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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和“民主化”在很长时间以来一直是比较政治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研究任何与“民主化”有关的问题，都不可避免地会涉及“民主”“民主化”“民主转型”“民主巩固”等基本概念及相关的理论问题。研究“美国作为一个外部因素对印尼政治转型进程的影响”这个问题，也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对这些基本概念和相关理论问题的理解。研究“民主化”问题，“如果不精通民主标准、原则和价值，这些是用来规范新兴政治秩序的，就形不成一个适当的解释框架，也不能合理评价一个案例”。
本节的主要任务是对国际学术界关于“民主化”问题、特别是印尼政治转型问题的研究现状进行简单梳理，同时简要介绍这些基本概念和相关理论，从而为确立本书的分析框架和理论依据奠定基础。需要指出的是，本书研究的主题是“美国对印尼政治转型的影响”，这里对学术界关于“民主”“民主化”问题研究状况的综述只涵盖与本书主题相关的若干主要问题和主要方面，而不求面面俱到。
要对“民主”做出准确的界定，恐怕就像界定“文化”一样困难。如果用西方政治学中大致约定俗成的理解，把当前世界上所有算得上民主国家的这些国家按照“民主”程度排序的话，就会发现，它们虽同属民主国家之列，但民主发展的程度却有很大不同，品质也有很大差别。因此，人们从各自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视角出发，对“民主”做出五花八门的界定也就不足为奇了。对这些基本概念界定的差异，本身也反映了学术界关于“民主化”及相关理论与实际问题研究的争论。
著名政治学家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把学术界对“民主”的界定大致分为四类：宪政民主（constitutional）、实质民主（substantive）、程序民主（procedural）以及过程导向的民主（process-oriented）。“宪政民主”集中关注的是一个政权颁布的关于政治活动的法律。“实质民主”关注的是一特定政权推动的生活和政治条件：这个政权是否促进了人的福祉、个人自由、安全、公正、社会平等、公共协商以及和平解决冲突。“程序民主”的支持者们只是选择政府比较少的一些做法来界定一个政权是否是民主的。关注程序性内容的大多数人把注意力集中在选举上，关注的是大量公民参加的真正竞争性的选举是否会定期引起政府人事和政策的改变。“过程导向的民主”与“宪政民主”“实质民主”和“程序民主”具有很大差异，它要求具有某些最低限度的、在被认定为民主的情况下必须持续运行的程序。 [1]
塞缪尔·亨廷顿在界定“民主”和“民主化”这两个概念时指出：“作为一种政体，民主一直是根据政府权威的来源、政府所服务的目的和组成政府的程序来界定的。民主不论是被定义为权威的来源或是目的，都会出现含糊不清、不精确等严重问题。”
因此，亨廷顿在《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一书中就使用了最早由约瑟夫·熊彼特提出的程序性的定义。
“古典民主理论”认为，“民主方法就是为现实共同福利做出政治决定的制度安排，其方式是使人民通过选举选出一些人，让他们集合在一起来执行它的意志，决定重大问题”。熊彼特指出这种界定存在的缺陷：第一，“不存在全体人民能够同意或者用合理论证的力量可使其同意的独一无二地决定的共同福利”。第二，“即使有一种充分明确的共同福利——譬如功利主义者提出的最大经济满足——证明能为所有人接受，这并不意味着对各个问题都能有同等明确的回答。对这些问题的意见分歧可能重大到足以产生关于目的本身 ‘根本性’争论的大部分后果”。第三，“作为前面两个命题的结果，功利主义者据为己有的这个人民意志的特殊概念就烟消云散了，因为这个概念必须以存在人人辨得出的独一无二地决定的共同福利为先决条件”。
进而，熊彼特提出了对“民主”的程序性的界定，也就是：“人民的任务是产生政府，或产生用以建立全国执行委员会或政府的一种中介体”；“民主方法就是那种为做出政治决定而实行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选票取得作决定的权力”。
与用来源和目的对民主的界定相比，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只有程序性的民主概念才能够提供分析上的准确性和经验上的参照物，从而使之成为有用的概念。
根据熊彼特式的程序性的界定，“民主”就是一套政府制度或过程，其最基本的要件是公开、公正、自由的选举。最有权势的决策者群体应该是通过公正、诚实和定期的选举产生的。选举是必要但非充分条件。
与熊彼特类似，罗伯特·达尔也对“民主”做出了程序性界定；不同的是，达尔为“民主”设定了更多的条件。达尔首先把“民主”设定为这样一种政治制度，“其特征之一就是能完全地或者几乎是完全地响应所有公民的要求”。为此所有成年公民都必须拥有以下充分的机会：“（1）明确阐述他们的选择；（2）通过个人行动和集体行动向其他公民和政府表明他们的选择；（3）使他们的选择在政府行为中受到同等的重视，也就是说政府在考虑这些选择时不因其选择的内容或选择由谁提出而加以歧视。”为确保人数很多的一群人有这三种机会，达尔进一步设定，社会的制度必须至少提供八项保证：“（1）建立和加入组织的自由；（2）表达自由；（3）投票权；（4）取得公共职务的自由；（5）政治领导人为争取支持而竞争的权利/政治领导人为争取选票而竞争的权利；（6）可选择信息的来源；（7）自由公正的选举；以及（8）根据选票和其他的民意表达制定政府政策的制度。”
界定“民主”，实际上也确立了衡量“民主” “民主化”进程以及“民主巩固”程度的标准。达尔对“民主”的界定，基本确立了一个民主国家之所以为民主国家的标准。如果一个国家具备达尔假设的这些条件，基本可以断定其为民主国家。但现实中，具备这些条件的转型国家，其民主发展的品质往往有很大的差别。因此，学术界有人又把民主国家划分为多种类型。
美国《外交》杂志原执行主编的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在《非自由民主的兴起》一文中对“自由主义民主”（liberal democracy）和“非自由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做了区分。他认为，几乎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在西方的意思就是自由主义民主，其特征不但有自由和公正的选举，还包括法治、分权、对言论、集会、宗教信仰以及财产权等基本自由的保护等。扎卡里亚把后面这些自由称为“宪政自由主义”（constitutional liberalism），认为它关注的不是选择政府的过程，而是政府的目标，也就是追求对个人自主权和尊严的保护，反对压迫等。而在非自由民主国家里，通过民主的方式选出的政权，往往是那些被以全民公决的方式重新选上或被重新确认的政权，常常会忽视宪法对其权力的限制，剥夺其公民的权利和自由。 [2] 与熊彼特和达尔的程序性的界定相比，扎卡里亚对“民主”的界定，一定程度上向“古典民主理论”的界定回归了。
