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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根据自己的判断，概述资本主义批判理论为何对理解当今世界必不可少。可是，20世纪历史的发展强烈地表明，倘若这一理论适合我们的社会领域，那么，它定然有别于传统的资本主义批判。为了概述这一丰富理论的基础，我会对资本主义基本社会关系的一些共识提出质询，并且概述对那些关系的不同认识，从而认识资本主义。
最近，基本的、历史性的转变（例如西方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倒退，苏联的解体）更普遍地削弱了作为经济统治实体的民族国家——同时一种新的、新自由主义的、全球资本主义的秩序以明显胜利的姿态出现，而相互竞争的资本主义阵营内部也可能发展成对立——这些表明了历史力量的核心地位以及大规模的全球结构的变化。
由于这些变化包括苏联的解体，有人便说它们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终结，更普遍的说法是，马克思的社会理论不再适用。
我想提出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来认识近来历史转变的理论含义。
过去的30年，可以看作标志着由国家组织社会经济生活时期的终结，其开端可以界定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时期——该时期以政治明显优先于经济为特征。这个轨迹的意义在于它具有全球性的特征。
它既包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苏联，也包括殖民地和独立国家。历史发展当然会有差异，但从整个轨迹来看，它们更像是同一模式的不同形态问题，而不是根本性差异的发展问题。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25年里，福利国家在西方工业各国得以扩展。之后，20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受到限制或是部分地遭到废止。不管是保守党，还是社会民主（自由）党执政，这些发展都出现过。这样普遍的发展，难以用偶然的政治决定来解释，但却有力地表明存在着普遍的结构性制约和强制性限制。
此外，思考这样普遍的历史模式，表明像后结构主义这样试图用偶然性来论述历史的理论，凭经验而论，尚且不适合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不过，这些思考无须摆脱可能被认作在推动这些试图偶尔论述历史的批判性洞见，换言之，历史被认为是内在需要的延伸，应被理解为在叙述一种不自由的形式。
这种不自由的形式，是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所批判的对象，它主要是关于构成现代社会历史动态和结构转变的基础的需要与制约。换言之，并非通过聚焦偶然性来否定这种不自由的存在，马克思主义批评试图揭示它的本质和战胜它的可能。
我想表明，具有反讽意义的是，那些自称是马克思继承者的联合政体的解体，其隐在的真正过程再次肯定了全球历史力量的重要性，这种历史力量最好在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框架内加以理解，而未参与这层分析的各种方法基本上不适于我们的社会领域。换言之，近几十年来的历史转变，表明重新接触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分析是很重要的。
然而，如前所述，过去一个世纪的发展轨迹表明，假如一种资本主义批判理论适用于当代社会，那它一定与传统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批判截然不同。我认为，马克思成熟的社会理论不仅是我们现有的最严谨、最深刻的现代社会历史的动态理论，而且为这一重构过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提供了基点。我会重新概述马克思成熟的社会理论，这种再阐释反思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本质的分析——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统治形式和历史动态——以这种方式，完全突破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这种再解释会有助于阐明当代社会本质的结构因素和总体的历史动态，同时提供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批判。这也是重塑马克思理论与其他主流社会理论的联系。
