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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解体，美国风在世界范围内作为一种新范式势头强劲，两股风潮交织在一起，催生出一种极具说服力的历史叙事，在这种叙事中，马克思成为最典型的能指，成为理论上狂妄自负、冗赘烦琐、错误不断的代名词。刹那间，那个其间充满了马克思主义未来主张的种种痕迹的马克思主义宇宙消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秩序，我们曾经委婉地（或许甚至抱着些许希望）称之为“全球化”。但是，我们已经意识到，那是一种经过伪装的资本主义，同从前的资本主义一样残酷，却更具危险性。尽管不断地强调自己是历史新事物，这一秩序同时也相信自己是永恒的，而且是自然的，它是一个系统，充满活力且相信自己已经永远摆脱了意识形态思维的诸多琐碎限制和困惑。新自由主义的垄断不仅重写了历史，也夺去了我们（事后）推测另一种叙事弧线和可能性的能力，否定了过去对于其自身的偶然性和开放式结局所具有的本体论权利。尽管事实上，在20世纪80年代，没有苏联问题专家能够预言苏联即将解体，从20世纪90年代的视角，马克思主义并非被击败，而是一出生即告死亡，从一开始就不可能。
切记，1979年，人们没有理由相信，在这个原地踏步的地球上，即使没有真的向左运行，玛格丽特·撒切尔的当选绝对不是什么咄咄怪事。资本主义陷入危机，被失业、通胀、经济衰退和工业骚乱所控制。马克思主义尽管在1980年之后处处受到非议，却仍然是一个实在的、由来已久的经验领域。这个领域不仅包括明确受（表面上）源自马克思著作的原则统治的国家——这些国家统治着这个星球上人口的三分之一，也包括那些由马克思衍生出来的分支众多的复合体，包括政治运动（在萨尔瓦多、阿富汗、尼亚加拉等国家）、机构、出版物、联盟，以及大学联合体，它们都实实在在地在全世界存在过。仍在苦苦挣扎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小组和党派，从巴黎到拉巴斯，到世界各地大学校园中的西马学者和教授，到社会民主（无疑是对马克思的一种附和，如果曾经有过的话）的物质基础和威信声望，所有这一切都呈现出去日无多的样态。由此而言，马克思主义于是拥有一种特质，它是一个物的王国（商情指南[MIGs]，办公室，卢布），不可能被明确列入未来灭绝事物的历史名录。在它的百年历程中，知识与实践相互矛盾，成功与失败难分难解，无能感与可能性相互混淆——尽管如此，它还是闪电般被迅速淹没。
有一个事实可以部分地解释这一现象，即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似乎义无反顾地脱离开20世纪烦人的物质性和局限性。一种新型的增长方式——精准的而非泛泛的，持续的而非间歇性的——似乎正在形成，所以商业循环和制造为本的贸易过剩消解于“新经济”的金融债务泡沫中。不会带来通胀的增长（而且没有明显的失业）、工资、住房，以及股票价格看似稳定，股票价格曾经似乎会无限飞涨：所有这一切导致了某种幻觉的产生，即经济能够解决任何可能出现的社会冲突和矛盾。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增长在美国一直同乌托邦和解政治化联系在一起，90年代对于被神化的技术革新的高度依赖，尤其是对交流和医药的高度依赖还是使这种增长浸润于一种质性差异当中，那是一种新秩序，含义丰富，包括社会联系性，本体论意义上的多样性，以及各种新式政治自由。即使苏联没有解体，其泛泛的增长——“愚蠢的”钢铁和小麦流（flows）——与美国的计算机奇迹之间的断裂也应该足以证明某种关于社会主义倒退和失败的叙事。柏林墙的一边是光盘和社交网络，另一边则是被污渍和锈迹包裹的福特式工厂烟雾滚滚：苏联不仅在政治上是荒谬的，而且在美学意义上也一败涂地。
二十年来，马克思不再是一个代表思想过程的名称：他不再是——无论他有怎样的局限和错误——一位经典的、难以否定的哲学家，而成了一个简单几笔勾勒出的杀手，一个轻率的冒失鬼，一个只会重复的人。在尚未被完全忽略时，马克思主义在大多数空间中，如学术、新闻，以及政府的知识生产空间中是最便利的陪衬，是一种可笑的（尽管也是非常野蛮的）世俗化宗教形式。尽管在思想史上，它仅限于被修订，我们仍然非常高兴地确信，对马克思的著作进行漫画式模仿以及对其视而不见的阶段现在已接近尾声。在我们现在仍习惯称作“理论”的领域里，马克思的地位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所以如果要认真思考这种转变的程度，就必须在梦幻中依次闪回到20世纪末关于家具、姿态，以及服饰的批评。