德国洪堡大学政治学教授沃尔夫冈·默克尔（Wolfgang Merkel）也批评了理论性和经验型的民主巩固学（consolidology）的主流所使用的是独裁与民主的二分法，认为这种简单的二分法未能明确地区分巩固的自由主义民主与它们程度较低的子类型（diminished sub-types）之间的不同。而事实上，在所有新的“选举民主”国家中，一半多国家是民主国家的低级子类型的特定变种。默克尔把它们称为“有缺陷的民主国家”（defective democracies）。从内嵌的（embedded）民主（包含5个相互依存的机制：选举机制，政治权利，公民权利，横向责任，有效的统治权力）这一根本观念出发，默克尔把“有缺陷的民主”分为4个子类型：排他性民主（exclusive democracy）、非自由民主、委任制民主（delegative democracy）以及监护式民主（tutelary democracy）。
[3]
意大利佛罗伦萨大学政治学教授里奥纳多·莫里诺（Leonardo Morlino）对“好的民主国家”做出了界定。他说，好的民主国家有稳定的制度结构，能够通过其制度和机制的合法和正确的运作实现公民的自由和平等。好的民主国家首先要有能够让其公民满意的合法政权。第二，好的民主国家里，组成它的公民、协会和社区等至少要享有适度的自由和平等。第三，在好的民主国家里，公民本身有权制衡和评估政府是否根据法治追求自由和平等的目标。莫里诺进一步确定了衡量好的民主国家的5个纬度：法治、责任承担、制度对公民和市民社会的期望做出反应或纠错的速度、对权利的尊重和更高程度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平等的逐步实施等。
[4]
英国政治学家戴维·赫尔德（David Held）在《民主的模式》一书中指出，“在今天，民主要想繁荣，就必须被重新看作一个双重的现象：一方面，它牵涉到国家权力的改造；另一方面，它牵涉到市民社会的重新建构。只有认识到一个双重民主化过程的必然性，自治原则才能得以确定：所谓双重民主化即是国家与市民社会互相依赖着进行的转型。”
从上述几位政治学家对“民主”所做的界定和更为细致的区分，大致可以确立评判转型国家民主发展程度的基本标准和指标。我们认识“民主”，至少需要从民主的形式、过程和实质三个方面进行理解。
“民主化”（democratization），指的是一个国家政权从非民主的转变成民主政权的过程。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石度初（Doh Chull Shin）教授把民主化分为4个阶段：（1）独裁统治的式微（decay）;（2）转型（transition）；（3）巩固（consolidation）；以及（4）民主政治秩序的成熟。 [5] 国际学术界研究“民主化”问题的学者在解释各转型国家的民主化进程时，也大都采取了类似的阶段划分。对“民主化”过程的这种阶段划分便于对问题的分析，但不同国家的“民主化”进程会因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现实状况而表现出很大差异，不同阶段之间的界限往往也不是那么明显，因此，不同的学者、在解释不同国家的民主化进程时都会根据具体情况，对这种解释模式进行适当调整。托马斯·卡罗瑟斯对这种在过去几十年理解民主化的普遍范式进行了分析，认为这种解释范式曾在某种程度上是有用的，但目前已不太合适了。因为第三波国家中大多数还未实现运作相当有效的民主或尚未深化或推动它们已开始的民主进程。大多数转型国家，既不是独裁的，也不是明显走向民主的，而是进入了一种政治灰色地带。这一转型模式是特定时代的产物，那一时代已经过去了。 [6] 德国吕讷堡大学民主研究中心教授克里斯蒂·韦尔泽（Christian Welzel）认为，“民主化”有四种类型，包括“响应性民主化”（responsive democratization）、“开明民主化”（enlightened democratization）、“机会主义民主化”（opportunistic democratization）和“强加的民主化” （imposed democratization）。其中，“响应性民主化”是主导类型的民主化，是回应民众压力而走向民主的过程。在后面三种类型的民主化过程中，权力精英的在垄断权力方面的兴趣为其他原因而非民众的情况下压力所克服，最后形成的是社会反应冷漠的民主而非嵌入式民主。在“开明民主化”“机会主义民主化”和“强加的民主化”当中，精英阶层会在没有民众压力的情况下对民主让步。在这三种类型的民主化当中，只有在“开明民主化”当中，精英阶层才会实际上尊重民主自由；在“机会主义民主化”和“强加的民主化”当中，精英阶层并不是真正尊重民主自由。只有在“响应性民主化”这种类型中，民主才会变成社会嵌入性的，进而也会成为具有社会可持续性的。 [7]
“民主化”涉及的内容是非常宽泛的。除了政权的转移外，“民主化”还意味着社会中的各项法律和制度以及社会观念等也都必须进行相应的改革。石度初（Doh Chull Shin）和李俊汉（Junhan Lee）把“民主化”界定为多维度和多层次的现象。他们认为，作为多层次的现象，“民主化”是政权本身、政治制度（institutions）及个体公民在各个层次上发生的转型过程。他们指出：在宏观层次上，“民主化”包括民主政权取代独裁政权、建立代表普通公民利益和选择的制度（institutions）。但除非公民本身扩大、深化和加强其对民主作为政治观念和政治实践的支持，否则，法律、制度及其他正式规则的各种转变都不会产生重要作用。实现民主，需要改变公民坚持的那些文化价值观。大众对民主的支持，是民主化的基本组成部分。 [8] 华盛顿大学乔治·莫德尔斯基（George Modelski）教授等认为，民主化是建立或创造民主的过程。这一过程是沿两条相关但也有区别的路径进行的：民主的宏观决策技术无论在哪里被发现并向其他地方传播，这些创新的传播过程就开始了。另外，还可以把它视为民主社区（community）成长的过程，以一种形式聚集（或集中）成为更大的民主的社区；新形式的社区的演进，也是一种形式的创新。这两种过程是相互依赖的：除非是植根于更大的平等和自由的条件并得到其滋养，程序性权利得以有效实施并认为是能发挥作用的，否则民主程序的扩散只会造成“形式的”民主；没有遵守民主程序，平等和自由的社会就不可能持久。 [9]
