时期挹娄族群中不同部族的反映。在这种情形正如近年对七台河种畜场遗址的发掘。该遗址位于种畜场遗址位于七台河市长兴乡马鞍村种畜场二队西南约500米、倭肯河支流汪清河中游左岸的山丘上。遗址共清理房址20座、灰坑8个，出土陶器、石器、铁器、骨器及动物骨骼等文物标本200余件。房址均为半地穴式，平面多为圆角方形，地面有灶坑，墙基处有较为密集的柱洞。这种房址特征与滚兔岭文华、凤林文化基本一致。陶器器型存在诸多共性，多为敞口、深腹、平底，有一定数量的单把陶器。但差异性也是明显的，如滚兔岭文化的典型器物角状把手罐在种畜场遗址几无出土，而主要是单把杯、钵。从器表装饰风格来看，滚兔岭遗址陶器纹饰以凸弦纹及齿状附加堆纹等为主，种畜场遗址陶器纹饰以戳印纹及凹弦纹等为主。遗址发掘者认为，种畜场遗址的总体年代晚于滚兔岭遗址，属于滚兔岭文化从中心分布区域向外围扩展过程中的较晚发展阶段。 这一推论是有道理的。这无疑反映了考古学文化人群始终处在不断移动和变化之中。如果我们以此观察蜿蜒河—波尔采文化与滚兔岭文化的关系，它们之间的差异很可能也是因地域不同或年代先后而产生的（见图2—9，图2—10）。

根据目前学者们对蜿蜒河类型和滚兔岭文化族属等问题的研究来看，学术界普遍将这两种汉魏时期的三江平原早期铁器时代诸文化作为挹娄遗存，王乐文是持质疑态度的代表学者，他以两种考古学文化在类型学上差异显著为据，认为两种文化应为对立的关系，不可能属于同一族群，而蜿蜒河类型应是靺鞨先世文化，并非挹娄遗存。

魏晋时期，滚兔岭文化中心由安邦河流域转移至七星河流域，形成了新的以三江平原汉魏古城群为基本特征的凤林文化。牡丹江中下游的东兴类型文化、桥南类型、河口遗存、以河口和振兴四期等遗存，也认为与挹娄—勿吉有关。关于该问题拟于下文勿吉一章作一探讨。

关于凤林文化及七星河流域汉魏古城群族属的研究，学术界多数学者认为其应是挹娄族筑城，并为勿吉沿用。三江平原汉魏筑城的形制、文化内涵及其所反映出的社会发展阶段表明，标志着三江平原满族先民挹娄族所创立的早期国家的诞生和城邦文明的开始。其中规模最大、九城环套相连的凤林古城应是满族先民挹娄族的王城所在。城址中央发现的目前国内所见最大的半地穴式房址很可能就是挹娄人的“王宫”，与凤林古城隔七星河相望的炮台山古城则应是挹娄人祭祀天神及北斗七星的祭坛。

然与此同时，亦有学者在认可凤林文化属于挹娄族遗存的同时，反对将其定性为王城。尹郁山认为凤林遗址的主人先是挹娄人，后是勿吉人，但认为凤林古城并非都城，因为凤林城址出土文物并不明确具备文明要素，是在“邑落”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城镇”，七号城区也并非王宫，而应是聚会之所。 李秀莲也持上述观点，她认为凤林古城城墙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城门，王是社会等级出现的产物，王需要人来护卫，不会居于“瓮中”。没有城门的城很可能是氏族部落的“仓库”，此时的凤林古城仍是部落社会。 在对炮台山祭坛遗址的定性上，也存在不同说法。尹郁山认为炮台山不是祭天台，而是挹娄人从事“星祭”的“祭星台” 。陈景和从不宜用“天坑”来象征星宿、“天坑”与实数不符、满族的星祭观念与道家大相异趣等五个方面，论证了炮台山古祭坛是满族先世挹娄人的星祭坛，而不是后世道家的“七星祭坛” 。在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的“黑龙江七星河流域汉魏遗址群聚落考古计划”虽然曾历时数年，参与学者众多，但其报告《七星河：三江平原古代遗址调查与勘测报告》却对七星河汉魏聚落群的族属语焉不详，采取了回避的方式，这也许反映了计划的参与者在这一问题上的慎重态度，看来其族属是挹娄人的说法并非定论。然而计划的负责人许永杰、赵永军却在《七星河流域汉魏遗址群聚落考古的理论与实践》一文中指出，七星河流域汉魏遗址群应与北沃沮人的活动有关。 可谓提出了新的看法。张碧波、庄鸿雁认为凤林古城的文化内涵、地理位置均与挹娄不符，否认其是挹娄文化遗存，根据文献记载，指出凤林古城古城应是《晋书》中的寇莫汗国，即《魏书》中的豆莫娄国，直至公元8世纪并入渤海国，其主体民族应为夫余族。 刘晓东认为凤林文化年代为魏晋时期，相当于勿吉—靺鞨文化的勿吉早期阶段。 乔梁通过分析滚兔岭、凤林等考古学文化，认为由考古学资料所反映的情况以及历史地理考据的知识来看，将滚兔岭文化视作挹娄的遗存具有一定的合理成分，但就考古学资料所反映的现象来看，凤林文化与滚兔岭文化之间的联系似乎并非前赴后继那样简单或直接的关系，两者尚难于视作同一族群集团先后阶段的物质文化遗存，也就是凤林文化并非挹娄族遗存。 笔者认为，滚兔岭文化晚期、凤林文化晚期、炮台山文化晚期均已进入勿吉阶段，应是勿吉人的考古学遗存。