对于我们当中那些这段时间在大学，尤其是在英语和比较文学系游荡的人来说，20世纪90年代吸引我们的是那些年代与他们本人的专业结合得天衣无缝，这个过程现在只能看作一个完整的历史-精神单位。那些年代有一种气息，一种对光的调节，一种有所暗示的声音。将某事物描写为“问题性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对需避讳的事物大唱赞歌，对普遍原则中固有的暴力和普通命题的不可能性横加指责；没完没了地寻求无数的有限体验、边缘和外部地带：无论这些理论持久的价值赋予这些姿态什么特征，我们都无法再否定，在它们强大的或曰连贯的说服力中衍生出一些东西。黑格尔的伟大创新正是他用来对某个时代中的死者和生者进行确切调查的方法，马克思本人对其做了出色的调整。我们认为必须要将这道难对付的目光转向各种话语历史性的新陈代谢。由这个方法论开始，我们认为20世纪90年代的精神消失了，甚至它的文字——它得以立足的文本和理论——也只能通过那些无法取代的事物，而且仍然非常真实的事物来加以研习。
今天回头看，20世纪90年代批评的最显著特征正是政治经济的几乎完全缺失。这是从法国后尼采主义（post-Nietzscheanism）那里继承而来的一种趋势，正是在此基础上，20世纪90年代的思想确立了自己的风格、对象和方法。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哈里·马格多夫（Harry Magdoff）所实践的，或厄恩斯特·曼德尔（Ernst Mandel）在学科及概念领域践行的这种马克思主义经济分析对于1968年之后的法国思想而言十分陌生，所以受到后者影响的思想家只能认为前者是陈腐的，是决定论的，而且受到非理论性形而上学残渣的污染。政治经济的语言少有自己的风格或者说没有自反性，没有常规的怀疑论，而且为那一时期的写作所特有，更不用说这种语言（被误解地）先天便接近于制度化的共产主义的陈腐修辞，有了制度化的共产主义，这种语言才能表达已经说过的东西的不可见性。政治经济同1968年之后的思想之间的关系相当于福特式工厂同苹果店的设计美学之间的关系：笨重，而且已经被时代抛弃，取而代之的是轻便、未来和泡沫。偏离了早期结构主义在社会科学的客观性上的投入，转而朝向后海德格尔范式，该范式根植于文学和美学实践在认识论方面的丰富含蕴，文学和美学实践则将经济学边缘化，将其看作对数学可能表达的某种真理已经被毁灭的现代梦想做出的错误回应。
这股潮流只结合了一种认识，即20世纪的共产主义革命因为痴迷于笨重的基础设施这个救星，已经无法同19世纪自由主义的政治空间脱开干系，按照共产主义革命最美好的愿望（或者在其内部）保留了自由主义的规范性、统计学、家庭主义和生产主义的标准。无论是表现为透明的、理性的经济人（homo economicus），还是某种社会化新人，从经济的自由主义经济迭代和共产主义经济迭代之间那个时期的视角来看，都是一种新的同构。二者似乎都有赖于理性主义和人文主义的主体，它们从根本上讲都不同程度地[从亚当·斯密的物物交换本质到马克思的归化的类存在（species being）]，似乎二者都有意在生产/消费的标准化惩戒循环（disciplinary circuits）中对人类经验进行归化，经济学成了学科范式，成了某种思想的范式，这种思想绝不是要解放身体，而是要潜移默化地对身体进行训练和归化。
在这些情景背后发挥作用的还有一种对整个概念领域的不满，该领域被因果性母题所控制。马克思一次又一次地将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同含糊的——事实上是唯心主义的——“真正的社会学家”的道德观区分开来；在马克思看来，它们缺少准确的说明或分析力量，充其量是对资本主义如何实际发挥作用的理解。虽然马克思的辩证方法使他没有被谴责为实证主义，但他始终认为他的研究包括在19世纪科学自然主义的传统之内，而且他也明确相信，历史唯物主义有倾向性地包含在一个动态的、在政治上摇摆不定的现在，所以它不仅暂时解开了过去的因果结构，而且解开了不久的将来的因果结构。
所有这些观点在法国理论的后尼采转向这个语境中都将四处碰壁。在客体这一边，因果关系同牛顿的机械主义联系起来，在主体方面，则同原始联系连接起来，今后可能同再现本身一样，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属于不合理的认识论空间。在米歇尔·福柯全部的谱系学文本中，尽管他宣称忠实于运动和流（flux），对于共时，还是有一个明确的——正统结构主义的——预言：在不同的时间点，你对历史系统留下了复杂的独立印象，但对于影响其差异的因果网络的某个具体叙事却几乎没有任何妨碍。在吉尔·德勒兹和菲利克斯·瓜塔里的研究中，对于某种围绕知觉、情感，以及概念组织而成的哲学而言，因果知识在某种意义上并非出人意料；按照福柯的解释，知识不是用来理解的，而是用来切割、生产，或干预的。
