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如上所评论的，布鲁诺·拉图尔谈到了一个奇怪的寓言。在这个寓言里他把所谓的“现代主义插曲”鉴定为伴随着生态灾难视野的思维默认模式。20世纪的焦点集中于阅读和重写其自身的混乱历史的“批判”。这已与困境的突破共同指向陆地生活。拉图尔的“现代主义插曲”包括批判计划和对过去的成见。这些批判计划和成见以描述过往的现在指数加速后果为代价。拉图尔——他的推测背离了对电影《阿凡达》的痛苦的盖亚式解读——提出术语物质性作为当今重置的部分，应当退到人造的二进制部分。他也建议抛弃术语“将来”，他会用低调和谦卑的术语“前景”来替代。

“现代主义插曲”的标签是有趣的比喻。它与一个类似于“人类世”的术语产生共鸣。它暗示着这个术语仅仅在说话者所在的将来过去式中能被读出来。如果我们已经从我们还未允许的将来回看我们的当下，阅读会是什么样的呢？拉图尔似乎没有意识到他把自己在这种反射的建构中铭刻到什么程度。在此过程中，他不仅使用了盖亚隐喻的复古有机体说，而且也使用了他的假设。他的假设是“现代主义”版图、宣布休整和新的开始，是他所想象的“间歇”革命性的假设。因此他无奈地发现自己回到了一个典型的20世纪的文本，本雅明的历史天使的“疲惫的……比喻”来建立论点。

我想争辩的是在现代主义插曲中有关时间流的方向问题可能存在某些误解。我有种奇怪的想象，那就是现代主义英雄从未真正地放眼未来而总是关注过去，关注他惊恐逃离的过去。[……]我不希望去拥抱瓦尔特·本雅明疲惫的“历史天使”的比喻，然而，他归因于天使有一定的道理：这是向后看而不是向前看。“我们看见的是事情的串成。他看见的是单一的灾难，不停地在把碎石垒起，扔在他的脚前。”然而，与本雅明的阐释相反的是现代人，就像这个天使向后飞翔，的确没有看到毁灭。在他的飞行中，他制造了毁灭，因为毁灭发生在他的后面。仅仅是最近，突然间他醒悟。某种心思意念的转变。他突然意识到他的前进留下了多么大的灾难。生态灾难就是某个以前从未真正展望未来的人突然转身，急切地从恐怖的过去抽身的状态。当这个英雄以他没有意识到的猛烈程度从过去逃离，他的身上带有某种俄狄浦斯的东西——除了太晚——的确他的飞翔已经造成了他起初千方百计想要避免的毁灭。（Latour 2010：485—486）

把这默认为俄狄浦斯的悲剧可能太快了。拉图尔创造性地误读了本雅明文本中已成为某种江湖医生的天使的“疲惫的……比喻”。这个天使是完全无力，没有意识到不死的大众对他期望（让他们成为整体）的骗局。“他”不能给予未死的大众和转向他的历史碎片所想要的，而是拖延。他好像在努力地尝试，直到他仅仅被所谓的“来自未来的风暴”吹走。这最后的天使只是某种天使主义的布偶娃娃——不只是（带着翅膀）扮着人脸，打上信使标记，而是此刻不带信息，且他的形体意味着救赎叙事的整个意愿。在本雅明的文本中，“风暴”这个词语作为主语，重复出现在三个陈述句中。如果某人集中于这个词语，那么这个文本可以不同的方式解读。这是一个达到顶点的术语，随后被《论文十八》编入索引成为地球上有机生命的永世。在其中，人类的时间就是以秒而计的小数部分（一种人类世的观点）。本雅明所谓的历史天使实际上是杂耍演员的角色，而不是主角的化身，唯物主义历史学家。他代表和摧毁的不仅是乌托邦马克思的天使主义，而且是犹太神秘哲学的神学比喻——论文为了达到相互抵消所融合的这两个镜面成语。对天使的描述是如此的颓废，充满欺骗性和自杀性（当他看着大众时，人们能够想象他正扑向香烟），以至于它提前取消了唯物主义史学项目。它也取消了任何“软弱的弥赛亚主义”（weak messianism）——或者任何的弥赛亚主义。这个天使显示为一场骗局，靠着他所期待的那个想要成为一个整体的读者群抓住他自己的地位。是否这位天使只想到这是他所想要的，而或这未死的大众认为他想他们需要这个，这些从未明确过。当他被“风暴”吹走时，他除掉了天使主义的人类—自恋，即给予物质人类的形体、面孔。此情形还包括不属于鸟类的翅膀。他是人类面孔粘贴在一个想象的他者身上的最后的化身，是线框白炽灯，早已出现在克莱的图形分解中。他模仿而以“软弱的弥赛亚主义”被弃绝。软弱的弥赛亚主义是本雅明在别处假装唤起——而且德里达将会回转——并努力使用来保持未来言论开放（对于不可能“到来的民主”的比喻）。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以这种方式通过复原“软弱的弥赛亚主义”这个术语从本雅明的毁灭计划回归。德里达疏忽了生态灾难逻辑。这是他自己从其他简明的议程所得来的——如无处可寻隐患的“十灾”的世界新秩序——他的疏忽回应了档案限制。这个限制似乎需要“解构”修辞阶段本身。

