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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任何国家的外交政策都是以追求国家利益为目标的。尽管不同的阶层、阶级和团体对国家利益的主观认知差别很大，而且国家利益也常常是与处于统治地位的阶级、集团的利益纠缠在一起的，但用“国家利益”来分析一国的外交政策和外交行为常常是很有解释力的。同时，强调“国家利益”在分析一国外交政策和外交行为时的重要作用，并不排斥文化和意识形态对其外交政策和外交行为的影响。处于统治地位的政治精英，无论它对国家利益的认知与其他阶层的认知差异有多大，也都同样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其所植根其中的社会的文化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制约。一个国家的文化和主流的意识形态反映了其基本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制度认同等等。这都会影响和限定一个国家，特别是其政治精英，在处理与其他国家关系时的是非判断及其对国家利益的界定和认知。
从美国对外进行民主扩张的历史来看，其意识形态中的两大要素影响颇深。第一个是美国早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例外论”和“天赋使命”观。它从源头上决定了美国的文化传统以及美国人对自己及他者的认知；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观念是在美国人早期开拓的历史中形成、发展而来的，与之相伴的是对宗教的虔诚。这种观念已深入到美国人的骨髓之中，为整个美国社会确立一套基本的价值体系和道德原则，因而其影响必然是深刻的。
早期清教徒不辞劳苦来到新大陆，“从表面上看似乎是迫于英国国内不宽容的宗教氛围，但就深层而言，他们中的许多人确实为了信仰而甘愿放弃国内优厚的生活条件来到这块对他们来说还是命运未卜的大陆寻找实现他们宗教理想的 ‘净土’”。
他们自认为是“上帝的选民”，遵奉上帝的使命而来，有责任在这里建立一座“山巅之城”，为新大陆以外的世界树立一个榜样。在美国历史发展进程中，这种使命观已成为美国人在认识自己的前途、观察和理解外部世界以及认识它与世界的关系时的基本价值取向。他们总是试图把美国与世界的前途和命运联系在一起。美国著名社会改革家弗朗西丝·赖特（Frances Wright, 1795—1852）在1828年7月4日发表的独立日演说《美国爱国主义的意义》中说：“美国人应孕育出一种更高尚的情操，一种与他们的起源更一致，更有助于他们未来改善的情操。特别是美国人应当知道他们为什么热爱自己的国家，应当感到他们热爱自己的国家，不是因为这是他们的国家，而是因为这是人类自由的保障，是人类改善的好景象。”
立国之初，美利坚合众国力量弱小，且面临英、法两个大国的威胁。美国的这种“使命观”，也只能诉诸一种榜样的力量。早期的开国元勋们也小心翼翼地处理与欧洲大陆国家的关系，以免卷入这些国家的纷争。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总统在告别演说中警告说：“我们处理外国事务的最重要原则，就是在与它们发展商务关系时，尽量避免与它们发生政治关系……欧洲有一套基本利益，这些利益对于我们毫无或极少关系。欧洲经常发生争执，其原因基本上与我们毫不相干。因此，如果我们卷进欧洲事务，与他们的政治兴衰人为地联系在一起，或与他们友好而结成同盟，或与他们敌对而发生冲突，都是不明智的。”
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总统在第一任就职演说中也指出，要“与所有国家和平相处，互相通商，并保持诚挚的友谊，但不与任何国家结盟，以免纠缠不清。”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这种孤立主义情绪一直主导着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外交行为。他们不愿因卷入欧洲大陆的冲突而危及美国人民选择的新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而是希望通过为旧世界树立榜样，影响和改变其他国家。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随着实力的不断增强，美国开始越来越多地卷入世界事务。无论是采取孤立主义的政策，还是积极地卷入世界事务之中，美国的外交行为都反映着其早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基本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只不过在国力强盛的时候，美国对外扩展民主制度和价值观念的努力已不再仅仅凭借榜样的力量，而是更多运用其实力积极主动地进行推动。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成为世界性强国，并领导西方世界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展开“冷战”。对外扩张民主制度和价值观念也开始进入美国政府对外政策的议程之中。美国人的“使命观”与美国的国家实力紧密地融合到一起了。