在雅克·德里达的文集中，目的是要除掉重写版上一层层的灰尘，而非在一个更加广阔的限定性因果空间之内使各种调节联成一个整体。一般而言，20世纪90年代的批评——利用上文提到的资源，非常引人注目的是将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研究排除在外——避开了一种知识，这种知识植根于那些正在显露的原因（常常被不负责任地弱化为“源头”），因为有一种知识固化在影响的产生和传播过程中。正是通过对因果范畴的公开抗拒，马克思主义——始终对文化、政治，以及生活从多个层面被经济现实所决定（同时也决定）经济现实的各种方式深感兴趣——可能被重新构造，成为决定论和必然论，这是理解造成的错误，说实话只有（皮埃尔·西蒙）拉普拉斯（Laplace）的名号才能与之相配。
如此这般地在理论上拉黑马克思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即一种关键的改造，我们正是这样来理解权力的。随着法国哲学的后-1968（post-1968）转向，众所周知，剥削从最基本的资本/劳动二元关系中的古典锚地消失了，却充斥于社会关系的整个领域。沿着种族、性别，以及性取向等轴线，剥削裂变为碎片化的微—压迫宇宙——这个过程折射出紧迫的、当代的社会斗争，然而却扰乱了马克思的普遍历史主体这个标志，同时也破坏了革命计划本身的宏大气象和虚构主题。这些“他者”并非不请自来的不速之客，他们的到来将整个聚会搞得一团糟：后者在很多方面均显出濒死之象，事实上，这些异议和抗拒所产生的新能量却使它重新焕发出光彩。然而这时，由于复杂的、回头看时并不十分清晰的原因，在被历史排除在外的多种主体性和马克思所命名的普遍主体之间进行划分只能被当作危机。
尽管权力和控制现在已经涌入最细微的姿态中——从语言的运用到目光的挪移，从医生同病人之间的关系到形而上学本身貌似真实的暴力——它的确以非常荒谬的形式清空了所有那些领域，从前这些领域都是在经济范畴下加以理解。在日益全球化、不规范的生产过程中体验到的剥削；迅速扩张的服务业中存在的低工资，危险的、无利可图的生活现实；存在日益增长的金融化，从新的大众投资实践到前所未有的个人及公共债务；广告和商品交换对经验时空的全盘殖民化：所有这一切在20世纪90年代都没有引起充分的注意，仅在最后十几年间有批评家和理论评论家对其进行了广泛的论述，通常将它们放在“全球化”或“新自由主义”之类的符码名下。被称为“文化研究”的批评实践游离开它的新左派发源地，在更加广泛的范围内进行，文化研究的确在这些动向出现的同时对其给予了关注。但是，即使在文化研究中，因果和政治经济也经常因为青睐于身份、意义，以及文化等主题而被推到一边。
这并非阴谋或祸心，而是在一种范式即将结束、另一种范式即将开启之间总是会发生的过分补偿和隐藏。从20世纪90年代的批评视角来看，关于经济主导的言论——我们指的不仅仅是劳动、生产，以及分配这出大戏，同时也指资本对时间、未来、空间、身体，以及实践所具有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被当作残渣剩饭而难受重视，这个问题包含在前—福柯时代的权力概念中，已经不再有人拿这个概念当回事了。那一时期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福柯、皮埃尔·克洛索夫斯基（Pieere Klossowski）、让-弗朗索瓦·利奥塔，能想到的几位——背后都能看到萨德侯爵（Marquis de Sade）的思想，压迫本身不再透明，社会苦难也突然间变得无法记录而成为无意识的或有犯罪倾向的乐趣。在这个本质上属于整体唯名论的语境中，到处都是特殊性、碎片，还有身份，伴随它们的是政治是私人性质的抗拒或违法犯罪这个概念。革命不仅仅是对某种政治风格的描述，而且是从外部看当下时间之一般进程的前景，它现在的功能恰恰是暴力模式，它始终已经存在于普遍性计划之中。虽然从我们这方面讲，这又是一种盲目的黑格尔主义，但当我们回头看时，还是忍不住认定这一切既是必然的，也是真实的。后结构主义对马克思的拉黑不仅反映了实际存在的各种并发性矛盾，在很多方面它也是马克思杂化的必要前提，这个杂化的马克思更有能力面对和思考当下。如果没有那些“越轨行为”，如果不是错过了与90年代批评停滞期的交锋，也就不可能在这本选集中展现各种马克思主义的灵活性和活力，那一时刻现在看来似乎可以追溯至那些一度以为自己可以一跃而入未来的苏联工厂。