“民主转型”（democratic transition）是民主化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指的是一个国家从非民主体制转变为民主制度的过程。转型本身并不意味着必然会转向民主，也可能是转变成不同于原有政权和制度的其他性质的政权。“民主转型”只是意味着新的民主政权的出现，它并不能确保民主政权的稳定和民主制度的巩固。关于“民主转型”的模式，亨廷顿把“第三波”中发生民主转型的国家分成三类，归纳出三种转型模式：（1）变革（transformations），威权体制下掌权者们在结束威权政权、并把它变成民主政体的过程中起着带头作用，并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2）置换（replacement），在政权内部改革派太弱，或根本不存在。政府中占主流的保守派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变革。因此，反对派力量增加，而政府力量削弱，直到政府崩溃或被推翻；（3）移转（transplacements）。在移转过程中，“民主化”是由政府和反对派采取的联合行动产生的。 [10] 同时，亨廷顿对各种模式的转型发生的条件也做出了精辟分析。后人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基本上只是结合具体问题，截取了亨廷顿研究的部分内容进行阐发，理论上并未实现实质性的突破。如，特洛伊大学（Troy University）曼纽尔·H.约翰逊（Manuel H.Johnson）政治经济学中心丹尼尔·萨特（Daniel Sutter）教授在其《从独裁统治转型：一种博弈分析》一文中指出：研究第三波“民主化”的学者把“民主转型”大致区分为两类：一类是威权主义政权领导的转型；一类是反对派领导的转型。 [11] 基于这一判断，萨特研究了“协商转型”（negotiated transitions）这种模式，也就是威权主义政权和反对派通过协商、妥协达成协议，共同努力实现的民主转型。参照前面所引亨廷顿归纳的民主转型模式，可见萨特所谓的“协商转型”就是亨廷顿所谓的“转移”（transplacements）。
“民主转型”之后还必须经历“民主巩固”（democratic consolidation）阶段。 “民主巩固”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圣母大学（University of Notre Dame）政治科学系J.萨缪尔·巴伦苏埃拉（J.Samuel Valenzuela）教授对“民主巩固”这一概念做出了明确的界定，并讨论了有助于或阻碍“民主巩固”的五种情况（向民主政府转型的模式，对被取代政权的历史记忆所产生的影响，政治冲突的缓和，社会冲突的管理，以及民主政府对军队的控制等），认为“在最重要的政治行为体和公众都期望民主程序能够持久时，在它不再被称为 ‘倒行逆施的制度’（perverse institutions，也就是监护的权力、保留的政策领域、故意过分歪曲选举制度和政治代表制以及广泛存在的对用非选举手段建立全国性政府的可能性的信仰等）时，就可以说实现了民主巩固”。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指出，民主要想变得巩固，选举产生的民主国家必须更加深化、更自由。这要求行政部门（包括军方）对法律和政府其他部门及公众的监督负责；减少被边缘化团体的政治参与和政治动员的障碍；以及更有效地保护所有公民的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
泰国著名学者、法律专家苏吉·布邦坎（Suchit Bunbongkarn）认为，只有在独裁主义的复辟变得不可能时，民主才是巩固的。他认为，影响民主巩固的既有结构层面的因素，也有文化层面的因素：第一，精英阶层对民主的信守和坚持是巩固民主的一个最基本的前提条件。如果精英阶层不信守民主，不信仰民主原则，民主就不可能稳固。精英仅仅具有对民主的信仰是不够的，他们还必须遵守民主规范。第二，在公众层次上，只有在大多数人相信民主是最好的政府形式，且适应那一特定时期的时候，民主才是巩固的。第三，组织和团体对民主的信守也是民主巩固的一个根本性的前提条件。政党、社会运动、公民社会组织、利益团体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在加强和深化民主方面也都可以扮演重要角色。
[12]
如果从以下三个层次上界定“民主”这一概念，或许有助于对民主化进程和民主巩固的理解：第一，民主是一种政治制度，它指的是一套制度安排及其运行规则；第二，民主是一种价值观念，它指的是一个团体或国家对社会制度做出评判时的价值取向；第三，民主是一种思维方式，它指的是认识、分析和解决社会问题一种基本方法，是民主精神和民主素养的本质之所在。观念的传播和基于观念的制度的传播往往不是同步实现的。作为一种价值观的民主精神，有时可能是存在于某些非民主国家之中的，但只有在具备合适的内外条件时才能转变为能够运行的政治制度；在一个已开始了民主化进程的国家，民主的制度可能得以确立，但由于文化传统、旧的习惯和思维方式等的影响，民主观念的深化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民主制度的巩固过程持续的时间也可能会比较长。只有在民主观念在整个社会中被人们普遍接受、民主制度得以有效运行时，民主才是巩固的。
还需要注意，“民主精神”“民主制度”和“民主的运作”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层次的概念。作为一种精神和原则的“民主”应该是具有普世意义的，民主的精神和内核是相同的；但作为政治制度的“民主”，在不同国家往往各有其特色；民主制度的运作或运转在各个国家和地区更是千差万别。在不同层次或不同纬度上理解“民主”，才能更好地理解转型国家的民主发展，才能更好地理解外部因素对一个转型国家民主发展的影响。
“民主精神”或“民主观念”的传播，有时候是看不见、说不清的。外部因素的影响，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经常是看不见、说不清楚的。人们能够感受到这种影响，但却不能充分地、雄辩地说明外部因素与民主发展之间的关系。比如：“民主”无论是作为一种观念、原则还是制度，它在其他国家的传播，在很多情况下是间接的。如，示范效应。在全球化过程中，虽然一些国家未发生政治转型，但民主，无论是作为一种精神，还是作为一种价值观，都可能已经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外部世界的榜样已经形成了示范效应；只是由于缺乏一个契机，使之处于潜伏状态。因此，研究转型国家的转型前阶段的“民主”思潮之发展，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如果没有之前的传播，“民主转型”可能就会变得非常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
