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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历史的扩张，向后延伸到时间的深渊，突出了这样的事实：在千年期所测量到的气候时间，其存在是超越人们日常所经历的天气、超越个体生命的期限、超越世代所累积的记忆、超越观测、刻印以及标志着19世纪现代气象学兴起的记录的技术。凯瑟琳·安德森所描述的维多利亚时期英格兰气象科学中的观测和推测之间的张力预示了对当今全球变暖及其后果争论的雏形。在21世纪，我们开始明白气候学时间是一种动态的、交感的、有关大范围替代性指标的阐释的知识：来自格陵兰的冰芯、树的年轮、泥土和沼泽地中的沉淀层、珊瑚生长的模式等，这些可被分析来揭示长期基于特定的化学特征、花粉样品、在凝在冰层中气体气泡变异性的迹象。 [19] 在这方面，对于气候的认知的理解已经成为使某人的体验适应于越来越复杂的技术，适应于在时空中最终替代观测和经验的权威。气候学的时间是动态的、发展的和重新标准化的，正如布鲁诺·拉图尔所认为的，达到这一点要通过网络、联盟和集合体采取收集、传输、核实、阐释和散布数据；然后通过再确认或者修改关于自然界的假定和价值标准以及通过不断地协商看起来似乎是个体的体验和科学知识之间的令人困惑的关系。 [20] 气候科学的一个重要的影响是我们的经验已经被再聚焦，或者真正地被重新标准化来融入我们生活的交感体验中，而这种体验是从同位素的比例、冰核中的压缩层、全球水循环的模式、大气环流和大规模的森林采伐、卫星图像中推论而来的。在这方面，气候学时间标记了在定性的经验和定量的知识之间以及在人类历史和地球历史之间的复杂的理论和实践的关系。资源的再循环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可持续性的理想的献祭仪式。
那么，用技术来调停的、对长期气候变化的代理观测就让我们重新审视常识的传统概念，重新评估爱默生的自然观里的体验时间和扩张时间。甚至对于那些相信人为因素导致全球变暖而力图大规模地改变生产和习惯模式的科学家、政策制定者、环保激进分子、有识之士而言，气候变化的时间刻度是不能够出于本能被经历而只能够被想象。从现象学的意义上讲，它们是迪·里达所说的一部分，处在一个不同的语境中，这个“真正不能复归的时空中”（162）。科学知识要求在确凿性和经验的有根性中对经验知识的自愿悬置，也要求悬置很多熟悉的季节，持续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历史，以及洛克主义把自然界当作无限生产力的仓库的观点。
在这方面，气候学时间产生了干涉图样。这些图样引发了不认同的复杂自生的模式：替代性指标不但融入日常经验的模式中（再循环利用的塑料瓶，购买高效节能汽车），而且从传统行为（继续食肉，尽管在肉类生产中会消耗大量能量）中退出。在布鲁诺·拉图尔看来，我们从未，而且不可能变得现代，因为我们一直处于（和震荡在）辩证地追求的纯粹身份（自我意识的环保伦理家）和增多的不纯身份（内心经历冲突的，正慢慢减少食肉的地球的主人）之间。 [21] 这就是为什么甚至当全世界受过教育的公众已经浸润在大量有关全球变暖和其影响的信息（有些错误的信息）时，这种媒介信息饱和的情形悖谬地加强了并挑战了长期有关人类与自然关系的观点。20世纪末和21世纪的企业文化管理理念的倾向是把气候变化当作市场机遇。这遗传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冷酷而麻木的乐观主义。
鉴于其系谱学，存在于人类大多数集体行为里可持续性发展的理想提及了全球变暖的问题。这个理想冒着这样的风险：把洛克关于自然资源耗尽的观点改造为处于气候学时间动力之外的自然生态的异常反弹。对于几个世代的测量——一代或者两代人的延长的寿命——成为可持续性的时间尺度。在这点上，可持续性往往被增选为似乎是数学和新古典主义——以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客观的符号。如同菲利普·米罗斯基所说“自然规律的理想[，]……要证实一个不依赖于我们行为或者探究的稳定的外在世界”（75）。把数学上的稳定可靠性转向“一个稳定的外部世界”有效地把复杂而有活力的生态系统当作常量而不是变量。可持续性发展越接近长达几十年或者一个世纪的统计推断，它就越倾向于与剥削的意识形态串通一气。这些意识形态是榨取资源、管理有限资源所需的政治管理阶层、集权官僚、经济核算和会计的技术、资源和人口政策以及政治经济的分配。
即便如此，如果没有理性地理解，仅仅依靠在虚构小说中对人类经验的展现，不认同的悖论同样可能出现。重要的是，对气候的现象学感知现在包括模拟——科幻小说——把人类的经验当作微积分概率，当作对气候的未来的推测。在卡特里娜飓风肆虐新奥尔良州一年前，金·斯坦利·罗宾逊发表了小说《雨季的四十个征兆》。这部小说非同一般地预见了自然灾害和毁灭这座城市的政治失败的顺序：华盛顿特区遭受了一次强风暴的袭击——在波托马克河形成的热带风暴，在切萨皮克流域降下了10英尺的雨水，涌入河道，达到了历史最高水位：城市遭淹没。“媒体上充斥着购物中心遭淹没的新闻”，全国观众看见“电视台的直升机经常打断他们的全景拍摄去救助被困在房顶的人们。在西南地区以及安娜卡娜斯提亚盆地，人们正在驶船相助，里根机场一直被淹，而且在波托马克河没有可通行的桥”（352）。尽管这部小说及其续集《五十度以下》（2005）和《六十天和计算》（2007）聚焦于这三部曲的主要角色的生态的、政治的和个人的危机——从华盛顿的内部人士到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工作的生物气候学家再到四处流浪的僧侣——罗宾逊对个体和世界如何应对全球变暖的处理使得这部小说既不是关于气候变化也不是有关不久的未来的，“硬邦邦”的现实主义科幻小说，而是在既没有恰当的生态真实性、没有管理策略性，也没有技术改进的自行幻想性的情况下，算是一部体裁杂糅，探讨一定时期的生存伦理和政治的小说。罗宾逊的三部曲让读者能恰如其分地透彻地深入思考角色的生活体验和21世纪初的气候。他的《国会大厦里的科学》三部曲标志着呈现的、历史的和气候学的时间这三者不同标记的交集：在墨西哥湾暖流停止后零下50℃的生存体验；虚构的一个新的、进步的政府执政两年的国家政治和科学政治的历史；灾难性气候巨变产生的洪流——融化的极地冰山和淹没的海岛——简直再现了最后相对温暖时期之后的百万年的情形。就这一点而言，罗宾逊让读者们在想象中体验到奥维德在诗论中所投射的无尽变化的过程：水淹的“希腊城邦布里斯和赫里克” 可怕地暗示了华盛顿和极其真实的新奥尔良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