正如抹掉经济这个对于思想而言切实可行的范畴一样，马克思主义分析也被拉黑，所以，它的理论前景也便只有在经济形式重获关注之后才能再度辉煌。这不仅仅是2008年的反射现象，连《经济学家》杂志也会在每次商业循环低谷或延长的危急时刻向这次“另类”转向暗送秋波。当然，它持续孕育的金融危机和占领华尔街运动戏剧性地将在近四分之一世纪中受到极大忽视的经济现实总体重新放置到民众意识的雷达上。不平等、失业、阶级、金融在市区规范的新自由主义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这些都以一种在20世纪90年代无法想象的方式进入日常新闻当中。我们所称的“经济转向”并非学术品味的一次古怪离奇的改变，和“当前诸事件”相对的耽延（belatedness）总是催生出新的、精准到令人尴尬的领域名称（“9·11”研究或许最具症候性）。这次转向超越了学术“兴趣”或“相关性”问题；它涉及经济本身一次集中的、暴力的而且是曲折的侵入。就像一座冰山撞上了一艘船，它是在当下的本体论中的一次转移，这种情景很可能产生新知识，正如同它也是一种令人瞠目的困惑和崩溃。
要标定经济在文化上的可见性，一个关键因素是美国在世纪之交引发的战争这根弦。虽然战争常常被误解为外在于经济平稳再生产或是它的局限，对“正常商业”而言是一次不寻常的例外，但因为反战运动而行动起来的千百万人民很快就会看到，在被“新的美国世纪”之类的幻想所主导的时代，这些现象如何肆无忌惮地纠结在一起。当然，这种关系为美国在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工业需求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支撑，而且成为自罗纳德·里根以来美国经济秩序最重要的元素，但是在这个新的结合点上，（民族的、资本主义的）权力政治，工业的/国家的福祉与精英在政治上的任人唯亲在极大程度上结为一体，导致那个最具列宁主义意味的范畴——帝国主义本身——找到了新的理论买家，有了新的结构（戴维·哈维[David Harvey]的《新帝国主义》[ The New Imperialism ][2005]中的论述很有说服力）。发生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很像是为“庸俗”马克思主义的戏仿课堂提供了一个对象，这些事件得到清晰的表述，却与它们明确的、自由主义的意图相距甚远——人的、女人的、少数人的权利，这不仅是分析意义上和因果意义上最重要的基础设施领域中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假设，也是某种国家结构中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假设，这类国家结构基于某个特殊阶级利益的虚假普遍性，这一假设重新成为可信的——甚至是不可或缺的——解释工具。战争揭开了经济的面纱，不是以某种机械方式默默地将未来包含在内，而是作为操纵、利益，以及野蛮力量的原生组织而促成了这一结果。
经济形象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某种膨胀了的唯物主义，在马克思于1844年和1846年的写作中能找到这种唯物主义，当时，他决意要将自己的立场同理想主义和当时流行的“直观”唯物主义区分开来。这不是后来路易·阿尔都塞所理解的马克思，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安静地沉浸在《资本论》当中，而《资本论》则是一种（不发达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这是更接近列宁的马克思，他坚信“真实的前提，只能在想象中进行的抽象以此前提为起点”。 [1] 在这个意义上，油和血，利益和谎言便同美国在21世纪的战争中所宣称的人道主义并肩而立，其借口与马克思的“真实个体”针对青年黑格尔派（Young Hegelians）的精神幻影所提出的借口完全一样：在这些事例中，它是可以感知的，是活生生的，而且在认识论意义上是直接的，与根本不存在的纯粹假设相对立。所以，这是一次模糊的转向，一方面，历次战争以侵略的姿态使数字经济无法再声称存在某种没有虚构的平衡，这一平衡被愉快地从过时的笨重资源、匮乏、民族—国家，以及阶级中分离出来。它们戏剧性地掩盖了它的所谓本体差异和新奇性。另一方面，因战争而焕发生机的因果论马克思主义有一个弱点，它在我们的理解中注入了一个观点，即经济如何营造一种特定的共谋氛围——这一政治概念根植于某个统治阶级或小集团（他们本身对意识形态无动于衷）的恶意。如果用邪恶的整体论语言——这个“系统”暗中被援引为没有组成部分或界限的整体——重新解释本体论意义上的特殊性在当时具有诱惑性，那么，战争，连同战争附着其上的经济系列，可能很容易被自由主义中立派拒斥为理性资本的优良法则出现了原子化例外（atomized exceptions）[持此观点的人有，例如，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
