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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世纪末，数学模拟法和气候学重构中的时间“空无”论把气候与人相分离，似非而是地开始以此主张其解释力，那就是，把气候变化不当作由神审判而来的激增的灾难，而是一种非人类起源的时间。这种时间既超越个体又超越历史的经验。在18世纪末，气候学时间是一种三连贯发展的且独特、有别于神中心论而兴起的时间观。这三者都力求寻找理解深度时间的科学基础，而且在这个过程中，颠覆自然的概念。在18世纪90年代，由皮埃尔· 西蒙德·拉普拉斯所发展的行星构成的星云假说、乔治·居维叶的物种灭绝理论、詹姆斯·赫顿对地质时代的“发现”通过分离历史和人类的经验以及记忆来转换了气候的概念。
星云假说以人格化的方式赋予行星生命周期，让它们有青少年、成年、老年和热寂，指出气候变化的模式是不可逆的宇宙发展的结果。 [9] 拉普拉斯把牛顿的上帝从数学方程式中移除。这样的方程式创造了令人惊叹的太阳系的起源、演变和命运的模式。赫顿对地质时代的预见是“没有开始的痕迹——也没有结束的景象，呈现出兴旺衰退的不断重塑地球的循环历史”（1：200）。这种持续的重塑不但超越而且挑战了神学的灾变说。神学的灾变说把被淹没的城市和倒塌的建筑物归因于让人生畏的上帝的报复。在笛福重复了早期自然哲学家的普遍性观点的80年之后——“大自然显然要我们而不是她自己去求助于拥有无穷力量的大手，大自然的作者，所有一切缘由的根源”（2）——赫顿的地质历史挑战了持续、历史、自然和因果关系的经验概念的可靠性。 [10] 地球自身可能会成为崇高的、非人的环境。居维叶对于已成化石的物种的灭绝的叙述提出了深远的问题，那就是关于镶嵌历史的局限性以及过去环境不同于现在条件的方式。 [11] 人们对恐龙遗骨、巨型树懒的惊叹；在1800年吸引伦敦、巴黎、费城和纽约人的乳齿象暗示着大自然在人所未见的原始的生态中繁育了全部的物种。人们对19世纪史前食肉动物野蛮残暴的强调表明很难去想象那样的生态环境会为巨大的食草动物提供草料。
甚至在达尔文出版《物种起源》之前，科学思想已经开始挑战神学对历史概念的垄断，而且已经激发了竞争模式包括气候时间、对地球和自然环境的创造和重塑以及人类的未来。维多利亚时期的科幻小说流行于讲述宇宙终结的故事。那时很多人专注于玛丽·雪莱的《最后一个人》，这说明了物种灭绝的可怕思想可在大范围的、行星的尺度上去重新构思。因而，灭绝思想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影响着科学发展的趋势，对自然界和社会经济政治体制进行构图、测量和量化。 [12] 在这种意义上，对存在于人类经验之外的，矛盾地时而指向支持和时而指向反对数学规律的气候时间的长期变化的理解美化了拉普拉斯所想象的宇宙。对于一种超越同时又企盼人类经验的时间，然而人们只能以相异的、悖谬的方式去理解它与时间和存在的现象学观念的关系。如果数学的还原论把人类和气候辖制在艰难的处境，导致了灭绝，那么它也激发了对神学思想的重新定义，因此把人类与经验、自然和时间的关系复杂化。
19世纪的超验主义认为微观世界与宏观时间的决裂，人类经验时间与自然时间的断裂是由自生的习惯或意识形态的异化导致的，那就是威廉姆·布莱克所说的“思想铸造的镣铐”。 [ 13] 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在其散文《论自然》中，在现象学的时间、自然和经验的概念中重新论述了灭绝的威胁：
我们从地心到地极所经历的所有的知识，每个可能性中都有确定的借助照耀死亡的崇高光泽。对此，哲学和宗教都在外表上和字面上，在灵魂不朽的流行学说中尽全力表达。现实是更优秀的报告。这里没有毁灭、没有间断性、没有被消耗的星球。灵魂升往天堂的道路上没有停息和逗留。自然是思想的化身，然后又变为思想，正如冰变成水和水蒸气。世界是心灵的沉淀，不稳定的本质是永远再次逃进自由思想的状态……这种不尊重数量，使得整体和颗粒处于平等通道的力量代表了对清晨的微笑，把其本质蒸馏成每一滴雨露。每个时刻，每件物体都在指示：因为智慧被注入每个形式之中。（542）
在指向微观宇宙和宏观宇宙的自反性时，爱默生把赫顿的地质时间或者拉普拉斯的宇宙时间和经验的时刻以及反抗科学还原论的观点相匹配。人的生命如同星球自身“不是耗费的球体”，而是一个复杂的、增殖的和充满动力能量的网络。 [14] 与弥尔顿把季节变化作为堕落标志的观点相对照，爱默生把“完美”和“和谐”放置在个体的日子里。在他散文的开头，他评论道：
