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今天，全球“外债”和经济“危机”引发的争端不绝于耳。常规推特上推送了很多关于地球的储备即将枯竭的警告或“我们所知生命”的信息。这些信息的数量之多，超过那些可能让我们犹豫和顾虑的事情。在“一切顶点”（顶级水，峰值石油，人类至上）的时代，日益加剧的巨额债务这一幽灵转嫁给了所剩无几的未来。并且盈利能力与这种极地暴风雪——“经济”和“生态”一前一后将所有注意力转向第一个术语（或者生态至上）——有一定的联系。在后全球化的现在（巩固通常所谓的新封建秩序），巨额超级财富被大规模地转移到了极少数的社团主义者（所谓的1%的人）手中。这就为转入控制预期社会腐败的群体和潜在的“占领”势头的爆发创造了条件。这促使美国国会快速通过逮捕公民或拆除网站这一违反宪法的新条例。21世纪的地球景观之旁氏骗局逻辑描绘了大量时间泡沫、灾难性的延期货、远程统治捕获及当下人们的贪婪。这似乎在践行某种自身速度吞噬的同时，又要符合其结构性前提，即超消费和“增长”的持续化。经济饱受威胁，货币“崩溃”：这些假设的紧急情况，封锁了生物圈规则的信息，延迟人们对生物圈的广泛关注。但是这种注意力是明显暂停或延迟的。这覆盖了不可逆转的突变。不可持续性出现了新阶段。其中人为现状似乎将会尽可能地延长，而不管付出何种代价；21世纪的事件就是没有事件；虽然消费扩张超出假定的限制和峰值，但是并没有危机对其产生影响。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其他物质出现，参考系统默认，人类自恋遗产进入机械方式的超速运转。所谓先进的理论或者后理论也不例外——一方面，声称救赎的社会始终无法团结在一起；另一方面，有区别地重建20世纪的思想已替代许多现象学比喻。这一理论已经表征为一个正在展开的生态—生态灾难——同时也是经济和生态的一个复合体。 ^[1] 今天，家（oikos）的双重逻辑似乎陷入默认的自足中。

本卷以不同的方式再次重申某种似乎被封闭或麻痹的暴力（毕竟，它是明显超过临界点而还未完全到达有着暗示的“现在”——因此出现了“僵尸”隐喻的流行扩散的现象：僵尸银行、僵尸政治、僵尸理论）。它背离了“生态”中的一个内在问题。生态是一个隐喻复合体，寓意着家（oikos）和自杀方式。其中，这种隐喻设定是根据一个不存在的位置自身修复。我们的，且必须被保护的生态象征阻止置换和剥夺。这种置换与剥夺限制所有生产，包括有利于国土安全的生产。虽然记忆机制已不断地、默默地、匿名地延长，并且保护“国土安全”建设（既在其政治意义上，又在认识论意义上——在我们的认知模式上保持安全），但是这些安全体系事实上加速了生态灾难的假想旋涡的形成。

如果生态—生态灾难的双重逻辑在时间深度上与现在地质学家称之为“人类世”的时代重迭，那么今天关键的重新定位会对已经表征为集体失明或精神止赎权提出质疑吗？任何人也不能单凭偶然和企业文化“1%”的邪恶来指责，因为一个旧革命模式不会从这种无通道的网络体系中产生。更有趣的是凭借着真实行为和来自政治世界感觉正确的怀旧议程，“理论”的方式一直用其自身的方式与之同谋。一个人怎么来阅读隐式的、看不见的合作呢？出自20世纪大师级、看似漫不经心的重要议程如何与讨论中的加速轨迹保持那种协作关系？痴迷于文化历史的魅力中，“他者”的伦理、主体性的放大、“人权”和权利体制不仅分享这个契合而且“我们理论家”已经迟延地提出生物圈的崩溃、大灭绝事件或者资源战争的意义和“人口”选择的观点。我们心安理得的感觉——我们对文化、情感、身体等的捍卫——让我们在故里无虑，没有意识到维持那个虚假的家的种种伎俩。

生态或者家（oikos）的潜在隐喻杠杆，在这个贪婪的时代已无法用指数曲线来证实与巨额债务相混合。有些迷茫的未来也被其所吞噬——希利斯·米勒（Hillis Miller）在本卷中所说的，一种自杀的“自动—联合—免疫”途径。 ^[2] 然而“国债危机”也相当于信用危机。后者不仅适用于西方后民主的偷窃—远程统治的政治阶级，而且似乎腐蚀了从20世纪线路所接收的重要概念、议程和术语。这些方法在过去几十年一直被沿用，而且被当作资本。活劳动和重要的遗产已经在他们的投资上翻倍了，并没有开启超越家（oikos）情感理论的得体性。他们创造了行会，就像华尔街放弃认知资本那样不情愿。同时也注意到“拯救”人文学科或一个关键的行业可能会延续更长的一段时间（好像“主权”自身）。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2010）假定，这个近期正在进行的片段是思想的“现代主义插入”。他推测，与人类有关的人类历史、文化主义、归档以及权利机制的重点关注同谋于更大的（以他的观点来看）的盲点。这个盲点就是延迟揭露生态危机。 ^[3]