在将经济重新解释为一个有用的认识论范畴的过程中，同样重要的是我们有时称之为“生态危机”的意识在“理论”和“大众”两个层面上的爆发。对危机已做出的政治反应无论多么滞后，多么无效，无论我们距离开始评价其全部意义有多遥远，危机思想的存在现在都无可否认。即使对它的表述常常用的是播送平常天气变化的语调——那种语调专用于平淡无奇、无可避免的现象，我们还是清楚地意识到我们正处在生态深渊的边缘。这对马克思主义思想零散的定位产生了诸多重要的影响。首先，这场危机显然用再现和语言的功能置换了某种较早期的（后结构主义的）幻想，重新将注意力引向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紧急客体（an emergency of object）的事物。尽管高明的辩证法大师不厌其烦地提醒我们，不管是危机还是本性（nature），甚至危机中的内在本性，都不能构成干预规则，回归客体超越语言或话语的零点，即使任何这类思想都是纯粹的幻想，但有一点却是千真万确的，即我们正在见证一次广泛的回归，或者是通过格雷厄姆·哈曼（Graham Harman）的物本（object-oriented）哲学，或者是通过（通常是去马克思化的）德勒兹理论回归客体，这次回归容纳了客体所有的复杂性、内在性，以及物质厚度。如果这种卓尔不群的姿态在德里达时代只能结结巴巴地讲出来——在话语的边缘徘徊，是在语言表面体会到的一种乐趣——我们自己则似乎因事物的复杂性和综合性而感到兴奋，该事物受到语言的干预，而且为语言所产生，即框架本身的完满（和迫切需要）。20世纪90年代种种强词夺理的、怀疑论的势头已经被取代，例如，被某种德勒兹式的（实际上是斯宾诺莎式的）现实主义所取代，在安东尼·奈格里（Antonio Negri）著作中可以看到这种现实主义，它没有将语言看作单纯的再现工具，也没有像拉康那样将其看作肉中刺，而是将其看作把我们同世界及彼此联系起来的一种公用权力。当认识论已经精疲力竭且走入死胡同之时，便出现了一种新的渴望，对确定无疑的物质知识的渴望，这种知识或研究同时与某种已经在运行的政治实践难以区分。
由于对一个确飘忽不定的课题呈现出理论开放姿态——躲开诸多无法比较的世界这个20世纪90年代非常流行的母题，在两个概念的效价（valence）上发生了一次彻底的变化，这两个概念长期以来都被看作同马克思主义计划密不可分。首先，飘忽不定的紧迫性已经确定无疑地结束了许多思想习惯，这些习惯的风格是统计、天生的暴力性，或者欧洲中心论，明确无误的经济总体性思想。这不仅是因为本体论本身需要一种具有相互关联结构的思想，也不单是因为全球化已经消解了设立超越交换法则的飞地的任何可能性，而且还因为这次危机的经济源头同样一目了然。马克思主义者正在利用种种复杂的总体性和一个经过重新配置的系统概念，完全脱离了他们早先与精神整体论或终极因果论的联系，因为他们已经永远清除了隐含的“存在等级”（scale of being）的所有痕迹，存在等级从资本与劳动高度的、丰富的和有因果关系的抽象性这个角度在低差距和本体论意义上的贫困差距方面确定了诸多特性。同时，危机似乎也为接受政治普遍性概念创造了条件，这一概念现在通过全球的危险系数经验在资本主义生产内部反映出来。即使把所有的理论和实践阻碍都算上，这样一种汇合也为重新强化以革命概念为指南的政治级别创造了入口。要坚持所有的事情都必须改变这个事实已经不再需要赞同道德至善论或政治至善论，亦无需对历史的善良抱有一种幼稚的、渐进的信念；这不是人性被完善的问题，也不是某个社会被整体“改进”（培根的说法）的问题，而是全球范围内与资本主义顽固的不兼容性和生活联系在一起的一系列地方化技术难题。虽然这类变化可能预示着日常分配中的一千种转变——从结构和某个工作日的感觉到随时可以获得日常护理，从城市的样貌到我们照相机中的视觉景物，生态危机已经使那个必要的前提条件发生了系统性改变，霍布斯式冲动——生存本身中最突出的英国特征（也是“现实主义”的特征）因为这个前提条件才成为可能。革命因广告宣传对它的征用已被驯化，它不再隐藏在阶级恐慌或暴力的遮盖之下，它就是创新，是良好的、实用的正常思维。