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民主发展道路，从根本上讲是由其内在因素决定的，其中包括历史文化传统、种族与阶级构成、精英阶层的团结与分裂、中产阶级的发展程度、公民社会的发育以及经济发展程度等。所有这些因素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共同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社会政治运行及政治演进的前景。但从世界历史发展的经验来看，民主无论是作为一种观念，还是作为一种思维方式，都是可以传播的。民主观念的传播是无形的，也是很复杂的：有的个人、群体和社会易于接受它，而有的又拒绝它、排斥它，这大概与个人、群体及社会业已形成的价值观、历史经验以及利益诉求等都有密切关系。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特别是随着“民主化”浪潮在中东欧、非洲和亚洲的扩展，国际学术界对“民主援助”（democracy assistance）、“促进民主”（democracy promotion）、“民主发展援助”（democratic development assistance）等的研究逐步增多。这些概念指的就是国际上有意识地鼓励、支持或影响其他国家的民主转变和政治改革的切实可行的活动。 [13] 研究“民主化”问题的学者对于“内部因素在一个国家民主化进程中的决定性作用”这一点大致是有共识的，其分歧主要在于：外部因素能否影响或推动其他国家的民主化？如果能够推动，那么外部因素是如何影响或推动一个国家的民主化进程的？尽管促进民主之观念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主题已有数十年时间，民主的理想在20世纪后半期已经让国际制度丰富多彩，外部力量能够提供具体的、技术性援助以推动民主发展的观念还是比较新的。 [14]
关于“民主”在各个国家的发展，拉里·戴蒙德认为：任何一个国家都可能变成民主的，无论是文化，还是历史，抑或贫困都不是不可克服的障碍。在世界上依然深陷贫困的国家，越来越多的证据和政策分析表明，民主的、负责任的和透明的治理是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民主是没有前提条件的，只要一个国家的精英阶层愿意用民主的方式进行统治。但其本身需要来自底层公民社会和外部国际社会的强大压力，以促使产生进行民主改革的政治意愿。在不利的文化、社会和经济条件下，持续的民主需要能够支持高效、负责任的治理的制度以及坚定的国际接触和支持。
在分析了石油及其他矿产资源等现实利益对中东国家民主化产生的阻碍作用之后，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与公共事务教授卡尔斯·博伊克斯（Carles Boix）也表示：民主化在任何地方都是有可能的——也就是，任何地方都没有阻碍实现政治自由的内在的文化、心理或民族性格理由；只是实现民主的方式比许多人期望的更困难。
[15]
与自然及财富分配的影响相比，文化或宗教因素在民主化进程中只是发挥第二位的作用。
戴蒙德和博伊克斯都认为，民主在任何社会中都可以发展。如果把这个判断作为基本前提，可能会得出这样一种很自然的推论：外部因素有可能在任何一个国家推动其民主发展。但是，说民主是可以传播的，是可以在任何社会中发展的，并不意味着一个国家可以任意在其他国家“推进民主”。在其他国家“推进民主”必须是有条件的，其程度和范围也必然是有限的。
首先，必须承认内部因素对一国民主转型进程的决定性影响。
纽约圣约翰学院肯尼思·E.鲍宗（Kenneth E.Bauzon）博士在提交“国际地球村学会”（GASI）第14届年会的论文中指出：民主最终只能由当地人民，运用符合当地形势的本土特点的措辞表达，他们所表达的独特诉求与他们自己的历史经历是相联系的。它既不能被输入，也不能被输出，它也不能按照其他国家的意志随便开启或者关闭。它更不能被以武力的方式强加给充满抵抗和独立精神的人们。
密西西比州立大学历史学助理教授威廉·A.海（William Anthony Hay）也表示，民主不可能被整体移植，因为它是从支持性的政治文化中有机地发展而来的……没有长期的准备和复杂的政治文化的发展，没有国家能够创建持久的自由民主政权。没有必需的整体架构，只是复制民主的比较肤浅的方面，只会造成不自由或无法持续的结果……在发展中国家，不存在很容易地增强民族凝聚力和民主制度的途径。迫使加快民主化的步伐，会冒出现动荡的风险，特别是在社会内部存在严重分裂情况下。党派差异和对立的经济利益都不利于形成民主所要求的基本共识，种族冲突会导致另外的经常与宗教和经济差距结合在一起的不稳定因素。
[16]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理查德·N.哈斯（Richard N.Haass）也说：“尽管可以从外部推动一个国家的民主发展，但民主根本上是从内部发展起来的。民主化根本上是由一国民众推动的过程。只有他们才能推动宽容的精神和实践，尊重少数和个人的权利。如果美国或其他外国政府试图把民主的外部标志（trappings）强加给一个国家，其结果将是既非民主的，也不会持久。”
[17]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政治学家查尔斯·蒂利认为，只有在至少部分实现三个大的进程的情况下，民主化才可能发生：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网络融合到公共政治当中；公共政治杜绝了绝对的不平等；以及以增大普通民众对公共政治之影响力和增加公共政治对国家表现之控制的方式消除自治的、靠强制进行控制的（coercion-controlling）权力中心或使之中立化。信任网络从公共政治中的根本撤离，公共政治中绝对的不平等的增加以及强制性权力中心的日益增长的自主性都会推动去民主化（de-democratization）
[18]
所有这些研究都表明，一国民主之发展，根源和条件都取决于其国内社会自身的发育。这些条件发育不够成熟，其民主转型的进程就不可能顺利，也很难实现真正的民主巩固。
其次，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与其民主发展有很大的相关性。
美国政治社会学家、哈佛大学政治学与社会学教授西蒙·马丁·李普塞特在其《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一书中探讨了欧美国家经济发展与民主增长之间的关系。
这也是学术界关于民主化及现代化问题研究中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纽约大学教授亚当·帕里沃斯基（Adam Przeworski）等指出，尽管现代化理论认为独裁制度下的发展孕育了民主是错误的，但李普塞特认为民主一旦在富裕国家建立就更可能持久这种看法是正确的。一旦一个国家足够富裕，人均年收入6000多美元的时候，民主肯定能够存活。尽管国际因素及政治制度（institutions）在不够富裕的国家里对民主的持久很重要，但经济表现确实是非常重要的。
[19]
