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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费罗所写的时代——在达尔文以前但是在地质运动之后，那个时代挑战（或者寓意着）创造的马赛克（镶嵌）历史——既不得不对付历史的竞争传统又要尽力在圣经时序和对深度时间的初步理解之间达到平衡。 [5] 西方对于自然的概念在不相称的犹太—基督和异教自然观中已经成形，达到了一定的程度。西方的自然观一直摇摆在史学方法、叙事模式和概念模式之间：犹太—基督把历史看作上帝旨意的神秘展开，而异教的历史观则反对目的论的阐释。 [6] 在《创世纪》中，人类从乐园中被放逐是由于夏娃和亚当的罪。他们从伊甸园被驱逐到一个艰辛而物质匮乏的世界使得自然的堕落是人类任性叛逆的结果。在《失乐园》第五章中，约翰·弥尔顿把原罪描绘成从永恒的春天堕入欧洲西北部在小冰河期所特有不稳定的气候模式中。
上帝提名呼召来，
神力天使赐责担，
使之最佳竞万物。
日出光耀普照先，
冷暖尽在地上显。
虽有不足尚可耐，
残冬北出夏南来。
人言祂嘱天使忙，
两次动工转地轴，
偏离日轴十度多；
天使发力尽力推；
地球中心由此斜；
季节更替源于此；
不然大地春常在，
繁华似景显恩泽，
昼夜亦或齐等长……（X：649—656，668—671，678—680）
弥尔顿把一个不可预测的、妖魔化的自然描绘成堕落的标记，这种堕落不仅进入堕落后的自由历史时期，也进入了极端的季节气候中。天使们真的把地球推得倾斜了。地球在自转中有24°的倾斜度，因而终结了弥尔顿错误地认为“春天/永恒”即是成垂直自转角的结果。 [7] 在英国乡村理想化的五月或者六月天是未堕落的自然的象征。
正如这段来自《失乐园》的文字所暗示，犹太—基督对于历史时间的理解与神学中的罪、劳作和盼望的救赎有关。上帝的不快和喜悦深植于献祭的经济中。这种经济设法减缓“残冬”和“盛夏炙热”的影响。《创世记》中关于该隐和亚伯的叙述通过农业和畜牧业的产出可反映出献祭者的道德水平这个假设来衡量他们后代的道德差异。在《失乐园》的第六章，弥尔顿对比了“辛劳的收割者带来初产的果实，他们手里拿着未去壳的绿麦穗和黄禾捆”和“谦恭”的牧者把“羊群中初生的羔羊，是经过挑选的最好的”用全备应有的仪式献上。尽管弥尔顿申明，该隐“不是诚心诚意的”，“内心破败”，而亚伯的献祭是喜悦的，但是搁置在这部虚构作品中的道德评判是堕落世界的生产力允许献上“精挑细选出的最好的”。重要的意义在于这样的献祭总是对气候稳定性的统计推断有帮助——亚伯的后裔象征了这样的预测性和丰盛。在农牧文化中，献祭的意义在于稳定和保持气候条件。这样的气候条件通过降下雨水、解冻土壤适宜于耕种、结束干旱、消退洪水、召回麋鹿或者鱼群或者野牛来增强社会的凝聚力，规范水果、猎物、家畜、谷类、鱼类等的消费。献祭经济洞悉人的罪、过犯和叛逆不仅是气候不稳定的原因，也是其结果——地球的失衡——弥尔顿所想象的。因此气候的变化典型地以大灾难的方式描述，以此标记历史时间的限制、上帝的愤怒和报复。
相比而言，异教的神话强调的是黄金时代的富足，暗示的是美德实质上是理想化安逸富足生活的副产品。它们中并没有存在一种清晰的从道德丰盛的堕落到为罪献祭的因果机制。对神祇的畏惧和期望从敬拜中得到安慰结果使他们专心于一种古典传统中。这种传统把自然的堕落解释为偶然而不是不可逆转的，而没有唤起一种首要的元叙述去解释气候的变化。没有把气候的变化归咎于人类的罪恶，自然界和人类在地球上的居住时常退化到神秘中和非因果律中。
在《变形记》的第十五章中，奥维德对毕德哥拉斯发表了一个长篇演讲，认为气候的变化超越历史的局限，是宇宙无穷变形中的一个附带现象：