而把这二者紧密联系起来的，就是美国意识形态的第二个要素：自由主义思想。其核心是政治上的分权制衡，限权政府，定期、公开和自由的选举；经济上的自由企业制度，鼓励自由竞争；崇尚个人主义。这种思想在美国的具体体现就是形成了一套完备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经过200多年的发展，这种基于自由主义的民主制度逐渐进步并日趋完善，且得到美国不同种族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的广泛认同，自由主义也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
美国人的“使命观”，通过自由主义思想的制度化和具体化的形式，与美国的实力结合起来，合成为其对外扩张民主的内在动力。如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丹尼尔·布尔斯廷（Daniel J.Boorstin）所言，正是二十世纪美国的民主制度“成功地使每一个人都成为整个社会的一部分，他们不再仅仅是从外部响应号召，他们已被卷入社会内部，成为社会神秘创造力的一部分……美国的使命似乎不再来自公民个人的自觉选择，而来自一系列规模庞大、速度惊人的全国性项目。”
植根于美国人心底的“使命意识”，被美国式的民主制度幻化为一种国家抱负，进而融入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外交行为之中。
塞缪尔·亨廷顿在论及自由主义思想对美国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影响时说，自由主义在美国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首先意味着无法在美国外交和安全政策中更强烈地体会到一种保守的或者其他更加有用的哲学；其次意味着美国的自由主义在无法排除这一领域的责任时就试图创造出一种处理国家间关系的自由主义的方法。自由主义在美国意识形态中的这种主导地位在美国外交与安全政策中的一种表现是把其国内政策运用于国际事务。“外交政策问题涉及国家间权力的分配。无法直接解决这些问题，自由主义就试图把对外政策和安全问题简化为它能够有效应对的国内说辞……美国人成功地促使采取一系列的内部改革作为解决国际问题的办法。普遍接受共和制形式的政府，国际自由贸易，落后地区的工业化，消除贫困，仲裁条约，国际法院（World Court），宣布战争为非法，公开达成盟约，国家间密切的文化联系等在不同时刻都曾被认为对美国的外交政策是非常重要的。在支持这些改革时，美国的自由主义试图把其国内的成功转换到国际关系之中。” [1] 这种转换已非常明显地体现在美国在发展中国家推进民主的活动之中。这些活动也都是以自由、个人和公民自由、民有、民享、民治政府等理想为基础的；这些价值也正是美国的立国基础，体现在美国社会和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 [2]
作为美国人深层价值观念基础的“天赋使命”观和集中反映美国社会政治现实的自由主义思想，基本上决定了美国政治精英阶层的世界观，限定了他们对美国国家利益认知的限度和范围——在观念上，对外“扩展民主”成为其重要的国家利益；在实践中，对外“扩展民主”成为美国实现其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是美国外交战略的意识形态支柱。
冷战结束以来，对外“扩展民主”在美国政府有关文件及一些美国学者的论述中已被视为美国国家利益的一部分。这就把文化、意识形态等影响美国外交政策和外交行为的深层次的远因与现实的国家利益糅合在一起了。乔治城大学外交研究所（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Diplomacy）主任葆拉·R.纽伯格（Paula R.Newberg）和托马斯·卡罗瑟斯早在1996年就评论道，美国对转型国家的民主援助，是以其国家利益为基础的，大多数民主援助的规划与提供都未征询接受国政府是否想要这种援助，经常是作为更大的一揽子外交交易的部分被即兴宣布的，而且是在某种条件下很少被拒绝的。 [3] 在另一著作中，托马斯·卡罗瑟斯指出，冷战结束后，在美国产生了这样一种观念：“美国外交政策中现实政治的安全利益和威尔逊式的道德利益之间的紧张关系已经终结。” [4] 对外“扩展民主”把美国的道德利益和现实利益紧密联系起来了。