我无意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来表示马克思主义中特定的历史趋势，如以传统的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为例，但一般而言，所有的分析，基本上是从市场经济和生产方式私有制构成的阶级关系角度来理解资本主义的。统治关系主要从阶级统治与剥削来认识。在这种普遍的阐释框架里，资本主义以（被理解为私有制和市场的）社会的基本社会关系和（被理解为工业生产模式的）生产力之间日渐增多的结构矛盾为特征。
这一矛盾的演变可能产生一种新型社会形态，需要从工业化语境下生产方式和经济计划的集体所有制的角度去认识，换言之，从适合工业生产、合理又自觉地调节分配模式的角度去理解。反过来，工业生产被理解为技术进程，资本家将其用于排他性的目的，但它本质上不受资本主义的支配，而且可能被用于为所有社会成员服务。
这种普遍认识与对马克思政治经济批判基本范畴的定论密切相关。例如，价值的范畴，通常被理解为试图说明人类劳动随时随地都在创造社会财富。依照这些视角，剩余价值理论试图通过说明过剩的产品只由劳动创造出来，而且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都被资产阶级用来论证剥削的存在。
该理论的核心是超越历史界限的、常识性的，把劳动理解为协调人与自然的活动，这种活动有目的地转化为物质，而且是社会生活的条件。如此一来，劳动就被设定为一切社会财富的来源，而且是构成普遍、真实社会生活的根源。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劳动受到各种排他主义和破碎关系的干扰，难以充分变现。于是，以社会形式实现解放，超越历史的劳动摆脱市场和私有制束缚，就成为社会的调节原则。（这个概念，定然会成为无产阶级自我实现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概念。）
这个基本框架包含的范围极广，涉及迥然不同的理论、方法和政治的探索。不过，在一定程度上，它们都有赖于对劳动、资本主义和上述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基本假设，它们仍然处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之内。
在这种传统的框架内，虽然已经产生出有力的经济、政治、社会、历史和文化分析，但它的局限性也日益明显，因为20世纪发生了巨大变化，例如国家干预的资本主义和“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兴起，科学知识和先进技术在生产过程中越来越重要，对技术进步与发展的批判日益增加，以及非阶级基础的社会认同也越来越重要。像韦伯和迪尔凯姆那样的阶级社会理论家们，其实早已论述过20世纪的转折，即资本主义批判理论——从财产关系的角度来认识——过于狭隘而难以把握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
在广义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中，许多理论家，尤其是乔治·卢卡奇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尝试突破传统范式的局限，发展一种更适合20世纪历史发展的批判性社会理论。这些理论家，基于对马克思理论的深入认识，继续将其作为文化形态的批判，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结构，而不只是作为生产和阶级构成的分析，更不是仅仅作为经济的分析。此外，他们掌握了这种自我反思的理论，换言之，尝试分析其自身社会语境的理论——资本主义社会——反思性地解释其自身立足点的可能性。
这些思想家借用马克思的观点，力图在理论上回应资本主义的历史转变，从以市场为中心的形态转变到以官僚体制的国家为中心的形态。但他们无法完全实现这个理论目标。一方面，他们的方法默认了现代性的批评理论不够充分，因为它只是用19世纪的方式界定资本主义——就是说，以市场和私有制的生产方式界定资本主义。但另一方面，他们仍旧保留这种理论的一些假设。
在卢卡奇于20世纪20年代初写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这一点非常清晰，该书接受韦伯从合理化的历史进程角度谈现代社会的特点，并在马克思把商品形式作为资本主义基本结构原则的分析框架里体现这种分析。照这样确立合理化的过程，卢卡奇试图说明韦伯所描述的现代生活的“铁笼”并非任何形式的现代社会的伴生物，而是一种资本主义社会的功能，因而，可能会得到转化。同时，其分析所隐含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概念，比基于私有制和市场剥削系统的概念广泛得多，这意味着后者根本不是资本主义的核心特征。
可是，当卢卡奇谈到可能克服资本主义的问题时，他诉诸无产阶级作为革命的历史主体概念。而这个概念，必定是从私有制角度来谈资本主义的传统概念。它无法说明卢卡奇之前所关注的官僚化和合理化的形式。也就是说，卢卡奇的传统无产阶级理论与他的分析所隐含的更深、更广的资本主义概念处于张力之中。
卢卡奇深深地影响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他们的方法也可以从类似理论张力的角度来理解。可这并非我想在此进一步探究的主题。