在马克思那里，在利益的再分配中同样起作用的是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颤抖的边缘”（the frission of margin）这个现象的逐渐减弱，长期以来为后结构主义所特有的定向问题由发生在诸系统边缘、外围及缝隙之间的现象所决定。偏离了较早时期的结构主义对各系统的自我约束和自发作用的投入，转向那些躲开或违反这些系统的品质、现象或事件，随之到来的是一个全新的体制，这是一个由知识水准决定的体制。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说，这是由法律领域向犯罪领域的转移。疯癫、暴力、错误、身体、性、遗忘，以及死亡构成了一个稳固的由课题组成的星座（constellation），它们通过同古老的理想主义准则及原型保持相同的距离而在内部彼此连接，那种理想主义非常荒诞地得到扩充，旨在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也包含在内！这当然是一项批判性计划，而且在很多方面是非常珍贵的：转眼间，长期以来被忽略、认为其要么不值得思想屈尊，要么对思想而言高不可攀的一整个领域出现在我们的视线当中，随之而来的还有一种完全是被重新想象出来的认识，关于思想能够做什么的认识。
然而，从今天的观点看，有时似乎让人觉得，好像这一趋势本身已经饱受片面性之苦，这种片面性被归咎于（尽管是错误地）马克思本人：资产阶级一种无能为力的憎恨！（事实上是法国）资产阶级文化的这种憎恨——福柯曾经隐晦地将其描述为“中档的快乐”（mid-range pleasures），德勒兹和瓜塔里乐此不疲地进行戏仿——一旦被译成20世纪90年代的循环（而且常常具有衍生性）批评模式，对于所有的空间和实践而言则都变得无足轻重或无关紧要，这些空间和实践都通过商业、所有权和金钱进行交换。 [2] 今天，思想已经不再在规范性的边缘辛苦劳作，而是深深地沉浸在其自身的具体结构和细节当中：向马克思和经济学的转向构成了一次不同的转向，向被思想忽略的现象转向——向平庸的和很少被注意到的事物转向，向那些因为呈现出灰色而变得有趣的事物转向。我们能够从世界银行的文献中学到什么？华尔街的人种论能告诉我们什么？一个新自由主义州所采纳的管理到底是什么类型？广州的某家工厂如何使其工人主体化（subjectivize）？能了解多少关于新交流技术的社会本体论？华雷斯（Ciudad Juarez）之类城市中的连续堕胎和美墨联营工厂中具有现象学意义的工作服之间有什么关联？资本如何改变了城市空间的逻辑？这一代人似乎对阅读文本表现出更大的开放性，而他们的亚文化一直以来都训练他们本能地排斥文本；不管他们可能多么喜欢阅读萨德、尼采，或乔治·巴塔耶（George Bataille），他们都会尝试阅读亚当·斯密、约翰·洛克和弗雷德里希·哈耶克，甚至可能发现他们翻阅（半无聊，半好奇地）《华尔街杂志》。
但是，如果真有什么事直接重新燃起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兴趣的话，那就是一代新人的突然出现，从20世纪90年代的视角无法对此有所预测，对他们而言，共产主义一词不再简单地表示愚蠢、死亡，以及失败，而是代表了政治可能性和意义的一个新的地平线。这个词语的特殊性在这里非常重要：“共产主义者”一词被输入的种种能量一直令人回想起所有那些人，他们在真实的（改造性的）政治进程中迷失、显得笨拙不堪，受到损害。与今天的自由民主派不同，后者的政治联盟毫不费力地导向对自由和进步的联想（完全屏蔽掉其历史完整性中的奴隶制、种族主义、贫穷化、战争，以及其他不公正行为），共产主义者决意要呈现出一个在文化意义上充满古拉格这个借代含义的政治标志。在此意义上，愚蠢、死亡，以及失败是每一派新共产主义（neo-communism）（没有充分）内化的首要原则，一项无法让渡的主观债务，事实上，它可能在辩证意义上（甚至在伦理意义上）成果显著，对于更优秀的思想和政治而言，它是一根棘手的马刺。对某些人而言，共产主义来自一个必然是不牢固且不完整的空间，它的落魄是其权力的秘密：正是从这一角度，有人由雅克·拉康的整体性从本质上讲就是异化这一怀疑论断过滤出一个结论，即斯拉沃热·齐泽克可以造出他的训令，使其“更体面地失败”。 [3] 然而，对于大多数人而言，理解共产主义罪恶以及它所产生的羞耻氛围在一个更加宏阔的肯定进程中只是一个负面的初始时刻，这一时刻充满了积极的新快乐、新概念、新的结合形式以及新的想象。新共产主义今天标志了一个领域，其中没有多少苦行者奉行有组织的战斗精神或教条，更多的是蒙太奇拼接，有读书小组、自由社团、艺术网站、涂鸦者、抗议者，以及从业者。他们来自四面八方，这些新兴的共产主义者——这些信仰共有化者（communizers）——有无政府主义者、列宁主义者、基督徒和瑜伽派、工人主义者、失业者，还有艺术家。他们共同认识到，在消费主义的庸俗面前应该来一场巨变，他们相信，生活不仅仅包括工作、债务，以及不安全感。