国家利益是主观性很强的一个概念。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人们对国家利益的界定和认知往往有很大差异。但无论这些认知有多大差别，在国家利益范畴内总有一些内容是不变的。美国政治学家唐纳德·E.纽科特赖因（Donald E.Nuechterlein）在其著作中指出，“和其他大多数主要大国一样，美国既有不变、也有不断变化的国家利益：有些是其长期追求的，其他是短期内追求、随后又因不断变化的世界条件或新的国内政治环境而发生变化的。纵观美国历史，四种持久的国家利益限定了美国政府观察外部世界及其世界地位的方式：（1）捍卫美国及其宪政制度；（2）促进美国的经济福祉，推动美国产品的出口；（3）创造一个有利的世界秩序（国际安全环境）；（4）对外扩展美国的民主价值和自由市场制度。” [5] 在美国的政治和学术话语中，纽科特赖因所列举的这四点，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相互促进的。在长期的外交实践中，美国的“外交政策官僚机构也已逐步习惯了这一观念：扩展民主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中处于重要地位。美国官员不再自然地把扩展民主视为边缘的想法了。” [6]
在1993年6月举行的世界人权大会上，时任美国国务卿的沃伦·迈纳·克里斯托弗（Warren Minor Christopher）在发言中说：“在过去两个世纪里，美国人已经发现，推动民主价值观和人权既符合我们最深厚的价值，也符合我们的实际利益……这正是美国与任何地方支持这些原则的男男女女站在一起的原因。这也正是克林顿总统把增进民主和保护人权作为我们外交政策的一个支柱——我们对外援助项目的一个主要关注的原因……民主是20世纪90年代的道德和战略上的迫切需求。民主将会为每个国家的人权建立起安全屏障。民主是在世界推动持久和平和繁荣的最佳途径……扩展民主是全球安全的第一道防线。民主国家组成的世界将会是一个更加安全的世界。这样的世界将会为人类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并减少对人类的破坏。它将会促进所有人所共同拥有的东西而不是把他们撕裂开来的东西。它将会是一个充满希望的世界，而不是一个令人绝望的世界。”
克林顿政府在1994年7月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非常清晰地阐明了“扩展民主”与美国的现实利益之间的关系：
“扩大民主和自由市场国家的共同体有助于推动美国——从促进国内繁荣到阻止来自外部的全球威胁对我们领土的威胁——所有战略利益。因而，与新的民主国家合作，帮助维持它们作为致力于自由市场和尊重人权的民主国家，是我们国家安全战略的一个关键部分……我们的民主战略的第一个要素是与世界上其他民主国家一道，并改进我们与它们在安全和经济议题上的合作。在扩大民主国家的范围方面，我们还寻求它们的支持。我们战略的核心是，在我们拥有最强烈的安全关注以及我们能够发挥最大作用的地方，帮助民主和市场得以扩展和生存。这不是民主的十字军东征；这是在对我们帮助最大的地方使自由生根的务实承诺。因而，我们必须把我们的努力聚焦于帮助影响我们战略利益的国家，比如拥有巨大经济实力、重要位置、核武器的国家，或者有可能导致难民流入我们自己的国家或者重要朋友和盟国的国家。我们必须把我们的努力聚焦于我们最有影响的地方。我们的努力必须是需求驱动的——它们必须聚集于其人民正在推动改革或者已经实现改革的国家。” [7]
克林顿政府发布的1998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又明确指出，“在设计我们的战略时，我们承认，民主的扩展支持美国的价值观并促进我们的安全和繁荣。民主政府更可能相互合作，反对共同的威胁，促进自由贸易，并推动可持续经济发展。它们发动战争或侵犯其人民之人权的可能性更小。因而，整个世界走向民主和自由市场的趋势将会促进美国的利益。美国将通过继续在世界的积极接触来支持这种趋势。” [8] 这份报告非常明确地指出，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是以三个国家目标为基础的：提升美国的安全，促进美国的经济繁荣和对外扩展民主。 [9] 对外促进民主、人权和对法治的尊重成为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第三个核心目标。
美国对外积极“扩展民主”，是以如下假设为前提的：（1）其他国家的自由、繁荣和良好治理对美国的自由和繁荣至关重要，民主国家越多，美国的生活方式就越能得到更好的保护；（2）民主国家与美国有共同的制度和价值观基础，其政府更可能支持和遵守国际法；（3）民主国家的政府更可能实行公开、透明的国内治理，其国内经济增长和国际贸易长期稳定的可能性也更大；（4）国内实现良好治理，对外积极致力于发展贸易关系的国家，诉诸战争解决国家间分歧的可能性也更小。有学者研究表明，有限民主国家（limited democracy）是最富进攻性的政权形式；如果中间选民过于消极，完全民主国家（full democracy）是进攻性最小的政权形式；完全的民主化可以促进和平，而有限的民主化则会增加战争可能性。 [10] 这也是冷战后在美国政界和学界盛行的“民主和平论”的基本论调。1997年9月17日，负责民主、人权及劳工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约翰·沙特克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洲和太平洋事务小组委员会作证时说：“扩展民主，既是目的本身，也是实现我们的安全和繁荣的手段。