我想强调的是，如果认同当今世界上资本主义明显而必然的中心性，那就需要对资本重新概念化，一种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框架完全决裂的概念化。
以回溯的方式考虑，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资本霸权结构显然已经历史地发生了变化——从贯穿19世纪自由资本主义和20世纪国家中心福特式资本主义的重商主义，发展到当代新自由主义的全球资本主义。任何结构都会激起许多尖锐的批评——例如，对剥削和不平衡、不公平发展的批评，或者对技术决定论、官僚统治模式的批评。但这些批评中的任何一种都不彻底；目前看来，资本主义难以充分认同任何一个历史结构。这就提出了资本本质的问题，资本主义作为社会生活形态的核心问题。
我的作品意在为批判性认识资本主义的本质有所贡献，这种认识不受任何社会形态的时代局限。我认为，资本主义的核心是一种历史性的动态过程，与马克思力图把握资本范畴的多重历史结构相关。假如资本主义的批判理论适用于它的对象，那么现代社会的这种核心特征就一定得到理解。这种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只有在高度抽象的层面上才能获得。此外，它不仅可以用作分析资本主义划时代变革的出发点，而且也可以用作分析历史上不断变化的主体性的出发点，这种主体性在历史上重大的社会运动中呈现出来。
在重新思考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最本质关系的分析时，我试图重构马克思的范畴分析的系统特征，而不是依靠马克思所做的论述，也不在展开其表现方式时参照它们的轨迹。
我认为，马克思成熟的批判范畴在历史上是针对现代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的。这种历史特征概念的转变，隐含着马克思自身理论的历史特征概念。在这个概念框架里，没有任何理论（包括马克思的理论）具有跨越历史界限的效力。
这就意味着各种超越历史界限的概念——包括许多马克思早期关于历史、社会和劳动的概念，例如表述为强调人类历史辩证逻辑的概念——在历史上都变得相对化了。而在讨论其超越历史界限的效力时，马克思并未断言这些概念无效。相反地，他限制了这些概念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有效性，反倒表明以往针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概念是如何成为超越历史界限的。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批判一般的历史或社会的理论，批判他认为只对资本主义时期有效的范畴。
可是，假如这些概念只对资本主义社会有效，而今，马克思必须揭示出这些概念为何在资本主义社会特征中有效。他试图这样阐明具有资本主义社会特征的社会关系的最根本形式，在此基础上，以他力图解释该社会底层状况的方式展现一个理论。这种基本范畴就是商品。马克思采用“商品”这个词来指历史上特定的社会关系形式，人们构建社会实践的构成形式，同时构成人们的行为、世界观与气质。作为实践范畴，它既是社会主体性形式，也是客体性形式。
社会关系的商品形式所具有的特征，正如马克思分析的那样，是由劳动构成的，以物质化的形式存在，并且具有二重性。
要解释该描述，就必须阐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的历史特征概念。马克思主张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有“二重性”：它既是“具体劳动”，又是“抽象劳动”。“具体劳动”指的是这样的事实：我们认为是劳动行为的某种形式协调各种社会中的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动。“抽象劳动”并非单指一般的具体劳动，而是一种截然不同的范畴。它意指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劳动也有独特的社会功能，对其本身而言，它并非劳动活动固有的：它促成了社会性相互依存的新形式。
容我重申：在商品作为整体基本结构范畴的社会里，劳动及其产品并非按照传统关系、标准或权力与控制的显性关系进行社会分配——即按照明显的社会关系分配——如像在其他社会里那样。相反，劳动本身通过用作一种准客观的方式取代了那些关系，并以此获得其他的产品。人们尚未消费他们生产的产品时，相互依存的新形式就形成了，然而，在这种形式中，人们的劳动或劳动产品作为获得其他产品的类似客观、必要的方式而发生作用。作为这样一种方式，劳动及其产品实际上取代了明显的社会关系功能。
此外，在马克思成熟的著作里，对社会生活而言，劳动的核心概念不是跨越历史界限的主题。它并非指物质生产一直是社会生活的前提这个事实。它也不应该被认为具有这样的意思：物质生产通常是社会生活最本质的维度，甚至是资本主义最本质的维度。相反地，它指的是通过劳动在资本主义内部构成一种社会调解形式，基本上表明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以此为基础，马克思力图从社会方面确定现代性的基本特征，比如总体的历史动态以及它在生产过程中的变化。