亨廷顿也认为，尽管无法证明经济发展与民主的水平之间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但二者之间确实存在着极高的相关性。
俄亥俄州立大学的瑞安·肯尼迪（Ryan Kennedy）对民主与发展之间条件概率（conditional probability）问题的研究也表明，在经济上更发达的国家发生的转型更可能是民主的。这种理解与以前关于现代化的研究成果和理论是一致的，也为现代化的条件概率解释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经济现代化被认为从两个层次上推动了民主发展：第一，经济现代化使民主转型的可能性更大了；第二，经济现代化使民主变得更稳定，有助于转型国家实现民主的巩固。
第三，外部影响的大小、内容及方式，会影响一个国家的民主化进程。
亨廷顿指出：“在西方，选举民主建立在并产生于自由主义的政治传统之上，这一传统的核心是人权和法治……植根在个人自由、个人尊严思想中的自由民主是一个西方的产物……自由民主并非内在地与其他主要的非西方文化不相容，然而，非西方社会接受无论是自由民主还是选举民主的程度因它们受西方的影响程度不同而异。”
一个国家受西方影响较深的国家，可能更容易开启民主化进程，也就更容易实现民主的巩固。西方国家在这些国家推动民主的活动，受到的抵制可能会更少。而查尔斯·蒂利认为，示范效应和外部支持经常会面临严重的局限。它们可能会影响民主磋商的程序、组织形式以及宪政准则（constitutional formulas），但却不能产生民主化最终依赖的社会变革（social transformations）。它们自身无法把信任网络（trust networks）整合到公共政治当中，把公共政治与绝对的不平等（categorical inequality）隔离开来，或者降低自治权力中心对公共政治和国家的影响。
[20]
一个国家面临的国际环境也会影响其民主发展。牛津大学的迈克尔·克勒西（Michael Colaresi）和印第安纳大学的威廉·R.汤普森（William R.Thompson）研究了内部发展（经济增长和民主化）与国际环境之间的关系，认为有一些国际因素，如外部威胁、冲突及贸易开放等，能够促进或阻碍民主化和经济增长。来自其他国家的外部威胁往往会减少民主。 [21]
此外，外部力量施加影响的方式，也会影响对象国的民主发展。康奈尔大学政府系的瓦莱丽·邦斯（Valerie Bunce）指出：在使用民主的方法的时候，在与其他国际行为体合作的时候，在它集中于已具有民主政治的某些要素的环境时，美国“促进民主”的努力是非常成功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只有在与国内推动民主的努力结合在一起时，国际上推动民主的活动才能产生最大效果。邦斯同时也指出：促进民主也可能会产生恰恰相反的效果——例如，导致混乱，加剧国内在政治技巧、参与和影响的程度的不平等，以及通过糟糕的制度选择，削弱国家并分裂政治和经济。另外一个无意中产生的后果是——迫使独裁者保护他们的权力并通过加强控制手段保护他们对腐败的经济的控制，造成美国推进民主与增进国家安全的目标之间的分裂。
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政治学系教授黛安娜·埃塞尔（Diane Ethier）对外部行为体为推进对象国民主发展实施的制约性（Conditionality）和激励性（Incentives）两种战略和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在以制约性为基础时，促进民主确实极大地影响了民主化的进展；与激励性战略相比，制约性战略是一种更有效的民主推进战略。
[22]
而美国雪城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马克斯维尔学院政治学系教授汉斯·彼得·施密茨（Hans Peter Schmitz）的研究认为，外部干预是挑战独裁主义行为方面是一种强有力的因素，但它们并不是简单地取代（displace）既有的国内做法和条件。尽管跨国活动家和学者经常赞扬人际关系网建设和动员所发挥的赋能作用，但对这些干预的长期影响理解还不够充分。跨国联系可能会使国内活动家无法在国内建立联盟，或者从整体上削弱他们的合法性。
[23]
第四，“扩展民主”的局限，还体现在民主化在对象国可能产生的消极后果。
担任《外交事务》杂志前主编的印度裔美国学者法里德·扎卡里亚道出了在缺乏宪政自由主义背景的情况下，一个国家的民主化可能造成的问题。他说，成熟的自由民主国家往往能够在不使用暴力和恐怖手段的情况解决种族分裂问题，也能够与其他自由民主国家和平地生活在一起。但在没有宪政自由主义背景的情况下，在分裂的社会中引入民主实际上已激起了民族主义、种族冲突甚至战争。选举要求政治人物竞争人民的选票。在没有多种族集团或者同化的强大传统的社会里，很容易按照人种、种族或者宗教界线组织起支持。一旦一个种族集团掌握权力，它就倾向于排除其他种族集团。 [24] 所有这些都已为冷战结束以来的历史事件所证明。这也充分表明，在缺乏民主传统的国家里，民主的巩固需要较长的时间，因为民主素养和民主精神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培养起来，民主作为一种思维方式为整个社会所接受也需要时间。
自冷战后期以来，历届美国政府都把对外“扩展民主”作为其外交政策的重要内容。但在冷战结束之后，美国学术界才较多地关注这一问题，围绕美国为何要对外扩展民主及应该如何扩展民主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和争论。
第一，美国为何要对外扩展民主？总的看来，对这一问题的解释可归结为两种：一种诉诸美国的道德理想追求；另一种诉诸美国的现实利益追求。
关于美国对外“扩展民主”的道德理想追求，人们往往会追溯到美国人“使命意识”的起源。早在美国作为一个国家诞生之前很久，民主就开始在这块土地发展了。早期移民新大陆的清教徒怀有一种宗教理想，就是要把新大陆建成一座“山巅之城”，成为“自由”的灯塔。这种理想在美国文化传统中逐步溶化为一种积极向外扩展民主和自由的精神冲动，也是蕴含在美利坚文明中的一种道德理想追求。与对现实利益的追求不同，这种道德理想追求是时隐时现、时强时弱的；同时，它与现实利益追求时而相融，时而矛盾。冷战时期，对外扩展民主有时会被认为是不符合美国的现实利益的，因此有人就反对不顾现实利益而主动推动其他国家的民主化。学界、政界对于要不要对外推动民主，曾存在激烈争论。因此，在对外扩展民主这个问题上，美国也就经常表现出“双重标准”和看上去有些矛盾的行为。
在现实利益追求这一层面上，可以把“民主和平论”看作美国对外“扩展民主”的重要理论基础。冷战结束前后，国际格局发生巨变，世界范围内民主化浪潮进一步发展。美国学界和政界对于对外“扩展民主”这一问题的论述也发生了变化，道德理想追求与现实利益追求无论在官方的文件中还是在学者的论著中都成为一体的了。“民主和平论”成为风潮，“扩展民主”也被论述为美国大战略的组成部分。 [25]
