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目前正在塑造这个星球上的人类生活的种种迅疾的而且常常是猛烈的进程——各式各样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发展，它们被给予一个共同的名称——“全球化”。对于此，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直努力加以理解并试图对其加以理论化。本部分所收录的文章竭力要辨别我们当前所处的历史节点的特殊性，探讨结构性问题，包括技术变化、新地缘政治的形成、新经济学、后工业主义、不确定性、新自由化和生态要求，同时指出这些问题对当前的理论提出了挑战。

在《资本主义体系、结构和过程》（Capitalistic Systems，Structures and Processes）一文中，菲利克斯·瓜塔里（Félix Guattari）和埃里克·阿里兹（Eric Alliez）讨论了理解资本主义的方式之间的关系，一种是从经济角度理解，一种是从社会角度理解。根据第一种理解方式，即资本符号系统，资本主义被理解为一种“将某种生产、流通和分配模式符号化的普遍功能”，资本主义因此是资本为商品和服务定价的“方法”。根据第二种理解方式，即分割结构，资本主义是“某种特殊社会关系的创始者”，在这一类型的社会关系中，“规定、法律、使用和实践都涌现出来”。这一关系中的双方不是简单的对立，而是携手并行。

他们提出，符号力是资本主义的特征——资本主义同早期的剥削分离开来正是因为这一力量在符号学意义上是解辖域化的。它不仅允许“边缘自由，有利于创造的相对空间”的存在，它本身也由后者所决定，而且历史上资本主义的特殊性恰恰是它极力想要对这些边缘事物施加影响，其目的则仅仅是维系它的过程性特征。这一标准接受了不同类型的资本主义之间的差别，既未抹去它们强烈的异质性之间的差异，也并不维护它们的异质性，而且描绘出市场、生产、国家三者中每一个所占据的相对重要的位置。当前这个节点——他们称之为一体化的世界资本主义——其特征是生产优先于市场，市场优先于国家。生产因其自身的原因伴随有弹性的、临时的劳动的扩散，同时也伴随有解辖域化的、“流动的”或“最小化的”国家的出现，这样的国家在民族区域内放弃了自己的权力，现在只能提高其在跨国定价过程中的参与度——这便提出了关于它的综合权力的潜在界限问题，因此也重新定义了在什么范围内作出一个新的集体回答这个问题。

在《反思马克思的批判理论》（Rethinking Marx's Critical Theory）一文中，穆伊什·普斯通（Moishe Postone）提出，“马克思成熟的批判范畴在历史上是针对现代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的”，从这一论断出发，该文认为，这个成熟的批判包括对所有跨历史概念的历史相对化。此相对化构成了波斯顿对马克思的批判进行再思考的特点，他将其同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性加以对比，传统马克思主义被定义为“基本上是从市场经济和生产方式私有制构成的阶级关系角度来理解资本主义的”。在波斯顿看来，劳动因此不是一个跨历史的“协调人与自然的活动，这种活动有目的地转化为物质”，而是一个资本主义性质的过程。这一对马克思批判理论的再思考源于卢卡奇和其他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的研究。在这些研究中，普斯通发现，在着眼于私有制的对资本主义的传统理解与揭示出不充分之类概念的分析之间存在着一种理论张力。

他注意到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家便一直在萎缩和弱化——瓜塔里和阿勒兹称之为“最小化”国家——如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保守派政府和社会—民主派政府主导下所发生的福利国家的扩张，这是一个真正全球性的普遍现象，与政治无关，因此在偶然性这个意义上无法完全了解。然而，普斯通对马克思批判理论的再思考却表明其与总体性、主体、历史的辩证逻辑等后结构主义批判理论有着亲缘关系，“被看作是展开了某种内在的必然性，因此应该被理解为是在勾画某种形式的不自由”。然而，普斯通没有否定这些概念，相反地，他视它们为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表达方式。总之，他律的历史（Heteronomous history）不是被表现为可以扯得七零八落的叙事，而是被表现为一个实际存在的、必定被推翻的主导结构。