因此，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既是我们跨越历史界限的常识性理解的劳动，也是历史上特定的社会协调活动。因此，它的客观化——商品、资本——既是具体的劳动产品，又是被客观化的社会调解形式。据此分析，具有资本主义社会最基本特征的社会关系，与性质上独特的、明显的社会关系截然不同——例如亲缘关系，或是个人关系或直接支配关系——它们具有非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虽然后一种社会关系继续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中，但最终构成这种社会的却是一种由劳动构成的新的、潜在层面的社会关系。那些关系具有一种独特的类似客观、常规的特征，而且是二重性的——它们以抽象、普遍的同质维度与具体、独特的物质维度的对立为特征，二者似乎都是“自然的”而非社会的，并决定着关于自然现实的社会概念。
潜在与资本主义的那种社会调解的抽象特征，也通过该社会中居主导地位的财富形式表现出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常常被误解为劳动的财富理论，即一种试图解释市场运作并通过论证劳动在任何时间地点都是社会财富的唯一源泉来证明存在剥削的理论。马克思的分析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财富分析，至多是一般意义上的劳动分析。他将价值解释为财富的历史特定形式，这必定与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的历史独特作用有关；作为财富的形式，它也是社会调解的形式。
马克思明确区分了价值和物质财富，并且将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财富形式和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的二重性联系起来。物质财富以产品的产量来衡量，由若干因素作用，如知识、社会组织、自然条件和劳动。
价值仅由消耗的人类劳动时间来构成，按照马克思的看法，它是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主要形式。反之，如果物质财富是财富的主要形式，由明显的社会关系来调解，那么价值就是财富的自我调解形式。
正如我要详细说明的，马克思对资本的分析是基于价值的社会体系的分析，该价值既生成又约束自身的历史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是由以物质财富为基础的社会秩序所决定的。
此外，在这个阐释的框架里，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是社会调解的历史的、特定的、抽象的形式，该形式由劳动构成——由社会实践决定的各种形式构成——与从事这些实践的人民不大相关。
结果，一种历史上新的社会统治形式——使人们屈从于非个人的、日益理性化的、结构性的强制和约束，但又无法根据阶级统治来充分理解，或者，更普遍的是，无法根据对社会群体的具体统治来理解，也无法根据国家和/或经济的机构代理来理解。它毫无确定的轨迹，尽管由社会实践的决定形式构成，但看上去根本不具社会性。（我的意思是，马克思对抽象统治的分析是一种更有力也更确定的分析，也是对福柯在现代世界试图以其权力概念所理解的那些事物的分析。）
在这方面，非常重要的是马克思对价值增值的时间规定。马克思讨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价值量时，指出价值的一个特性是财富的社会形式，其衡量标准是时间：提高生产率会增长每个单位时间产生的使用价值量。但它只会导致每个单位时间创造的价值量的短期增长。一旦生产率的提高变得十分普遍，价值量就降至其基本值。结果是一种单一的动态。生产率提高的水准引发使用价值生产的大幅度增长。然而提高生产率并未导致价值（资本主义社会中财富的社会形式）长期的、成比例的增长。
请注意，这种特殊的单一动态植根于价值的时间维度，而不是那种模式被普遍化的方式，例如通过竞争的方式。历史上特定的抽象形式的社会统治，内在于资本主义社会调解的基本形式，它通过时间支配人们。这种统治形式关系到历史上特定的、抽象的时间形式——牛顿的抽象时间——它在历史上以商品形式构成。
这个动态是资本范畴的核心，对马克思而言，它是运动的范畴。它蕴含价值不断自我扩张的过程，一种毫无外在目的的定向运动，产生大规模循环的生产、消费、创造和破坏。
颇有意义的是，在介绍资本的范畴时，马克思使用了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所用的同样语言，并且提到了精神——自我运动的物质，也是它自身加工的主体。 [2] 马克思这样做，表明黑格尔的历史主体确实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然而——这至关重要——他认为主体与无产阶级无关（如卢卡奇论述的那样），甚或与人性无关，但与资本有关。