2011年的“占领”运动自然会在这里提及。这个运动如同巴特比斯克（Bartlebyesque）反对这种控制体制的整体化，像病毒和云雾般蔓延。巴特比成为反对只看结果不看过程的生产象征。如果我们能够提到运用于临界概念和20世纪衍生的习语的占领运动，那么我们就可能想象出一个可运用于批评理论和概念网络的称呼——但是如果这正是处在问题中的家（oikos）自身、隐喻的嵌合体以及它对于后人类世想象的捕获，那么是什么打断了所承认的程式（“主权债务”）、什么成为可替换的材料、什么是涉及商品化未来的谣传的“伦理”，以及抵抗了什么样的权利？这正是本书所披露的“末期进化”这个术语的隐含意义之一，以及在21世纪的语境中所指示的政权、记忆和阅读的复杂性。占领的主题在此时，处在止赎权的整体化或经验（政治、媒介统治、经济和认知）的对立面。本书中出现多种策略，这些策略涉及什么可同等地被称为非占领逻辑或模因。

在军事意义上，这种非占领逻辑假定讨论中的领域，已经被一个程式渗透、占领。这个程式无意识地一直都被加速地破坏和接管。最近数十年批评界的观点与当下的止赎同步。因此令人吃惊的是在福柯的观点中或者在德里达的观点中都无法找到对于生态灾难的解释。蒂莫西·莫顿（Timothy Morton）的《没有自然的生态》（ Ecology without Nature ）是在非占领领域中的一部著作——寻求解构题目中的两个术语，在论述过程中瓦解现今批评流派的“改进的机体说”。以他的观点来看，这些批评流派已经陷入复杂的前—批判模式无不与更一般的惯性相关联。

例如，非占领的模因与本书中的罗伯特·马克雷（Robert Markley）所提出的“非身份化”的实践产生共鸣，而且在蒂莫·克拉克对于生态灾难导致的永久的认知分裂的探索中有所暗示。有人会对主体个体实行非占领，不仅在文化理论中拒绝安慰商品化的“他者”，而且拒绝对其他救赎物，例如，动物[正如乔安娜·瑞琳斯嘉（Joanna Zylinska）的观点是关于后人文主义及其“动物研究”]之后的伦理诉求。非占领的可能是家园的隐喻。甚至后者在现今会以珍贵的术语，如创伤、情感、他异性、化身，甚至是文化来维持自身。

然而拒绝对资本主义假想的救赎“外层”不会超越“占领”所暗含的道德主义的批评纯净，而是在没有主权可维持的模式之前的一种暴力的回归和定向。

想象一下，资本主义假想的救赎“外层”被拒绝，某人可能通过这个途径而实现非占领，但是他无法找到一个超越“占领”的道德主义的批评纯净之地。占领从不是简单的接管和挪用，而是总是涉及摧毁它所主张的。“占领”主题的病毒迁移关联到秘密的非占领的前提。在目前这本著作中，它采取了不同的形式。如果某人在不可逆转区域中超越了引爆点，那么将什么作为一个关键的禁令与之相符？凯瑟琳·马拉布（Catherine Malabou）驳回了创伤的象征的整个方式，而且“总是已经”（always already）已经安排了时间。克莱尔·科勒布鲁克（Claire Colebrook）申明，而不是悲哀地接受，灭绝是开始思考的起点，这可以用于对抗现今的唯器官变化的意识形态（如性别差异）。马丁·麦奎兰（Martin McQuillan）把语境的参考谱在后—碳思想的假想中变换成“其他物质”，而罗伯特·马克雷追溯了置换人类叙述矩阵的地质年代的涌入。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清空了生物政治的模式，在他看来，这被“资本主义的第三限制”所超过（当其影响到生物圈时）。从那个过渡点，他制定了反击远程电路捕获注意力的策略，开启了网络计算机优化政治。乔安娜·瑞琳斯嘉为了继续这个主题，对温和的隐蔽的模式实施了非占领。这个模式可让动物研究把其自身虚构成人类—殖民主义的“他者”。瑞琳斯嘉认为，一般像后人文主义那样，动物研究维持着它的主体霸权。希利斯·米勒通过盲目地坚持维护家（oikos）的“唯器官变化论者”（organicist）的舒适阅读的模式确定了生物灾难想象的来源。米勒反对这种安全的解释，他指的是“生物技术”。生物技术是机械的和以语言为基础的（在此语言不是用来交流的，而是在卡夫卡的奥迪瑞德克中，以字面的和铭文的方式存在）。贾斯汀·里德（Justin Read）再一次通过放弃创伤置换了任何的生物政治模式、家、生存和任何方式的内部，转而描述数据（或者单一性）的传播。在这里只有保留政治姿态来适应生物灾难。詹森·格罗夫斯（Jason Groves）再次把参照屏从以人为中心的指数转换到（外星）物种入侵的病毒文本解释和全球生物—地理的重写。麦克·希尔（Mike Hill）继而谈到大气干扰的转变。这种转变是无形战争的新视野里对气候战争技术的虚构。无形的战争不仅包括纳米技术，也包括战争在没有分别（国家的）敌人的情况下，“自动”地转变为对“祖国”自杀性的暴力——再次，这是一种加速的自动——占有。 sw70zchBcuUvnGDJINGfgHwE9Dld+Eh2vtlaRtzK3wC4qrpWcVoxHQZG4qHrcej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