阿兰·利比茨（Alan Lipietz）的《自由主义生产理论的困境》（The Impasses of Liberal Productivism）一文采用了与他所看到的世界观相反的立场，该世界观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这一时期之后都占据统领地位。根据此世界观，世界正在经历一场“技术革命”，由于国家和工会施加的种种限制——社会条款、福利国家、反对污染的法律，诸如此类——这场技术革命未能得到全面的发展，这些限制令公司无法获得资本，阻止了那些原本“痛苦却必需的”、或许能够使新生社会蓬勃兴旺的变化。该世界观的“社会范式”——自由生产主义——具有某些特点。首先，肯定“生产主义的技术—经济规则”，认定真实选择（real choice）的思想会同时丧失；其次，公司日益开始扮演“母国的角色”，碎片化随之出现；再次，个体成为单个的个体而非以集体的形式同公司结为一体；最后，“民族”政府的稳定性降低，它的功能由“市民社会”或家庭来承担。

利比茨认为这一范式存在四个难题。第一个是其政治意图一旦实现，会加剧社会的极化，随之而来的是“危险阶级难题”的复现（更不用说雇用穷人来保护富人不受其他穷人的侵扰极可能有利可图）。这种极化会因为第二个难题而更加突出。第二个难题源自一个事实，即所有层面的“技术革命”都需要人力输入——有时是具有突出技能的人力，有时是没有任何技能的人力。利比茨预见到一种情形，在其中“高等级的劳动力获得了福特主义的社会收益……而其余的劳动力则被贬斥为新泰勒主义的非正式就业”。第三个难题是反复出现的过度生产危机所造成的不稳定性，尽管因为美国的赤字开支而有所推延。从长远来看，“国家不可能长期靠积债来拖着其他人共同前行”。最后，他非常敏锐地观察到，比2008年金融危机提前了20多年，坚持国家间的自由贸易而没有一个通用的调控增长的办法，会导致“停滞或至多是间歇性增长”，对此作出的回应（经济紧缩）在北半球国家近乎难以容忍，但却会造成背负债务负担的南半球国家“全体人民的贫瘠、饥饿以及痛苦”。

保兰·洪通基（Paulin Hountondji）的《收复》（Recapturing）论述了经济生产与知识生产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学术实践在“学术圈经济”（the economy of the entirety of scholarship）中的影响和作用以及“其在世界范围内的知识生产中的地位”。他将发展理论中的外向性概念用于科学社会学，证明如果只考虑个体学者的研究事业，非洲和南半球国家的学者所面临的难题可能仅仅表现为数量上的不足。然而，研究所服务的目的，研究被嵌入产生它的社会中，以及它可能在多大程度上被盗用或剥夺，从这些角度看，很显然，它们之间的差异就不仅是数量上的，也是质量上的。非洲研究“是外向性的，是朝向外部的，受制于且屈从于外界的需要，而非以自我为中心，也并非必须首先回答非洲社会本身所提出的问题”。

洪通基发现了一系列的外向性指标或标记：南半球国家在科学仪器和基础设施（包括图书馆、档案馆、出版社，以及刊物）方面都依靠北半球国家；南半球国家的研究在北半球国家的知名度更高，而关于边缘地区的研究仍然固着于地方语境，为欧洲读者服务，受到已经是外向性的出口市场的制约；聚焦于中心而且必然逐渐离开边缘地带，或者以明显的“人才流失”形式，或者需要到北半球国家做短暂旅行以拿到研究项目。同时，从北半球国家到南半球国家的反向运动其目的“不是……为了科学，而是为了获得科学材料”，这个过程同抹去传统的知识和语言是并行的。