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民主，是我们的非常强大的国家利益之所在。我认为，历史清楚地表明，自由国家在维持和平及发展商业等方面是更可靠的伙伴。” [11] 美国国防部在1998发布的《美国的东亚—太平洋地区安全战略》报告中也明确指出：“推进民主远远超出了促进我们的理想。它可以促进我们的利益，因为我们知道，民主国家的数量越多，我们，所有国家共同体，将会更好。透明、负责任等民主价值，不但在政治领域非常重要，在经济领域也可以确保可持续发展和稳定的社会。这些价值也会影响国家对外相互作用的方式，提高公开性，最终可以促进互信和地区稳定。” [12] 对外扩张民主，是美国重要和长期的国家利益，更是它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和拓展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拉里·戴蒙德说，推进民主是促进国家利益的最廉价、最划算的方式。 [13]
作为实现和拓展国家利益的手段，它首先是在美国国内为其外交政策行为提供合法性与合理性，动员国内力量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支持。1990年3月，美国前国务卿詹姆斯·贝克（James Addison Baker III）在世界事务理事会（World Affairs Council）的演讲中说，美国应该把民主作为其外交政策的核心价值，努力以各种方式支持民主价值向国外传播，并支持和创造有助于民主繁荣的经济条件。他说：“美国的理想是评判我们行动是非的标准。我们的实力是变这些理想为现实的工具。我们的外交政策，我们对其他国家的理解，为这项工作勾画了蓝图……随着我们进入一个民主的新时代，理想主义对现实主义的旧争论应该被理想主义加现实主义的新观点取代。如果不理解这一点，我们的政策可能会冒失去公众持久支持的风险……历史会充分地表明，美国人民不会长期支持一项背离他们的仁慈价值意识的政策，无论国家利益可以给它赋予多大的合理性。我同样相信，美国人也会反对完全基于道德说教而忽视我们采取行动的实力的政策……民主还是外交的实践工具，不是唯一工具，而是有特殊价值的一种工具，它可以为我们的外交政策凝聚国内外支持。”
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卢瑟·S.利德基（Luther S.Luedtke）在贝克之前就曾指出，“国际危机以及不同思想体系的对抗，特别易于唤起民族团结和价值的自我意识。”
美国也常常把国际危机和斗争描述为不同社会制度、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之间的斗争。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冷战，再到“九·一一”事件之后的反恐战争，美国一直都声称是在捍卫其民主制度、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美国国务院和国际开发署在一份报告中也表示，“21世纪美国的外交是以基本信仰为基础的：通过确保其他国家的自由，我们的自由可以得到最好的保护；我们的繁荣依赖于其他国家的繁荣；我们的安全有赖于保护所有人权利的全球努力；美国人民的历史就是信守我们的理想的活动的编年史”。
[14]
诸如此类的种种解释把美国外交政策和外交行为中现实利益追求与美国人深层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结合起来，在很大程度上动员了国内力量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支持。
其次，作为实现其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美国对外扩展民主的战略只有在具体的外交实践之中才能反映出其效果。从冷战开始以来，美国在处理对外关系、应对各种危机和挑战的实践中，利用对外扩展民主来谋求自身的战略与安全利益的具体事例，可谓不胜枚举。比如，冷战时期美国对苏东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特别是到冷战后期在很多国家实施了一些旨在培育和推动民主发展的民主援助项目。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在对外促进民主和人权方面主要的做法是：第一，在新兴民主国家，寻求国际支持，帮助强化正在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型的国家中的民主和自由市场制度和规范；第二，继续维持美国的努力，在全世界范围内，包括在依然藐视民主进步的国家，敦促进行政治自由化和对基本人权的尊重。通过双边或多边组织，促进普遍遵守国际人权和民主原则；第三，开展人道主义项目，减轻人类苦难，帮助建立民主的、尊重人权的政权以及帮助寻求适当的经济发展战略。 [15] 美国的这些做法，也都体现在其推动印尼政治转型的过程之中。