我相信没有什么事物是一成不变的。黄金时代最终被铁器时代所替代；土地方圆也会变形。我自己已经明白地球曾经最坚固的延伸被水和土壤的形成物所替代如今又被海洋所替代。远离海岸的地方可以找到贝壳，在山顶上曾经发现古锚。在湍急的洪流中，平原变为山谷；洪水可以同样夷平大山。湿地可以干成沙地，而干旱的沙漠可以被灌溉成巨大的水坑。大自然会吩咐新泉涌出，而其他的则干涸无滴水。当地震导致剧变，河流就会从地下涌出或者其他的河流干涸减弱。
……
安提撒，法罗斯和泰尔，腓尼基人著名的城市，曾经是被巨浪所包围的岛屿，但如今已不复存在。在其早期居民居住的时期，莱夫卡斯岛是大陆的一部分，而现在被海洋包围。他们也说墨西拿以前连接着意大利的土壤，直到海洋废除了它们之间的公共界限，而形成了把岛屿与大陆分开的海峡。
如果你在水下去寻找，
布里斯和赫里克的希腊城邦会被找到，
水手们会指出那些倒塌的建筑物和城墙就在围困它们的洪水下面。（15：258—272；287—295）
对于奥维德，不可触及的被淹没的城市和消失的段落使得这种灾难性的气候变化变得难以理解。这种灾难性的气候以一种不断的变化，包括灵魂的轮回而不是人类堕落前的人为的败坏方式镶嵌在一种信仰中。在广义的卢克莱修的宇宙观中，因果关系可能会成为，用18世纪尊崇牛顿学说的科林·麦克劳林的话来说：“盲目骚动中的幸运成功”（4）。对于奥维德，气候变化抵制麦克劳林所要求的“以神为中心”的解释而成为记忆的内容（“他们说”）或者传说（“他们也说”）。它远离所象征的时间的意义，而仅仅由沉默的史前古器物来标示，就像山顶的锚，拒绝因果阐释。奥维德提供一种自然界偶然过程的非人类起源的观点引起人们关注到历史再现的局限是对时间的测量。不是用一种献祭的经济或者对精神和世界现象学的识别来象征一个世界，立在山顶的锚是现代化之前的气候学知识、人类无法完全理解地球变形的图腾象征。
奥维德对说话人经历的强调（“我已看见我自己”）指向象征时间的方式以记忆记载。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扬·龚林斯基所研究的气候学让人们注意到最初的气候学努力克服观测和描述语言的贫乏。乌斯特郡日记的匿名作者称他日常天气记录“我的历书或者天气阴晴衰落的历史备注，对天气过程以及全年在四处漫游中对天气追踪的叙述”，然而却抱怨“我们的语言非常地匮缺词汇来表述我感受到的气候这些各样的概念”（19）。这样“匮乏和贫瘠”语言限制了把日常的天气经历转换成气候理论。对天气中的变化用因果关系和科学的方法来解释，这样的记录漂移向天气和大灾难的神学符号学：对于天气的具体反应的经验就倾向于用神助类的术语来表述。在丹尼尔·笛福对灾难性的大风暴的叙述中，一次五百年难遇的温带气旋在1703年末袭击了英格兰和威尔士。在他的叙述中他描述了当大风暴来临时的恐惧。“这一夜会有很强大的暴风雨”。他意识到了这一点，因为“气压计中的水银下降到比以往任何时候我观测的还要低”，水银读数的陡降是如此的异常以至于“使他怀疑水银计被人动过手脚，被孩子们弄成这样”（24）。 [8] 风暴的狂怒让黑夜如此漫长，不但让笛福不能继续观察，而且恐怕会终止经历和历史的时间：午夜过后，他承认“自己并未始终值守在【气压计】旁进行观测……没有有规律地为读者们提供完全的信息，而那混乱的可怕的夜晚让我觉得每分每秒我都有可能葬身在这所房屋的废墟中”（25）。这种大难临头的感觉是上帝对英格兰罪恶惩罚的征兆。笛福用辩证和象征的方式来看待时间。他的险境和拯救也是英格兰式的。在这种意义上，语言的缺陷和无人值守的气压计之间的间隙表明历史和构成唯意志论神学经验之间的断裂：神的力量总是要灭掉克隆纳斯，即物理时间，让凯洛斯作为神的报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