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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卷来自重要气候变化研究会针对气候变化领域里的批评理论而展开的一系列研讨会。我设计了这个项目。玛丽·瓦伦蒂斯对这项事业全力投入，付诸了创造性的努力。（http：// www.criticalclimatechange.com/）。本卷的姊妹篇由亨利·苏斯曼编辑，命名为 Impasses of the Post-Global：Theory in an Era of Climate Change Ⅱ （ series on Critical Climate Change ，Open Humanities Press）。
[2]既然经济“危机”已经超过任何对于生态“危机”的可能关注，而且危机比喻自身作为修辞的转移来运行（例如，在纳奥米·克莱恩的解读中是“震惊”），后者现今的闭塞代表的不仅是在总统的选举中不能提及对“气候”起操纵作用的美国企业媒体的胜利，而且这种闭塞由于在全球范围内的讨论和由哥本哈根、坎昆和德班再三制造出滑稽闹剧，被认为是“全球的”或者“系统的”（Wente 2011；Thornton 2011）。纳奥米·克莱恩最近从分析“震惊”作为军事侵占的计划工具转变到气候变化作为“全部最大的危机”遭遇到了僵局。那就是，把它想象成社会行动主义的起组织作用的另一他者（Klein 2011）。从她具有影响力的对于掠夺性的“震惊”使用的分析，克莱因标记了一个“新的标准”，在其中“系列灾难”呈现出普通的或者自然化的状态（在介绍起始的题铭里）。
[3]当金融领主在达沃斯相见来考虑造就他们的流氓“资本主义”的替代品时，这是信用危机有趣的记号——但也加强债券奴隶社会的新封建秩序。否认气候变化的核心是短期记忆形成的有毒混合物（电话营销、规则系统贸易、企业宣传、挑战神学和捍卫人文主义的奇怪混合物）。在其中，触发器是“人为的”，引发物种主义者的拒绝指责 （这不是我们，它的前提是强迫生态—社会主义的骗局，等等）。
[4]这是阿兰达蒂·罗伊在《在民主后有生命吗？》（2009）中表达的论点，评估了中国和印度中产阶级私人购买汽车的影响，提出自由主义者的前提或后殖民主义者模仿普遍主体性——美国消费者王国的新自由许诺——的修复。
[5]引用一个“不能被降低到一个资本主义故事”的物种危机（Chakraharty 2009：221），迪佩斯· 查克瑞哈特详细阐述了人的“普遍”统一替代了文化标识不是来自积极的而是“消极的普世史”：气候变化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人类集体性、一个我们的整体，指向脱离我们经历世界的能力的一个形体。这更像起源于一场共同灾难的普遍。它呼吁不带有世界认同的神话般的全球政治途径。因为不像黑格尔的普遍性，它不能包括个别。我们可能暂时称之为“消极的普世史”（222）。
[6]德·兰达注释：“然而，重要的是没有把我们在对现实的非线性的可能性（经济学的、语言学的、生物学）的探索中的谨慎需要、对乌托邦激情的随之而来的放弃与绝望、怨恨或者虚无主义相混淆……当这些观点确实引起了‘人类的死亡’时。这仅仅是古老‘天定命运’的人的死亡，并不是人性以及其潜在的去阶层化的死亡”（273）。
[7]对这样的观点作出索引不是加入话语的危机或者大灾难，而是其对立面；也不是与哀伤无关。人类世标记着泥土完全成为陈腐的过程（正如蒂莫西·莫顿所主张的）。在不是为了抛弃对社会关系的真实世界和历史叙述，以及 “政治”和制度权力的文本化的情形下，后理论似乎论错误地从其艰难的脱身之处转回。现今好像可读的是没有限制的某种生物—文本化的多面的秩序——这不仅是由人类书写或者人类记忆技术所限制或者定义的。
[8]事实上，有人也许会倒着读“晚期德里达”。这不是超乎他早期疾病外因暴力的运动，而是在这发生之前，对前—德里达叙述所引导的折回或者停顿。有人可能会把这些抢先占领之物以及他们的理论妥协解读成以一种不易消除的方式，把他自己的规划嵌入规范的学术圈里的策略。但是结果已经成为一个后德里达的“解构”。这个解构假装存在的方式是它续接着通常正统的或被赋予正统的资本，而或拥有这种资本。实际情况是无法离开德里达文本中（气候变化）没有的东西或者无法逐渐复原它的逻辑线（解构“伦理”？）——那就是一种自身免疫的阶段。有人也许会说德里达总是有两个类型在起作用，疾病外因的和进入人文主义的语境，并在那里流通的这两个类型。第二种毫无预示地会像第一种衰退那样来支配，可能会被需要。转折点好像是当德里达毫无疑问地努力去反驳德曼的内爆以及在美国发生的针对反对“解构”的方式。他会冒着这样夸张的风险来集结军队，因为“解构”是正义的。
[9]厌恶把“气候变化”作为一个公共讨论或者是国家所追踪的事物已经在全球经济危机中得到了确认——在这方面，这已经取代了“反恐战争”的文化模因。这已经采取了推迟任何称呼的形式。这种推迟好像要持续到经济情形允许通过提供额外的公共资源（Harvey 2011；Wente 2011）或者由企业媒体和“政治”话语的金融捕获所执行的止赎权（Thornton 2011）的时候。
[10]本文被引入是因为据此可检索一个涵盖的主题 （时间、关怀、战争等）。方法采用的是亨利·苏斯曼早期对于至关重要的气候变化构建一个更广泛的“地图集”留下来的提议，我宽松地保留了他所提供的概述。前提是当那些所选的传统主题与新兴的21世纪逻辑发生联系时来研究所发生的改变和断裂。在这些逻辑中大规模灭绝事件和资源耗竭的预测颠覆了社会历史的规划和20世纪批评解构主义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