在《资本论》里，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表明，资本主义的各种关系并非与主体无关，它们妨碍它充分实现。更确切地说，他分析构成主体的那些关系本身。在马克思成熟的理论中，他并未设定一种历史的元主体，比如无产阶级，也不认为这种主体会在未来社会里实现自己，但是，他提供了批判这种概念的基础。其中隐含着一种与卢卡奇之类的理论家完全不同的立场，在他们看来，社会总体性由劳动构成，提供批判资本主义的立场，并以社会主义的方式实现。在《资本论》中，总体性以及构成总体性的劳动变成了批判的对象。历史主体是异化了的社会调解结构，也是资本主义构成的核心。资本的矛盾指向主体的消失，而不是主体的实现。
在《资本论》里，马克思最终把资本主义的历史动态植入商品的二重性中，因此也就是植入资本之中。我已概述的单一动态是这种动态的核心。如果剩余价值的范畴仅被理解为剥削的范畴——作为剩余的价值，而不是同时作为剩余的价值，作为剩余的时间财富形式，那么就很难理解这种动态的核心。这种动态的时间性不仅仅是抽象的。虽然从使用价值的维度看，生产力的变革并未改变每个单位时间产生的价值量，但它们确实改变了关于特定单位时间的决定。（抽象的）时间单位保持不变——然而，它还是被推动向前，仿佛在（历史的）时间中似的。这里的运动并不是在（抽象的）时间里的运动，而是时间本身的运动。抽象时间和历史时间，都被历史地构成统治的结构。
价值和使用价值的辩证关系，伴随相对剩余价值的出现，变得具有历史意义，而且产生一种复杂的、潜在于现代社会中的非线性历史动态。一方面，这种动态具有不断产生转变的特征，通常以社会生活的不断转变为特征。另一方面，该历史动态包含其作为社会生活稳定性的基本条件在不断重构，即社会调解最终受劳动影响，因此，不论生产力水平如何，活劳动依然是生产过程（从社会总体来看）不可或缺的。资本主义的历史动态不断出“新”，同时又“毫无变化”。这种动态既产生另一种社会生活组织的可能性，但又阻碍这种可能性的实现。
马克思以资本范畴来把握这种历史动态。随着资本的发展，神秘化的权力形式或“实际”是工人的权力形式就变得越来越少。更确切地说，资本的生产力日益变成社会普遍的生产力，它们以异化的形式被历史地构成，不再被认为是直接生产者的生产力。这种社会普遍知识的构成与积累，使无产阶级劳动愈加显得过时；与此同时，价值与使用价值的辩证关系重新构成这种劳动的必然性。
这种资本分析的一个含义，是资本并非作为统一的整体而存在，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辩证的矛盾概念，并非指资本主义固有的“关系”（如市场和私有财产）和非资本（劳动）固有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相反，它是资本两个维度之间的矛盾。作为一个矛盾的整体，资本生成于我之前开始概述的复杂的历史动态，一种指向自身克服的动态。
矛盾既关乎另一种生存形式，又关乎想象另一种生存形式的可能性。换言之，理论用理解其客体的同一范畴的方式确立自身，并要求批判理论尽可能解释自身的可能性。
因为，我概述的动态基本上独立于它构成的个体，它具有一种内在的历史逻辑的特征。换言之，马克思的成熟理论不再把历史具体化为一种推动人类历史的力量；不再预设一种定向的历史动态普遍存在。但是，它确实根据连续的定向动态来说明现代社会的特征，并参照用商品和资本范畴所表明的社会形态的二重性来解释那种历史动态。历史动态的存在现在被认为是一种非自治的现象。
在这种评价中，批判性的马克思主义观点越来越接近后结构主义，而非传统的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不过，它并未把非自治的历史看作一种叙事，可以完全被话语消解，而是把它看作一种必须被征服的统治结构。从这种观点出发，任何通过聚焦偶然性来拯救人类代理的努力，或去除这种历史上特殊的统治结构的存在，都是——颇为反讽地——极大地缺乏信心。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通过把社会形态的矛盾特征植根于以商品和资本范畴所表示的二重性形式，马克思将矛盾的概念历史化了。根据这种分析，那种认为现实或社会关系一般说是本质上矛盾和辩证的观点，似乎只能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假设而不是解释。这也表明，任何假设历史本身的内在发展逻辑的理论，不管是依据辩证还是依据进化，一般都把资本主义的状况投射到历史上面。
我已概述过对资本主义复杂动态的认识，它允许对现代社会的发展轨迹和生产结构进行一种批判性的、社会的（并非技术上的）分析。剩余价值的范畴不仅像传统解释那样表明工人阶级生产过剩的产品——而且它还表明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是一种有限的、失控的“发展”形式。在这个框架内，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问题不只是它危机四伏，像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经常强调的那样。而是它的发展形式本身——加速自然环境破坏的发展——是有问题的。按照这种方式，如果生产的最终目标是增加商品的数量而非剩余价值的数量，那么发展的轨迹就迥然不同。