美国对外扩展民主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也实现了其外交政策目标，一些反美的独裁政权为亲美的民主政权所取代。政权更迭和制度变更，改变了这些国家对美国的态度，美国的影响力也随之增强，其利益也得到更好的保护。美国国务院政治—军事事务局在2001年提交国会的一份报告中说：“推动民主比促进我们的理想会产生更多的效果。它可以促进我们的利益，因为我们知道，民主国家越多，我们以及整个民族国家共同体会更好。为确保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稳定，透明和负责任等民主价值对政治和经济领域都很重要。它们还会影响国家对外交往的方式，提高开放性，并最终促进互信和地区稳定。” [16]
现实世界远比观念的世界要复杂得多、丰富得多。任何战略和思想在付诸实践的时候，都会面临现实、实践与思想、观念的背离。在把对外“扩展民主”的战略付诸实践的时候，美国不得不考虑其理想与实力之间的平衡。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华·惠·罗斯托（Walt W.Rostow）在其《美国在世界舞台上：近期历史试论》一书中谈到国家利益问题时说：“明确国家利益的问题，就是如何把两种经常的考虑，即出于势力（实力）的考虑和出于理想的考虑，相互平衡和联系起来。问题是，既不要在行的方面纯粹出于势力（实力）和武力的考虑，而在言的方面却满口仁义道德；又不要在言的方面说的娓娓动听，而在行的方面实际上却未能解决在解决实质问题之前必须解决的那些具体问题。”
在对外扩张民主的实践中，面对复杂现实的挑战，美国决策者平衡“出于势力考虑”和“出于理想考虑”这二者的结果就是明显的“双重标准”。
美国用“自由”“民主”为其对外政策注入了道义色彩，但纵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的外交实践，呈现“双重标准”的状况却可谓俯拾皆是。在1946—1949年中国内战期间，美国一方面宣称支持中国走向“民主”，另一方面又积极支持坚持独裁统治的国民党政府。在几乎同时期的韩国，支持独裁的李承晚集团。在中东，美国是沙特阿拉伯这个独裁的伊斯兰国家的坚定盟友。在东南亚，美国曾支持南越的吴庭艳政权、柬埔寨的朗诺（Lon Nol）政权，也是印尼苏哈托政权30余年独裁统治的大力支持者。这种状况反映出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等道德利益对现实利益的让步。
国际政治是现实的。对美国来说，只有在道德利益和现实利益一致时，道德利益才会被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当二者冲突时，道德利益往往只能让位于现实利益。美国对外扩展民主是有条件的，它对民主原则的坚持也是有条件的，道德利益只能服务于其现实利益。纽约大学政治学教授布鲁斯·布尔诺·德·梅斯奎塔（Bruce Bueno de Mesquita）等评论道：“几乎每个美国总统都宣称要在世界上推广民主。然而一旦某些民主国家或正在民主化的国家的人民选出的领导人执行美国选民不喜欢的政策，美国总统们对这些国家搞破坏一点都不手软。”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和迈克尔·麦克福尔指出：“在世界范围内民主扩展中，没有哪一个国家比美国获益更多……促进民主，并不意味着把自由主义或者民主强加给一个不想要它的社会……只是帮助把这个社会本身之中的公众偏好给暴露出来。独裁者经常通过诉诸暴力、压迫或者欺诈，以防止这些偏好产生政治影响力。促进民主者只是试图通过清除独裁者不公平的特权，使人们处于平等的基础之上……说美国应该在其外交政策中推进民主，并不意味着它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应该把理想主义的目标置于其他形式的国家利益之上。美国也从未把促进民主作为其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
[17]
在冷战时期，为了对抗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美国与很多反共的独裁政权保持了密切关系，为其提供大量军事和经济援助。著名国际政治学家阿米塔·阿查亚（Amitav Acharya）在1998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直到最近，东南亚的民主几乎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任何直接支持。在冷战地缘政治引导下，西方把独裁主义视为取代共产主义的一种可以接受的选择。为了维持掌握着权力、独裁但反共的盟友，西方忽视了民主。”
冷战期间美国对苏哈托政权的态度和政策，就是其中一个典型案例。当时，美国政府视苏哈托政权为反共盟友，不但为其提供大量援助，甚至还容忍其占领东帝汶及其他一些侵犯人权的行为。
[18]