对我们当中那些没有上过大学，没有接触过欧洲沉没之城中的城市青年和失业者，或者没有在圣保罗、开罗或上海的新一代学生中生活过的人来说，这是一种没有形象或概念的现象：这样的言论将仅仅被当作是一厢情愿或痴心妄想。无论它的数量多么微不足道，无论它的组织策略和力量多么不成熟，作为零散组合起来的团体，作为渴望美好生活的一个概念，作为激情洋溢的分析和政治风格，共产主义再一次开始在地平线上浮动。这次转变所具有的全部力量已经在最近的一次文本洪流中反映出来，这些文本包括乔迪·迪安（Jodi Dean）的《共产主义的地平线》（ The Communist Horizon ），以及布鲁诺·博斯特尔斯（Bruno Bosteel）的《共产主义的现状》（ The Actuality of Communism ）。这次转向的谱系，按照近期的出版物排列，似乎应该开始于2001年北美的《帝国》（ Empire ）（因为这本书，安东尼·奈格里的全部著作被重新发现），其他的路标性文本还包括罗伯特（Robert）的《苦难的权力》（ Afflicted Powers ）（2005），隐形委员会（The Invisible Committee）的《暴动将至》（ The Coming Insurrection ）（2007），以及最近的一本，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的《共产主义假设》（ The Communist Hypothesis ）（2010）。从政治序列的角度，新兴的共产主义似乎发端于西雅图和占领运动之间的西部，一次长达十余年的循环，其间不时有交锋与冲突，它们一直都在利用运动（大多发生在南美）的政治能量和组织智慧，从巴西无地的郊区工人运动（Movimento Sem Terra）到瓦哈卡（Oaxaca）的萨帕塔主义（Zapatismo）（墨西哥）（上世纪90年代初，美国在全球贸易化的幌子下，利用政府对农业的补贴，将玉米等大量粮食廉价向墨西哥倾销，导致大量墨西哥农民破产，使他们重新陷入贫困之中。萨帕塔主义是对全球化和墨西哥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反抗。——译者），从委内瑞拉的玻利瓦尔主义到阿根廷的愤怒者运动（Los Indignados）。
马克思主义有轻视规范化隐私和伦理学寂静主义的传统，这模糊了马克思主义本身特有的道德情感领域的轮廓。在这里，我们考虑的不是某个道德准则系统或被认为会支持他的政治的律令，不是一个社会未被写出的伦理基础，在这个社会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所有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4] 我们心里想的也不是早期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概念中残留的黑格尔元素，这个早期概念希望在一个基于普遍认同的政治结构中实现精髓和本质、存在和真理的汇合。说到伦理学，我们并不是指常常和这个词语联系在一起的个人主义道德微积分（moral calculus），而是指一种情感域，很少同马克思主义联系在一起的个人和集体情感总是在这个情感域中得到体现。马克思趋向于19世纪科学的离散性代码，而且他对只说不做的改革家和乌托邦主义者持怀疑态度（部分地是从黑格尔那里继承而来），这两点遮蔽并隐藏了我们有可能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的快乐（the pleasures of Marxism）的东西。
这是一种主观的完满，一种辩证的喜悦，它和唯物主义的明确和清晰同气相投，是一门非强制性或慰藉性的科学，它是“精神”真的满溢而出。后者将对不公正的憎恨同对未来的热爱连接起来，一种同所有事物产生联系的感觉已经在这个星球上，而且将在这个星球上产生，同时也痛苦地意识到你的场所具有特殊性和局限性。在不接入充满活力的、激进的网络，即，使政治联系和研究同质之时，马克思主义保持了独特的理论愉悦，斯宾诺莎在17世纪的科学语境中曾充满激情地表述过这种理解的快乐。甚至洛克也写过因为了解所产生的“持续喜悦”，它是一种“行猎和搜寻，在此过程中，追寻构成了很大的快乐。”在无处不相逢这种语境中，这个相逢不是与存在或自然，甚或“社会”的相逢，而是与仍让人恼怒的资本肉体的相逢，这种快乐究竟是怎样的强大和剧烈：在同一个时间里既被隐匿，又昭然若揭，既有明确的图谱，又无限复杂，那是一种纯粹属于推理的、思想家的快乐，在概念派艺术家马克·罗马迪（Mark Lomardi）所绘制的稀疏的、直绷绷的金融图标中，或者在安德里斯·葛思科（Andreas Gurski）拍摄的中国工厂的摄影作品中得到了完美再现，这些摄影作品中的中国工厂在视觉上呈现出爆炸效果，是井然有序的混乱结构。