这种方法也为资本主义的社会劳动结构和生产性质提供了一种批判分析的基础。这表明，工业生产过程不应被理解为技术过程，虽然其日益社会化，但却被私人资本家用于他们自己的目的。确切地说，我正在概述的方法，把这个过程理解为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的。资本推动生产力不断增长，产生了重要的高精尖技术的生产设备，使物质财富生产本质上与直接消耗的人类劳动时间无关。相应地，这开启了全社会大规模缩减劳动时间的可能性，开启了根本改变劳动的性质和劳动的社会组织的可能性。可是，这些可能性并未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得以实现。虽然在逐渐摆脱体力劳动，但高精尖技术生产的发展却未把多数人从繁缛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同样地，劳动时间不是在全社会层面上缩减，而是分布极不平衡，甚至许多人的劳动时间还在增加。（劳动的实际结构和生产的组织，无法仅从技术层面得以充分认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生产的发展也必须从社会意义上来认识。）
按照我概述的重新阐释，马克思的理论远远超出传统上对资产阶级分配关系（市场和私有制）的批判；它不仅仅是对剥削和财富与权力分配不均的批判。毋宁说，它认为现代工业社会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的，并主要根据抽象的统治结构以批判的方式分析资本主义，包括碎片化的个体劳动和个体存在，以及盲目失控的发展逻辑。
这种方法将工人阶级视为资本主义社会至关重要的、最基本的要素，而不是其对立面的化身。它不但以无产阶级的胜利和基于无产阶级劳动的生产组织的方式将后资本主义社会重新认识，而且还通过作为社会调解行为的劳动所构成的抽象的强制动态系统对它重新认识。换言之，它根据劳动与时间的总体结构的改变将克服资本主义的问题概念化了。在这种意义上，它既不同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无产阶级概念的认识，也不同于资本主义“取消”国家工人阶级的方式，在国家和世界分配不均的框架里创造一个底层阶级的概念。
通过把分析的焦点转到调解方式，脱离市场和私有财产，这种重新阐释提供了一种关于资本主义的后自由主义社会的批判理论的基础，也为作为资本积累替代形式的所谓现存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一种批判理论的基础，而不是以任何不完善的形式再现对资本的历史否定的社会模式。
虽然此处所述抽象逻辑层面的分析，并未立刻解决过去30年潜在于结构性转变中的特定要素问题，但它却可以提供一个框架，在这个框架内，那些转变可能具备社会性基础，并在历史层面上得以认识。（它为认识现代社会非线性发展动态提供了依据，这可能包含很多对后工业理论的深刻洞见，同时也说明了该动态的内在约束，因此也说明了社会生活的实际组织及其可能被组织的方式之间的差距——特别是考虑到科技日益增加的重要性。）
由于它试图以社会为基础，以批判的方式考虑抽象的、类似客观的社会关系，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劳动和必须发展的本质，这种阐释可能也开始以某种方式论及一系列的关怀、不满和愿景，为考虑近几十年新的社会变动以及它们体现和表达的某些历史构成的世界观提供一个有效的出发点。它也许能够探讨全球兴起的“原教旨主义”作为民粹主义的、拜物教形式，并以此对抗新自由主义全球资本主义的有差别的效果。
最终，这种方法也含有对民主社会的先决条件的质疑，因为它不仅分析不利于民主政治的实际社会权力的不平等，而且还揭示它们是社会的构成——因而是政治讨论的真正客体——是资本的全球动态对民主自决强加的系统制约。
通过从根本上反思价值理论的意义，重建资本主义本质的概念，这种阐释改变了资本主义批判理论与其他社会理论之间的话语方式。它含蓄地表明，一种合适的现代性理论应该是自省式的理论，能够克服文化与物质生活、结构与行动在理论上的对立，同时从社会方面确立宏大的、非线性的、现代社会的定向运动，它的经济增长方式，以及它的生产过程的本质和轨迹。
通过论述这些问题，我所做的阐释力求推进当代社会的理论话语，推进我们对社会领域广泛转变的认识。
[1] 选自 History and Heteronomy ，Tokyo：University of Tokyo Center for Philosophy，2009∶31-48。
[2] G.W.F.Hegel， Preface to the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in Hegel：Texts and Commentary ，ed.Walter Kaufmann（Garden City，NY：Doubleday Anchor，1966），28； Capital ，Vol.1，255-2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