尽管对外“扩展民主”已成为美国政府官员的口头禅，但具有批判意识的学者却更强调美国扩展民主背后的意图。如，俄亥俄州立大学政治学系兰德尔·施韦勒（Randall L.Schweller）教授认为，美国人可能对维持美国的霸权而非对推进民主本身更感兴趣。 [26] 威尔士大学（阿伯斯威）国际政治系教授史蒂夫·史密斯（Steve Smith）也认为，美国在历史上是在有助于削弱苏联政权的时候才支持民主的，它同样也愿意削弱那些倾向于苏联的土生土长的民主政权；扩展民主并未成为20世纪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目标；即便它在其他国家推动民主时，也是在支持其他更重要的政策目标。 [27] 也有一些学者批评克林顿总统任内口头上高喊“扩展民主”，行动上积极扩张经济利益，把经济利益追求置于比扩展民主高得多的位置上。
但对比冷战结束前后历届美国政府在对待对外“扩展民主”这个问题上的基本态度和基本政策，可以大致得出这样的结论：冷战结束后的美国政府越来越把“扩展民主”视为美国重要的国家利益，因而对外“扩展民主”也成为其重要对外政策目标。
第二，美国应该如何“扩展民主”？
美国学术界对于美国“扩展民主”之政策或做法的批评，并是反对它这么做，而更多是反思美国在这方面的做法存在的问题。在研究美国对外“扩展民主”这一问题的论著中，有些研究批评了美国的政策，指出了美国对外“扩展民主”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并提出了一些有针对性的建议。
比如，法里德·扎卡里亚针对很多选举产生的政府滥用权力、压制人权的状况提出，“应该用与宪政自由主义相关的标准来衡量政府。经济自由、公民自由和宗教自由处于人类自主权和尊严的核心位置。如果一个政府，拥有有限的民主，但却在逐步扩大这些自由，那就不应给它加上独裁的污名。” [28] 他认为，面对非自由主义习惯逐步扩张的情形，国际社会，最重要的是美国，能够发挥的最大作用是在民主已扎根的地方巩固民主，并在全球促进宪政自由主义的逐步发展，而不是寻找新土地进行民主化，在新地方举行选举。 [29] 时任克林顿政府负责民主、人权及劳工问题助理国务卿的约翰·沙特克（John Shattuck）和当时的美国国际开发署署长F.布赖恩·阿特伍德（F.Brian Atwood）在美国《外交》杂志撰文批评扎卡里亚的说法有三个错误：第一，曲解了美国当前的民主援助，仅视之为推动选举；第二，低估了表面慈善的专制政权的政治压制；第三，使用有问题的证据来说明“民主化”加剧了而不是降低了社会紧张。 [30] 他们认为，“民主化是一个长期和复杂的斗争过程，经常伴随着前进和倒退。选举只是发展民主的文化的一部分，当然不是医治被冲突撕裂的社会或被贫困或经济危机摧毁的国家的万能良药。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应该放弃在国外推动选举的努力；而是意味着应该在任何有可能的机会的地方以各种方式提供长期援助，以支持公民社会、基本自由、法治及民主文化的发展”。 [31]
很多学者认为，强加的民主难以有效运作。拉里·戴蒙德说：“‘扩展民主’并不意味着 ‘输出’民主。除了极少数情况下，强加了外国模式的民主是不能有效运作的，美国式民主的很多特点不适应贫穷、不稳定和分裂的国家。美国人也不能在没有民主的地方强加一种民主的偏好。” [32] 美国以军事干预形式“扩展民主”，其效果可能就更令人怀疑了。北得克萨斯大学政治学系的詹姆斯·米尔尼克（James Meernik）在研究美国的军事干预与被干预国家的民主发展之间关系时也发现，在大多数被干预的国家，美国的军事干预似乎并未导致其民主水平的提高，大多数国家还维持在其当时的民主层次上。不过，对受到干预和未受干预的国家之间的比较则表明，前者更可能经历民主增长。 [33]
美国以怎样的方式对外“扩展民主”才是最好的呢？巴德学院政治学副教授奥马尔·G.恩卡纳西翁（Omar G.Encarnación）指出，美国对外推进民主的经验表明，在其强制性的、笨拙的方法受到制约、并把精力集中在推动建立使其他国家能够按照其自由意志拥抱民主的条件时，美国的这种使命才是最有效的。
[34]
密西西比州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威廉·A.海认为：“对美国来说，在国外引导政治改变的更好的方式是，改革现存的结构和政治制度，以确保在相互竞争的集团之间实现基本平衡，加强这些结构和制度使之能够促进改变，以及推动公民社会发展等。这种方式在短期内不可能产生引人注目的结果，但与在全世界扩展民主的宏大项目相比，它能更好地服务于美国的利益。”
[35]
威尔士大学（阿伯斯威）国际政治系教授迈克尔·考克斯（Michael Cox）更强调美国国内因素对其“民主扩展”活动的影响。他认为，只要美国经济富有活力、文化具有多样性、政治制度富有生命力，就可以对世界的其他地方产生巨大的影响力……美国推进民主的成功，最终更多取决于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兑现其承诺的能力，而非其投入到其政策中的金钱的数量。如果它能够继续这样做，它在国外的活动就可能是成功的；如果不能继续这样做，推进民主作为大战略可能达不到其支持者所提出的目标，也就是，让世界变得更安全、更和平。
[36]
在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看来，美国实际上并未在任何地方促进民主，是那些想生活在民主社会里的人在促进民主；美国只能在攸关成败的关键时刻瞅准时机提供帮助，促进民主是它不能真正掌控的过程。
学术界对印尼民主化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印尼政治发展本身，涉及印尼政治转型进程的启动、制度改革、选举政治、军政关系改革、司法制度改革、分权改革以及公民社会发展等各个方面。对于外部因素在印尼政治转型进程中的作用，学术界也有所关注。
第一，关于印尼民主化进程的启动
关于印尼民主化进程的启动，学术界的讨论可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其民主化进程启动的内因，另一个是外因。关于内因，已有研究成果主要讨论了苏哈托统治后期政治上的反对派的发展、政治伊斯兰的兴起、苏哈托对军队控制力的降低、公民社会组织的发展等。关于外因，从近因看，学者们强调较多的是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从远因看，经常被强调的因素有菲律宾“人民力量”运动、苏联东欧的剧变、泰国的民主运动等对印尼的示范效应。印尼的政治转型进程在1998年正式开启，既有内部因素的决定作用，也有外因的推动和刺激。学术界在这一问题上强调的侧重点虽有所不同，但都不否认内外因素在其中的作用。