美国是否在某个国家推动民主，首先取决于统治这个国家的政权是否对美友好，是否在重大国际问题上支持美国。凡是存在反美独裁政权的国家，美国都会打着“推动民主”的旗号，设法推动其政权更迭；即便是经由民主程序选出的政府，只要它是反美的，也会成为美国推动政权更迭的对象。这是服务于美国的全球战略或地区战略的。美国政府对“民主建设”的资助与其外交政策重点也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一般会把资助投向符合或至少不反对美国的经济、外交和军事行动的团体。
其次，美国是否在某个国家推动民主，还取决于这个国家是否存在有助于实现民主化的条件。只有在对象国国内出现了足够强大的推动民主的力量的时候，美国才会去明确推动政权转移和民主扩展；而在对象国支持民主的力量过于弱小的时候，美国更多会因自身经济、安全和战略利益考虑而维持现有政权的稳定。第三，美国是否在某个国家推动民主，还取决于美国对各种利益（道德利益与现实利益、眼前、急迫的利益与长远、非急迫的利益等）轻重缓急的权衡。斯坦福大学政治学副教授、胡佛研究所资深研究员迈克尔·麦克福尔指出，“大多数美国总统都把推进民主界定为美国的战略利益，但它却经常不是最重要或最急迫的目标。此外，尽管从长期看，民主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已让美国更安全，但在位的总统几乎很少考虑长期收益。他们经常会为被认为更急迫或更重要的安全或经济利益而牺牲诸如推进民主等战略性的目标……他们在推进民主时，还经常是有选择的……更有甚者，即便在美国总统宣称推进民主的时候，其言辞和行动之间的巨大鸿沟有时也是如此明显，以至于让观察家质疑美国对民主事业的规范承诺（normative commitment）的诚意。”
[19]
圣约瑟夫学院政治学副教授肯尼思·E.鲍宗博士批判道：“自由主义民主的这些支持者也未能把作为政治原则的民主和作为扩张主义和贪得无厌的经济制度的资本主义区分开来……当民主价值与资本主义目标相冲突时，后者总是占据上风……这解释了在不断推翻和/或削弱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或任何政府——其国内计划与美国的政治、经济和战略利益及其公司的利润动机冲突——之后，美国为何毫无愧疚之意。”
冷战结束后，美国强调把“扩展民主”作为其政策工具，但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并未急于推动东南亚国家的民主化，“对东南亚独裁统治的反对因为很现实地认识到该地区贸易和投资机会而得以缓和……西方国家不是通过制裁来支持民主化，而是期望经济发展和自由化，部分通过西方国家的贸易和投资，能够最终促进民主化。”
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并沉重打击印尼之后，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才开始积极、明确地推动印尼的民主化。
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的对外干预“几乎没有表现出对民主原则的尊重，但其外交政策辞令……却经常被置于这样的光环之中”。 [20] 美国一方面为了自身的战略、安全和经济利益而不断地支持、援助一些对美友好的独裁政权，另一方面又通过各种方式设法推动那些反美独裁政权的民主化，同时还不断用“民主”等辞藻为其外交政策和外交行为树立“道德”制高点。这种看似矛盾的状况，在曾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的珍恩·柯克帕特里克（Jeane J.Kirkpatrick）等美国学者看来，其实并不矛盾。她说：“人们常常做出这样的反应，似乎国家利益是价值中立、无关乎道德的，似乎是它没有考虑自由、民主、人权以及我们为其一部分的文明。实际上，所有这些好东西——我们的自由、我们的繁荣和我们的文明——都依赖于我们国家的力量。如果我们的力量和我们的财富——我们的国家利益——不能受到保护的话，我们珍视的道德产品也将处于危险之中。” [21] 美国外交行为中的“双重标准”实际体现的就是其道德利益追求对现实利益的让步和妥协。柯克帕特里克的辩护与贝克所说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结合”在逻辑上是一致的。美国外交中道德利益追求对现实利益的让步，在克林顿时期和乔治·W.布什时期表现得也非常明显。美国的这两位总统都把“扩展民主”的调子拉得很高，但在推进美国经济利益和国家安全利益时他们对“独裁的领导人和军事政变”又视而不见；面对其他更急迫的事务，他们都把“扩展民主”放在次要的位置上了。 [22] 需要指出的是，批评美国在对外“扩展民主”问题上的“双重标准”，并不否认美国在推动民主扩展时确实存在某种道德利益追求。
了解美国在对外扩展民主问题上的“双重标准”，有助于认识它在印尼推动民主的活动及其动因，有助于历史地认识美国与印尼的关系，有助于更恰当地评估美国对印尼政治转型进程所施加的影响。
[1] Samuel Huntington, The Soldier and the State : The Theory and Politics of Civil - Military Rela tions , New York:Vintage Books,1957, pp.149-150.