在《非物质劳动》（Immaterial Labor）一文中，毛里齐奥·拉扎拉托（Maurizio Lazzarato）思考了知识与生产之间的关系以及它在非物质劳动现象视角下所具有的含义，非物质劳动即“生产商品的信息内容和文化内容的劳动”。非物质劳动这一概念不仅指传统的第二、第三产业劳动过程所发生的变化，同时也指劳动过程中各种活动的表现形式，这些“活动一般来说不会被当作‘工作’——换言之，这类活动涉及定义和确定文化和艺术标准、时尚、品位、消费者准则，以及更具战略性的公众意见”。在传统的第二和第三产业劳动过程中，“直接劳动需要的各项技能越来越倾向于包括网络和计算机控制（以及平行交流和垂直交流）方面的技能”。

这牵扯到使工人的主体性容易受到组织和命令的影响，导致在资本家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关系中出现某种转移，劳动过程中的所有层面都概莫能外：“资本家需要找到一种方式生成凌驾于主体性本身之上的命令；对于任务的规定和定义变成了对各种主体性的定义。”交流与合作成为劳动不可或缺的要素，劳动即参与到一个工作团队当中，这是对工作环境的集体性的再定义，或者说是通过资本的要求对其调节作用的再定义。这反过来也影响到资本的循环，尤其是影响到生产与价值化（valorization）之间的关系。因为非物质劳动所生产的商品并非在消费行为中得以实现。消费成了一种社会交流过程，而且“交流的生产过程又可能即刻成为价值化过程”，这一趋势表明“劳动不仅生产商品，最重要的是它生产资本关系”。

西尔维娅·费德里西（Silvia Federici）关于“女人、土地斗争和全球化”（Women，Land-Struggles，and Globalization）的论述强调“战略意义上的重要性，即女人及其团体可以获得土地，尽管各公司和政府不时用其服务于他们自己的目的”，她也将此作为论述的出发点。她所指的——没有任何浪漫含义——是一种谋生方式，这种谋生方式并不以资本积累为导向。费德里西注意到在女人工作之外出现的混合现象（blending），女人的劳作没有任何报酬，尤其是在自给农业中，她记述了这一点如何常常被忽略，事实上，女人生产了为她们的家庭所消费的大量食物。

根据资本主义的发展基于农业劳动生产者同土地分离这一论断，尤其是由女人支撑的自给农业得以延续，这种延续有赖于世界范围内争取土地再分配的斗争，它不仅代表着一个突出的成就，也是一场反对由市场价格决定谁生谁死的生存之战。对于自然资源的这种非商业性使用提供了“一个以非商业方式繁衍生命的现实模式”，不仅指向“一个非竞争性的、对建设一个新社会至关重要的、以团结为核心的生活模式”，而且对此模式贡献良多，在新社会中，“我们的繁殖不会以牺牲他人为代价，也不会威胁到这个星球上生命的延续”。

最后，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探究了“中国模式的理念”（The Idea of a Chinese Model），它常常直接或间接地同“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形成反差，而且由于“其在过去二十多年里所取得的巨大的经济成就，尤其是2008年经济衰退以来所取得的成就，2008年的经济衰退似乎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几乎没有造成危害”，它已经引起特别关注。德里克希望超越还原论者对经济主义的理解，他提出，在当今世界谈论某个“模式”，谈论那些区分出一个“中国模式”的特征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这样一个“模式”取代了“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模式”——即这样一个模式是否只存在于中国和中国社会特有的环境中，或者他人是否可以加以模仿，有什么意义？

德里克批评了很多与中国独特的历史轨迹相关的讨论所表现出的无知，中国独有的历史轨迹使其发展甚至不同于其“周边地区新独立的国家”，尤其是中国革命的导向是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它强调平均主义，让人民发声，以及创造一种与这些目标相一致的新文化”，其目标是“自主、自足的发展”。德里克承认中国革命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发展所提出的社会挑战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他认为谈论“中国模式”的时机尚不成熟，更不用说将此模式作为一种社会主义社会的模式，除非环境破坏和依靠房地产投机及汽车制造获得增长等问题得到解决。 w5IlpZkRdQQ5EzZnOYSJqBIv0lp3uEUm8SE20fzNKhmip73Y0dp14pgk2pWZOk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