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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注意到对于人类和动物他者的理论上的恢复是为了对抗资本主义恐惧，那么这种方式类似于为了拯救现今而采取对未来政治性的延期。如果这样有可能的话，那么我们可能会问什么可以超出国土安全来开启朝向自我的反动的逻辑？到目前为止所缺乏的是任何共同的或者可能的气候变化想象——或者是批评模型。问题是其他的组成气候变化力量的物质性会粉碎任何揭示普遍“想象”的东西。这些总已经是比喻体系。最近评论界有不少质疑，例如，如何定义“气候变化的政治主体”这个问题。作者们聚焦在“气候危机塑造了特定的主体性”的方式上，恰如其分地把“危机”本身的任何修辞置于可用的那边。问题在于定义一个“政治主体”或者主体性的前提始于“毋庸置疑，当代气候变化的众多语境在两极振荡：大多数在临近的灾难和恢复的前景之间、在不可想象的人类灾难和绿色—技术革命的许诺之间振荡得相当剧烈。因为气候危机经常引起政治风险”（Dibley and Neilson 2010：144）。这种虚伪的算法，“气候变化的政治主体”（147），成为认知分裂的一种形式：“这两种形象是生态危机主体性的另类形象，它们是赠送的……就像气候变化的主体性的辩证形象” （146）。一方面，这种理论上的介入是认知反映的典型。这种认知反应是针对集中于缓解、可持续性和各种“环境”议程的争论中的最糟糕的优先收买权的——尽管其中任意一个答案都不科学。可持续性已经变成“增长”的经济性所要求的舒适度，以及获取的程度的“维持”。另一方面，有一个闭塞的习惯性思维。对于“主体性”的应变会导致的这种新景观政治特征，人们提出以下两种互相抵消的算法：对于临近的危机和终结的绝望感，以及伴随着期盼某种东西可平息的“主体性”。正如本卷许多论文所暗示的，人们可能会走向对立面：从一个没有主体性的主体出发或者开始（凯瑟琳·马拉布），或者从没有内部的外部出发或者开始。
气候变化时代的困境从结构上与那些移交到西方形而上学的扭曲状态不同。它们不是由德里达围绕宜居形象所探讨的困境。这种形象被当作无止境地对隐藏起来的东西的重折。这是一种处在暴露时长存的、持续的、拖延不适居留的逻辑。（解构作为征集的一种模式涉及震动这所房屋或者结构，在其中，某人找到自己，而且回路模式可能因为自身拒绝占领而不安。）正如马萨奥·麦奥士（Masao Myoshi）（2001）一开始论述的，灭绝的逻辑妥协于连同其他所有一切的解放的未来的目标。“正式民主”的任一计划不仅与21世纪的后—民主的远程统治相对立，这种统治被明显地铭刻于新—解放幻想（或者宣传）的90年代思想片段，其会适当支持当时受伤的“左派”。而且它也会面对这种透明。通过这种透明，市场民主不仅自身呈现出波将金（Potemkin）的形象。而且事实上，仅仅印度与中国中产阶级的兴起而人口对汽车的需求，最终损害地球[正如阿兰达蒂·罗伊（Arundhati Roy）所论述]。 [4] 任何对于全球人口控制的关注会遭遇女性主义的革新论（Hedges 2009；Hartmann 2009）；后殖民主义叙述会恢复性地模拟表演20世纪90年代的世界市场民主的新—解放主义，并要求通过三个星球的资源材料来允许无依无靠的他者达到我们的繁荣水平。90年代在“他者的他者性”的深度投资，这个他者是被认可的、可交流的，被抬举为文明的，以及被殖民化的。在当今这个术语就表现出一个顽固的古体词，也许是划时代的一个错误，保留着主体掌权的统治痕迹。好像不但是形而上学而且是其解构联合参与了现在把其自身公开为“人类世”（anthropocene）——一个启蒙主义意识形态曾经扮演的自我肯定的时代，正如迪佩什·查卡拉巴提（Dipesh Chakrabarty）在“自由” [5] 术语中所分析的那样。茫然的现今、贪婪的当下与假设的未来世代的僵局——任何虚构道德合同的破裂或者认同已经运行了一段时间。
本书中的文章集中于这些正被察考的问题：记忆术、概念政权及阅读——某一无限的超越任何写作意志的文本化——在今天，从经济体制到生物圈，参与或者加快了所延伸的突变？本卷对此给出一个命名——巨变。
在现今的经济“危机”期间，在生态灾难逻辑的总闭塞和“后理论”批评再流通的方式之间存在一个奇怪的平行关系。这其中的一部分似乎是明显的。那些把自身命名为后—人类的人倾向于再确认一个从不以此为起点的“人文主义”。如果超人说曾经把指向人类物种的识别当成深层次的生命—否定，那么其紧张的计划和被超越的族群身份与现今后人文主义申明了未来关闭的可能性，那就是“我们”可能无限制地超越我们的生命。这已从尼采早期的假定——超越人类—自恋——转向科兹维尔（Kurzweil）的推测，使得有机体共生和去道德。后人类已经避开有机的限制，因此延长了一定的无限此在（或个体生命）：是持续时间的资本化。除了血肉身躯的延伸，“高”理论已经重建了全体人类：哈德（Hardt）和格里（Negri）对于“大多数”的假定革新了天主教的男性虚构；系统理论家们在最支持修辞唯器官变化论者中来回摆动（盖亚母亲）；“新媒介”理论家们就是从悬置这个假设的逻辑转向现象学的假设；具体表征的特征有规律地流通。这里有一个类比，即一次又一次，为了抗衡正在消失的资源而欠下了巨额债务。人们通过对巨额债务的永久延期来努力支撑“华尔街”的银行。