佳木斯地区挹娄筑城的考古调查成果也十分丰富。自1978年佳木斯市文物管理站建立以来，截至目前，文物工作者已在佳木斯地区发现了汉魏时期文化遗存509处，其中筑城址94处，主要分布于佳木斯市郊区南部、桦川县西南部和桦南县。高波主编的《东北三江流域古代城址——佳木斯地区汉魏时期城址》一书著录了佳木斯地区94座汉魏时期城址（见图2—6）。在这些挹娄筑城中，以位于佳木斯市郊区四丰乡前董家子村的前董家子古山寨城址最为重要（见图2—11），该城“是佳木斯地区汉魏时期的核心城址，是目前已知东北地区海拔最高，保存最好，建制齐全的古城址，是研究中国古城建制及古城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佳木斯市博物馆贺春艳将其命名为前董家子古山寨文化，认为该筑城文化的族属应为挹娄。

除双鸭山、佳木斯地区外，三江平原其他地区也发现了一些挹娄城址。2011年10月，文物部门在七台河市金沙新区二队西南约0.5公里的山上发掘出挹娄城址，并发掘出陶器、石磨、铁刀、动物骨等大量文物，专家称，城址及文物表明，这里是满族祖先挹娄人的肇兴之地，挹娄人此时已形成有组织的农业社会。金沙新区二队西南挹娄城址的出现，为七台河地区古遗址文化聚落分布、区域类型、文化谱系等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由此，七台河的历史或可上溯到2000年前。

满族先民挹娄人创造的灿烂筑城文化作为黑龙江流域古代文明的第一个高潮，其所反映的早期国家雏形和文明社会，不仅在改变世人对黑龙江古代文明的认识上具有关键性的意义，更是研究早期族群由氏族社会向文明社会过渡的重要标本。

《后汉书·东夷传》云：“东沃沮在高句骊盖马大山之东，东滨大海，北与挹娄、夫余，南与濊貊接。”“又有北沃沮，一名置沟娄，去南沃沮八百余里。其俗皆与南同。界南接挹娄。”沃沮族主要活动于东北地区东南滨海地区和朝鲜半岛东北部，即绥芬河流域、图们江流域及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咸镜北道、咸镜南道。第一玄菟郡郡治即位于沃沮城，即今朝鲜咸镜南道首府咸兴。沃沮北与挹娄、夫余为邻。考古学家在这一地区发现了一种以浅盘柱把豆、盆式甑、双柱耳筒形罐等红褐或灰褐手制夹砂陶器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流行敞口或微敛口的罐、盆、碗、钵等器型，多见圆柱形耳和乳突状耳。因黑龙江省东宁县大肚川镇团结村遗址而得名为“团结文化”，其年代相当于秦汉时期。 团结文化发达的柱把豆形器与宾县庆华堡寨、巴彦王八脖子遗址及长吉地区的西团山文化特征十分相似，彼此间存在亲缘关系。挹娄南界当在绥芬河流域以北的穆棱河流域及牡丹江中游一带。

夫余国自乌裕尔河流域索离国发展而来，曾在今宾县、巴彦县所辖之少陵河流域建立王城。西汉中期左右南下“濊地”，定都于松花江流域上游。其东方边界始终维持在张广才岭一线。而这一边界也正是挹娄人地理分布的西部边界。张广才岭不仅是松花江流域与牡丹江流域的分水岭，同时也是两汉时期夫余与挹娄地理分布的分界线。 hVRCG6jsKJpog30AeMud6cS3I1yTUPLm3716mj8ftd22Qnu738nvxwuF6lHEIW7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