瑞典隆德大学副教授安德斯·尤林（Anders Uhlin）认为，“印尼争取民主的斗争主要是受到国内形势的刺激和推动，而不是受到外部力量的操纵……外部影响作为一种刺激之源在表明改变有可能发生时似乎是非常重要的。这种鼓励性的影响可能比传播关于民主和民主化的具体思想更为重要。外部影响应该被视为印尼最近日益增加的民主要求的重要刺激和催化剂。然而，国内因素——如更强大的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的出现、统治精英内部的冲突，更不用说无数活动家和知识分子在柏林墙倒塌和菲律宾的 ‘人民力量’出现之前的反对独裁的活动——很可能是当代印尼争取民主的非常激烈的斗争背后更重要的问题。没有这些 ‘准备’，最近世界上其他地方发生的民主斗争的示范效应就不可能在印尼引起积极的反应。” [37] 丹麦北欧亚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蒂莫·基维马克（Timo Kivimaki）则更强调外部因素对开启印尼民主化进程所发挥的作用。他说：“尽管任何民主化过程都主要是公民社会压力所造成的结果，但说国际社会在印尼转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应该是公平的。一方面，政治剧变是由燃油价格的上升引起的，而这又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揽子救援方案中设定的计划。另外，遵守该一揽子方案中的这一特定内容，也是美国坚持的。第二，精英阶层的抗议行动主要是受到经济问题和以辞职抗议苏哈托经济政策的 ‘部长叛乱’的驱动，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印尼首席对话者、经济发展协调部长吉南加尔·卡尔塔萨斯米塔（Ginandjar Kartasasmita）领导下展开的。美国对经济上的 ‘必要性’（necessities）的自由主义的解释，在那一刻很容易通过印尼所有经济技术专家，特别是通过吉南加尔·卡尔塔萨斯米塔，融入印尼精英的思维之中。” [38]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在马来西亚和印尼都引发了政治动员，但其结果却截然不同：在竞争性选举威权主义的马来西亚，改良主义（reformism）采取的大致是一种选举路线，进行了边缘性、自上而下的制度性变革，促进了民主规范。而在印尼，支配性（hegemonic）选举威权主义政权被突然爆发的、受到精英派系分裂鼓励的草根性抗议活动推翻。美国东西方中心研究员梅雷迪斯·L.韦斯（Meredith L.Weiss）博士比较了马来西亚和印尼的改革进程，认为与不够开放的制度相比，相对来说更民主的制度可以为自发的挑战者提供更大空间，进行长期的组织和动员。特别是，在更民主的制度下，公民社会组织可以积聚社会资本及与之类似的组织层次的联盟资本（coalitional capital），促进动员。这样的政权比更独裁的政权能更好地遏制或缓和反抗，后者更容易突然崩溃（尽管其政治上的反对力量是分裂的），并在随后的民主巩固过程中面临严重的障碍。 [39]
俄亥俄大学政治学系助理教授迈克·马利（Michael Malley）的研究也表明了政治上反对派的虚弱对印尼民主转型的影响。他认为，苏哈托政权的迅速崩溃和反政权力量的虚弱，使得政权捍卫者能够运用其对转型话语的广泛影响力，以保护实质性的独裁权力。印尼的转型很可能会因而被拖延。因为，这种转型发生时，政权挑战者尚未做好准备，以利用独裁政权倒台提供的时机。他们缺少准备可能不会避免转型发生，但却可能限制转型发生的程度。因而，在举行民主选举之后，依然还会有紧张的冲突。 [40]
这些研究表明，转型前印尼的政治体制、各种社会力量的互动，特别是反对派力量的发展等决定了印尼民主转型的方式、民主化的道路。当然，这些研究也都不同程度地承认外部因素对印尼开启民主化进程所起到的作用。
第二，对印尼政党与选举政治的研究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政治的一个重要差别是政党体制的制度化水平。一个国家的政党体制的制度化水平越低，往往会伴随着低水平的责任承担和不稳定的治理。政党的发展水平和制度化水平，既对政治选举有重要影响，也对选举之间的治理有重要影响。印尼政党及选举政治也是一些研究印尼民主化及政治发展问题的学者关注的重要问题。
北加利福尼亚大学助理教授佩奇·约翰逊·坦（Paige Johnson Tan）运用斯科特·梅因沃林（Scott Mainwaring）和蒂莫西·斯卡利（Timothy Scully）提出的政党体制制度化框架 [41] ，分析了苏哈托下台后的七年里印尼政党的表现，认为印尼政党及政党体制优缺点并存，政党组织还缺乏稳定的结构和系统性，未实现制度化，其合法性受到破坏。总的看来，由于总统和地方领导人直选中个人魅力所起的压倒性作用，2004年选举和2005年地方选举表明印尼政党和政党制度进一步走向非制度化。民主确实可能是唯一可行的制度，但其运作却是不稳定的。不过，由于选民运用其权力奖励和惩罚政党和政治领导人，它们在责任承担方面还是有一些改善的。总的看来，政党不被信任，但选举本身却受到尊重，民众对选举的总体印象是非常正面的。 [42]
还有一些学者研究了伊斯兰政党和世俗政党在印尼几次重大选举中的表现，以此说明：政治伊斯兰在印尼政治中仍然处于少数地位。事实确实表明，在两次选举中，世俗民族主义政党都占有大多数，伊斯兰政党保持少数。而且，在2004年的议会选举中，伊斯兰教根本不是问题。绝大多数印尼穆斯林更关心复兴经济，根除腐败，实现社会稳定，而不是实施伊斯兰教法。议会内不是以世俗政党和伊斯兰政党画线的，而是以全国联盟和人民联盟画线的。前者主要由世俗政党组成，但后者也有世俗政党，而且一些由穆斯林组成的政党也以“潘查希拉”（Pancasila）作为其意识形态。 [43] 绝大多数研究印尼选举问题的学者也都认为，印尼的几次重要选举基本上是在和平的气氛下举行的，选举本身是自由的、公正的。
印尼全国性立法机构选举和总统选举是研究印尼政治发展的学者关注的一个重点问题，但也有学者考察了印尼的地方选举。如，韩国西江大学东亚研究所访问研究员崔暖炯（Nankyung Choi）通过研究地方议会议员在2001年日惹（Yogyakarta）市长选举中的非民主行为和腐败行为，指出印尼虽然经历了民主改革，但“金钱政治”仍然操纵着政治进程。 [44]
第三，关于伊斯兰教及穆斯林组织在印尼政治发展中的作用
伊斯兰教在印尼民主发展中的作用非常独特。印尼是一个穆斯林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国家，伊斯兰教在印尼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巨大。人们大都对政治伊斯兰在印尼的崛起，特别是极端穆斯林团体的发展感到担忧。但很多学者的研究都注意到，印尼伊斯兰势力的发展对印尼民主发展也起到了推动作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马克·伍德沃德（Mark Woodward）副教授在《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及民主的前景》一文中说，印尼不是只有一种伊斯兰教，而是有多种，它们对伊斯兰教法、民主和多元主义持不同的态度