[2] “ Democracy and Governance : A Conceptual Framework ,”Technical Publication Series, Center for Democracy and Governance,Bureau for Global Programs,Field Support,and Research,U.S.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Washington,D.C.,November 1998,p.1.
[3] Paula R.Newberg and Thomas Carothers,“Aiding—and Defining: Democracy,” World Policy Journal , Vol.13,No.1, Spring 1996, p.98.
[4] Thomas Carothers, Aiding Democracy Abroad : The Learning Curve ,pp.4-5.
[5] Donald E.Nuechterlein, America Recommitted : United States National Interests in A Restructured World ,Lexington: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1991,p.17.
[6] Thomas Carothers, Aiding Democracy Abroad : The Learning Curve ,p.5.
[7]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 July 1994,pp.18-20.
[8]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 July 1998,p.2.
[9]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 July 1998,p.6.
[10] Sandeep Baliga, David O.Lucca & Tomas Sjöström,“Domestic Political Survival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Is Democracy Good for Peac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Vol.78,No.2,April 2011, pp.458-486.
[11] John Shattuck,“U.S.Democracy Promotion Programs in Asia”,hearing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Asia and the Pacific of the 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One Hundred Fifth Congress,1 st Session, September 17,1997,p.11.
[12] U.S.Department of Defense,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United States Security Strategy for the East Asia - Pacific Region ,November 23,1998（http://www.usconsulate.org.hk/ushk/others/1998/1123.htm）.
[13] Larry Diamond,“Promoting Democracy,” Foreign Policy ,No.87,1992, p.46.
[14] U.S.Department of State & U.S.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ic Plan , Fiscal Years 2004 - 2009: Aligning Diplomacy and Development Assistance , p.1（https://2009-2017.state.gov/documents/organization/24299.pdf）.
[15]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 October 1998,pp.33-35.
[16] Bureau of Political-Military Affairs, Foreign Military Training and DoD Engagement Activities of Interest Joint Report to Congress ,January 2001（http://www.fas.org/asmp/campaigns/training/annualreport2001/2568.htm）.
[17] Francis Fukuyama & Michael McFaul,“Should Democracy Be Promoted or Demoted?”, Wash ington Quarterly , Vol.31,No.1, Winter 2007-08, pp.24-9.
[18] 参见Brad Simpson,“‘Illegally and Beautifully':The United States,the Indonesian Invasion of East Timor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1974-76,” Cold War History ,Vol.5,No.3,August 2005, pp.281-315.
[19] Michael McFaul,“Democracy Promotion as a World Value”, Washington Quarterly , Vol.28, No.1,Winter 2004-05, pp.147-163.
[20] Gerald Sussman,“The Myths of ‘Democracy Assistance': U.S.Political Intervention in PostSoviet Eastern Europe”, Monthly Review , Vol.58,No.7, December 2006, pp.26-27.
[21] Jeane J.Kirkpatrick,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 : Setting Limits ,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1986,pp.2-3.
[22] Rieffer,Barbara,and Kristan Mercer,“U.S.Democracy Promotion:The Clinton and Bush Administrations,” Global Society ,Vol.19,No.4,2005,p.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