在这个气候区，几乎一年四季总有那么几天：空气、星辰、大地完美融合，就如大自然纵容她的孩子一般，万物都趋于臻至；我们沐浴在弗罗里达和古巴的阳光，无须再求幸福之地：芸芸众生，皆流露满意之色……纯粹的十月天气，我们称之为“小阳春”，此时寻觅那平安幸福，把握更大。连绵的山丘，温暖广阔的田野，无尽的白昼，在此沉眠。享尽明媚阳光，不再叹息生命长短。（540）
与19世纪的科学家们努力去解释地球最终趋于由热力学第二定律明显判定的热寂的情景相比，爱默生发现时间不但聚集而且膨胀，暗示着永生被凝结成“小阳春”和“纯粹的十月气候”，那样的天气使得新英格兰的北部享受到的分明是在加勒比海才有的热带阳光。 [15] “春天/四季开花”成为思想和经验的结晶，一种富于想象力的对地球上的“阴冷高原”所呈现的阴湿常态的超越。爱默生的“宁静”把具体化的人类经验置于“和谐”之中。在这种和谐中增加的复杂性产生了对于大自然的更大的暗示和情感上的理解，即“使其他的环境相形见绌”，一个普遍和谐融洽的构成而且能够生成无限经历的那种力量。“这种力量不在乎数量，而在于使整体和其微小的部分都是它的相等的管道。”
因此超验主义可被看作对气候学时间所形成的根本悖谬的一个回应。这个世界不是一个数学化的领域不受感知和经验的限制，仅仅通过远离或者拒绝体验就能被想象。这个世界向精神和物质的相互交织敞开。在爱默生的《论自然》中，“不在乎数量的” 超验规则鼓励人类去拥抱不断进行的自我与自然环境重新整合的过程，而不是屈从于深奥的用本体论和认识论来替代爱默生的术语“习惯”。为了避开“我们生活中庄严的琐事”，人类必须意识到大自然只能被描述为一种双重否定，否认一个自然的世界已经被异化，“野心勃勃的经院学者们的饶舌劝导我们去蔑视”物质的存在而崇尚形而上的抽象。因此，大自然的时间存在否定了人类测量时间和使时间制度化的努力：“这里没有历史，或者教堂或者国家，有的只是对神圣天空和不朽岁月的篡改。”重要的是，对由拉普拉斯和居维叶所提出的思想与信仰的传统结构的威胁被包含在爱默生融入性的变化中。这种变化发生在精神和气候同时有机重生的过程中——“我们想起我们自己，和物质交上朋友”。充满活力的不可预计的变化被转化为自我更新的能量。
然而，以爱默生为代表的（或他被诟病的）个人主义的伦理仅仅构成19世纪辩证法的一半。在《维多利亚后期大屠杀》中，迈克·戴维斯绘制了欧洲殖民主义的毁灭性的人类和环境后果的图表，以及令人产生幻觉的乐观主义，即殖民主们能够使不发达地区复杂的生态体系消失来耕种经济作物（棉花、鸦片、茶叶、烟草和稻谷），出口到欧洲和北美。无限制的殖民扩张和强盗—大亨逻辑的资本主义鼓吹这样的观点：印度、非洲和美洲的气候能够通过大规模的、单一文化的培育而改善。这种把大自然看作无限宝库的观点看轻的是马克思所说的交换价值，而看重的是使用价值的无限灵活性：约翰·洛克在《政府论》中所发表的观点是无穷生产力的微积分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形成了个人和财产的权利——财产是巩固政治和社会身份的基础。 [16]
洛克根据人类或者至少特定的人群从恩慈的大自然中获得益处，明确地提出“黄金时代”的经典典范。在有丰盛的资源供应和稳定的气候条件的世界中，正如他在其第二个论述中所论证的，劳动让人看到无限生产力的前景而不像在犹太—基督传统中，劳动是人类被驱赶出伊甸园的标记。“在开始”，洛克宣称，“美洲就是整个世界” （2，49，301）——那就是，整个世界在大自然丰盛供应的保障下可以无止境地被开发。在这个构想中，劳动与物质世界的一些重要计划相分离（如何时耕种，何时收割，为来年留多少种子，某个家庭是否要宰牛来度过严冬，等等）。这些是近代早期欧洲在小冰河时期的农业形式。 [17] 到了随后的18世纪，新洛克自由主义把身体变作可依赖的机器，能够提高他们有价值的劳动。而土地具有潜在价值的大仓库，能够被开采、重新设计以及开发而不会在程度上和生产力上有减损。 [18] 到了19世纪，正如戴维斯提议的，洛克关于人的劳动成果在理论上是不能超越满足人生理性的规范概念的观点已被败坏为人可转换为可交换的劳动的单位，自然界就遭受人类使用的影响。世界的时间就成为资本主义操纵的时间。19世纪兴起的灾难科幻小说传统中，正是人类统治的这个世界，引用赫伯特·乔治·威尔斯在《世界大战》中开头所说的话：“失去了一致、不成样子、没有效率，至少在社会熔炉中快速熄灭、软化、炼就。”（82）这些灾难性的情节、“这古怪的时光闪烁，没有任何历史能够描述”！总是具有生态的弦外之音，因为在他们玩笑般的文化坏死里，他们呈现出人类历史之后想象时间的方式：克洛罗斯的终结和凯洛斯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