[45]
；穆斯林教育的扩展以及对伊斯兰教在现代世俗世界体系中作用的思考，极大地促进了1997年经济危机之后作为一支重要政治力量的民主运动的发展。
[46]
印尼人民协商会议前主席阿米安·赖斯（Amien Rais）曾表示，伊斯兰运动和组织确实在导致前政权倒台的抗议和示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提供了领导者和追随者，参加了反对政府的集会和示威。
[47]
印尼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和共同创始人尤素福·瓦南迪（Jusuf Wanandi）也认为，尽管存在由某些极端穆斯林组织引起的问题，但印尼温和、主流的伊斯兰教的现代化在继续发展并不断扩展。年轻的穆斯林领导人和学者的出现，将极大地有助于实现一个民主与和平的印尼。
[48]
亚洲基金会“印尼伊斯兰教与市民社会项目”主任罗宾·布什（Robin Bush）博士也认为，没有伊斯兰教，最近几年印尼的民主运动就不可能得以发展。以民众为基础的穆斯林组织，为在其成员中传播民主观念发挥了关键作用，并在选民教育和1999到2004年选举过程中的选举监督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四，关于军政关系改革、分权改革等问题的研究
军政关系改革和分权改革，都是印尼政治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印尼政治发展进程也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这些问题都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如，匹兹堡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希德哈斯·钱德拉（Siddharth Chandra）和新加坡国立大学助理教授道格拉斯·坎曼（Douglas Kammen）对1998年5月苏哈托统治结束到2001年7月间梅加瓦蒂·苏加诺普翠（Megawati Soekarnoputri）当选总统这段时间印尼军队的表现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比较、分析了印尼、加纳、尼日利亚、葡萄牙和泰国的军队，突出了政权转移期间内部组织因素对军队行为的决定作用。文章认为，政治转型的分析必须考虑军方作为一个独立变量的内部动力，而且在很多情况下，内部动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量。在印尼，支持维持现状的军官与支持改革的军官是以不同职业预期为基础的，更高级的军官不愿意放弃其职位和影响，而更低级的军官希望通过领导改革和重新界定军政关系来获取利益。 [49]
印尼SMERU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沙伊库·乌斯曼考察了印尼10个省的13个区为分权改革所做的准备、最初采取的一些措施，以及在地方政府管理分权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重要问题，其中重点关注的问题有两个：第一，地方政府管理其新的权力与责任的内部程序；第二，各地区在地方自治之下制定公共政策的过程能否反映透明、善治及民主的精神。
还有学者研究了印尼政治转型进程中所面临的挑战与问题。如，奥斯陆大学政治学与发展研究教授奥勒·特恩奎斯特（Olle Törnquist）评估了印尼的民主发展，认为存在这样几个问题：（1）印尼民主发展有两面性，有自由但又缺乏民主，一方面印尼实现民主是可能的，而且也不仅仅是表面现象，另一方面，它还存在严重的民主赤字，甚至有危机的迹象；（2）印尼有选举但缺乏代表性，除组党自由和选举外，所有推动直接或间接代表性的机构表现都非常糟糕；参与自由和公正的选举的主要是缺乏代表性和不能对民众诉求迅速做出反应的政党和政治人物；政党为金钱政治和强大的既得利益所操纵；（3）民主化进程因精英阶层垄断权力、建立寡头民主而被阻滞，推动民主的团体和民众诉求被边缘化了。 [50]
除关注外部因素对印尼民主化进程的启动的影响外，学术界对外部因素对印尼的民主发展与巩固的影响也有所研究。这些研究主要考察了国际援助对印尼民主发展的影响。如，加利福尼亚大学政治学助理教授安尼特·克利尔（Annette Clear）通过分析印尼1999年6月的议会选举，研究了国际援助与民主发展之间的关系。国际捐助者为此次议会选举提供了技术援助，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作为国际捐助者共同体的协调者发挥了重要作用。该文认为，印尼已制定了新的政治和选举法律，但通过帮助印尼实施其新的政治性法律及管理1999年6月的大选，国际捐助者已帮助它实现了这些重要的政治改革。 [51] 耶鲁大学政治学高级研究员哈里·布莱尔（Harry Blair）评估了美国国际开发署在印尼和菲律宾开展的市民社会项目的影响，包括参与、责任承担及竞争等对民主至关重要的内容。他认为外国捐助者的援助，对增强公民社会组织代表边缘化选民之利益的能力发挥了积极作用。 [52]
苏哈托下台，为国际行为体卷入印尼的政治改革进程提供了机会。一些多边和双边发展机构把“治理改革”作为其在印尼优先关注的问题。2000年10月，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ADB）发动建立了印尼“治理改革伙伴关系”项目。英国利兹大学大学政治学与国际问题研究所高级讲师戈登·克劳福德（Gordon Crawford）和印尼万隆天主教大学国际关系讲师尤利尤斯·P.赫马万（Yulius P.Hermawan）分析了关于“伙伴关系”和“国家所有权” （national ownership）的神话，也对国际组织不愿放弃控制治理改革活动的表现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伙伴关系”和“国家所有权”的说辞，是国际机构的战略走向的一部分，这使得它们对主权国家的政治和经济改革的干预被伪装起来，同时获得了更大的合法性；这些国际组织通过“治理改革伙伴关系”有效地实施了它们自己的改革议程，其本身与经济自由化而非民主的政治改革的关系更为密切。 [53]
总的看来，学术界对印尼民主化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印尼民主化进程本身及其中存在的问题，而对外部因素对印尼民主化的影响，相对较少。对美国推动印尼民主发展的活动，有一些介绍性、描述性文章；对美国在印尼民主化进程中所起的作用，缺乏系统、全面和深入的学术性研究。这正是本书要完成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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