然而有些例子是来证实这丰富的背景和对于突然重置的参考范围的投资拖欠：
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危险的生活》（ Precarious Life ）（2005）通过要求禁止悲伤的种类来为恐怖主义分子受污损的“他者”正名。她不仅依赖于悲伤的模式，而且断言在有选择的伤心中哪一种是失去的和非人道的。这篇讨论中的论文是合乎时代的。这样的时代是把当今的人文研究作为一门可对他异性形成更高启迪的学科——在某种学术环境中的道德辩护。在这种环境中，这样的领域的实用性是处于预算审核之下的。道德问题唤起列维纳斯和颜面的惯用语。巴特勒展开了这些形象来诘问是否在后—“9·11”的修辞领域“人性已经丧失了其道德权威”。巴特勒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布什政府的“恐怖战争”（假设无时空的限制，然而已经消失，被经济“危机”所替代）的修辞意图，走向探寻恐怖主义的外观和他者诱饵：
人类不是由其所表现而被认同，然而也不是由未被表现出来的而被认同；而是由对任何代表性的行动的成功的限制来认同。面子不是在这种失败的表现中被“抹去”，而是存在于那失败的可能性中。然而，人格化声称要“抓住”正在谈论的人类，当面子在其中起作用时，完全不同的事情发生了。（Butler 2005：144—145）
这篇文章感兴趣的是人类构造的分歧：“我指的不仅是不被认为是人的人类，而是限制的基于排除意义上的人类概念。”（128）而且这里恰恰是被协商过的向后翻转的更人道的顺序：“如果人文学科拥有像文化批评那样的未来，而且文化批评在目前有一个任务，毫无疑问我们应该回归到人那里，在人的意志薄弱处和能力的极限处我们不期望发现人的意义。”（151）然而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人文学科（在这种方式中）没有未来。“文化批评”的商品在断断续续地供给自身——这样做的前提是它的道德价值在于与和平的他者处于和解中。然而，这仍然而且恰恰是人类“他者”的灵巧形象。“我们”会移情般地密切联系这个形象，其涉及“社会”或“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止赎权。难道这个问题不是哀痛前提本身吗？
如果，在另一方面，剩余的人文主义不能在熟悉的家（oikos）或者限度中停止再记录自身，那不会有帮助或者依靠对人文主义的累犯的指控来拒绝所有的理论。而重点是在所要求的稳定的模因中，它从不从那儿开始。人们对非人性和多标量逻辑的不认同不会在表面上表现出来，即使这些逃离人类中心说的企图会遭遇同步的抵制。在曼纽尔·德·兰达（Manuel De Landa）的《千年非线性历史》（ A Thousand Years of Nonlinear History ）中有一个把布罗代尔（Braudel）和德勒兹式（Deleuzian）的动力论和体系理论相耦合的例子。尽管这本书在1997年出版，这部权威著作没有意识到它是探讨气候灾难或者大气变化迄今为止的独作。德·兰达指的是对陆地有机体之间传递的“生物量”（bio-mass）起改变作用的有机或无机形式。这部著作坚持不允许在追踪“地质的”“生物的”和“语言的”这三种平行历史的过程中出现人类中心的视角。尽管它提出的是所谓的比较社会语言学，但是它没有记忆术的概念或者修辞和知觉机制参与或形成反馈回路。正如巴特勒为了改善社会认可而保留列维纳斯的“他者”，它省去了这里所命名的巨变：
千年以来，重要的是通过食物网络流动的生物量，代代遗传的基因而不是在这些流动过程中出现的身体和物种……这本书关注的是对这些“物质”的流动的历史考察、这些固化本身。因为一旦这些固化发生，它们就会阻止流动，以各种方式来限制。（259）
在“文化研究”开始的遥远尽头，德·兰达把“资本主义”叙事一起抛弃了。现今，资本主义叙事没有离散的外在或离散的他者：如果我们回到大师的概念，回到“资本主义体系”的概念中所涉及的伟大的同质化，把整个过程圆满地完成，那么在那儿制动有什么作用？（267）德·兰达认同一个通过“催化循环”和横向迁徙的机构塑形其自身——通过唯器官变化论的隐喻模仿系统理论的限制及其描述性的捕获：“太像一种既定的材料以各样方式凝固（如冰或者雪花，如水晶或者玻璃），因此人性液化，然后以各种不同的规范来固化。”（6） [6] 德·兰达的历史论在后二元化（post-binarized）的秩序中达到顶点。然而在这样的秩序中，参照的问题回来了：“我们仍然不得不应对参照对象，应对成千上万多年累积的惯例化的组织。”（273）德·兰达这里重复“理论之后”的理论盲点：如果理论是在人类文本主义之内的外壳，那么——是的——理论需要存在。但是那并不意味着离开就允许另一种来占领参照对象的新空间：这种参照对象——正如气候变化所揭示的——缺失、碎片、分散总是在未来而且超过我们的计算和参照而不能捕获。而且它发生突变。人们很容易注意到时间向量的指数加速。在其中，我们随意处置的感知和认知机制越来越不能体验与标记我们气候的突变和变化。那就是说：我们已经加快了这样的速度和暴怒，把我们自身消耗理论化、神圣化、合法化和道德化。而且我们没能亲眼看见正在破坏（或者应该正在破坏的）现今的灾难性地质。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