这并不是说本雅明的天使比喻是与定位过去有关——如档案、踪迹、权利历史、身份信息、正义叙述、碑文——由此涉及仪式或时间的管理。是“他”认为那是他的读者在他生命中所寻求的，而且他不但做样子想效劳（像软弱的弥赛亚主义那样）？而且他有效地从逃避中走出来。本雅明的天使给予我们某种欺诈：他知道他的读者群所需而且知道他们用他的目的（因为“他”不是传达启示的信息者，而且他不向神报告，他本身只是一个标记而已）。他想要帮忙但是被风暴猛烈地吹走了。救赎历史的诱惑是简简单单关乎于天使主义、它的反射或外观、重建的冲动和安定心志（甚至被认可）。视觉陷阱不仅指出这个穿着礼服的人造天使在哪些地方与最后一个赋予人性的形式和面孔相像（他看着像人，传统意义上或多或少是男性形象）。它也指出另一个无效符号的虚假调停的消失（天使作为信使、作为解释）。它把谎言的借口给予伦理、给予认知道德教育，而且表明了天使主义参与了更偏激的邪恶。而它在构成上极其固执地没有意识到这种邪恶。

天使主义的冲动遍及20世纪批评习语的复杂变形的循环利用。这种系统性的复发，就像重建（nachconstruction）一个因其不存在而会加速它的军事防卫的家（oikos）。它自身发展成自杀的弧线运动。这种新的天使主义，就像蒂莫西·莫顿（Timothy Morton）（2007）呼吁的“改良有机主义”值得怀疑。它很幸运地注意到各种回归的重要传统和救赎融合。罗兰·贝兰特（Lauren Berlant）和迈克尔·哈德特（Michael Hardt）在一次主题为“论公物；或者一起相信—感觉—行动”的会议上进行了“爱”作为一种政治代理的谈话。我们从中还可以读到一种或更多对天使的呼吁，那会使我们和我们的过去成为一个整体。让我们忽视哈德特和贝兰特所讨论的公物不是水、油或食物，而是自由灵魂的新社会“关联性”的改革领域。这里“爱”保持着温柔的基督模因的碎片和承诺。如果对于哈德特，爱“在政治领域中起核心作用”的话，那么贝兰特发出更激进的诉求：

另一种方式来思考你的隐喻，迈克尔，那就是为了练就一块肌肉，你不得不撕裂你的肌腱。我经常谈到爱是人们很少真正承认他们想要与之不同的那种情形之一。因此它像没经历创伤的改变，但它并不是不无稳定性的改变。它是没有保障的改变，不知道爱的另一面是什么的改变。因为它正在进入关系。我想要的爱作为社会可能性的概念是爱总是意味着非—主权。爱总是违背你对自己意志的依恋，而不反意志。（Davis and Sarlin 2011）

也许从骨骼论点的线索来看，也许关于“肌腱”被撕裂的隐喻是错误的（这不是，真的不是锻炼肌肉的方法）。人们可以目睹的是在承诺的习语里的翻倍效果（“没有创伤的改变”？），以及当有着一定年龄和某种性格的学者们自恋地叨念情感时产生的隔绝。人们对于处在移位算法下，保持意志的主权的振荡已经找到一个新命名：“爱总是违背你对自己意志的依恋，而不是反意志。”有时候，正如我们听到的，这不仅是关于我们，甚至自爱可被称作公物和规划社会团体或超越暧昧的“集体”个人主义的享乐。也许这是一个周期结束的记号，批评与文化习语的融合，回归到补偿的源头——这个时代是场“闹剧”。这种涡流以安慰的斯帕（spa）形式出现。这种spa可被称作学术理论的“雷曼兄弟时刻”。 Nkmzq1RBH6oN30UCbvtKKyobSFATYeoq0iHoP8hd8vIB80Ik3P8nkXJYjpmZrHi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