这就是说，今天，很少有人意识到，有人已经接触到事物的本质，一个仅仅由关系和力构成的“实质”（substance），它完全是历史性的，依情况而定，而且非常不可靠，然而，它却具有一种绝对令人无法忘怀的、颇具说明性的重量，一种揭示和坦露的力量。这种（暂时的）说服力与你在游行队伍中面对街上其他人时所体验到的情感一模一样：尽管某种遭遇貌似独一无二且非常客观，另一种则主管混乱，但是却绝不可能将这种愉悦，这种对知识和正义的渴望进行分割，而实际情况却恰恰如此。
我们提及这一独特的马克思主义“快感”（jouissance），它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与实践的自足式快乐，这是因为我们痛苦地认识到，我们仍然生活在左派的废墟上，尽管上面提到的政治性马克思主义的时运发生了若干转移。这绝不是无法逃避的命运，而且有无数个理由证明应该充满希望，但是，对那些人而言，当前却是一个悲惨的状况，他们面对的是一种不同世界的种种可能性——在这个世界里，1%的人群获得的丰厚收获其代价是牺牲了99%的人群的利益，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想见，到本世纪末，全球温度将提高4℃，而且当前这些不公的、危害性的结果尽人皆知，并且尚未政治化（under-politicized）。即使马克思在解释或分析方面的针对性很难被质疑——连《纽约时报》也承认这一点（即使它同时保留了所有形式的“好奇心”）——在政治领域仍然存在着明显的策略问题。我们生活在一个左派政治动人的历史区间之内，它的体性（corporeality），它的强度和规模令我们自己的区间，或者说也令过去的区间相形见绌。在此，我们所思考的不仅仅是所谓的人民民主，而且还包括形形色色的无政府主义、联合主义、反帝国主义、女性主义，以及在漫长的20世纪与之相伴随的各种社会民主运动。生活在废墟上并不意味着生活在某个不在场的完美的阴影中，或者说抱有某种在其上进行重建的欲望。但是，从某种方面来说，它孤独到令人恼怒的地步，构成了某种始终存在于当下的、对某种真实政治的耐力和韧性的威胁。编选入本书的理论以不同方式论述了某种既是鲜活的，同时又已经死去的马克思主义，它既不可或缺，同时又什么都不是。例如，巴迪欧的哲学被裁剪，以在艰难的政治时代保持主观的、组织严密的强度，它是一种丝毫不含糊的希望哲学：它是被团团包围的（可能也是普遍存在的）细胞必要的精神燃料。自治论者有他们自己的解决办法：正如马克思有时所展望的，共产主义不是一项在20年、30年、50年内可以大功告成的计划，它天然地产生于当下的种种缝隙之中，我们此时此刻应该创造它，而不是等待它未来以某个弥赛亚事件的形式出现。虽然风向有变，但我们的确生活在（而且应该承认）废墟上，这是一个没有“进步”或救赎等保证的境地。不过，在这个政治危机中，没有什么能够威胁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相关性和快感，就如同父权制的持续存在对女性主义的相关性和快感没有丝毫影响。事情可能很麻烦这个事实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力所打开的种种实实在在的缺口，或者在左派实践的关系和群落所生成的世界中那种充满活力的存在方式都是不真实的，或者是没有必要的，或者完全不需要。如果希望创造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上，人类终于可以公正地同他们与之分享这个星球的人们一起最大限度地实现他们的可能性，那么，马克思主义思想就是一个必要（尽管不是充分的）条件。
这本选集所选取的文章十分令人不安，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无视它们的存在，或者在一种不安和另一种不安之间没有什么重要的区别。问题不在于一本选集是否不合格，而在于它如何没有合格。这本选集也是一样，它将一些恼人的邻域（adjacencies）和截取部分搅和到了一起。编这个选集的核心是两个水火不容的强制令。如果将它们按照某种包容原则融合在一起——对某个领域的广度和异质性做一个中立性扫描，差异性范围内的优势在碰到主题严密性或整体性时则常常会失去：一个一个的部分就像被扔进洗衣袋的物品一样乱七八糟地堆在一起。不过，组织原则并非调整，而是一种强有力的、连贯的整合，对该领域的各种结构性张力和难题进行整形，在这种情况下，就会有危险，表现为排斥和忽略某些作品和人物，所有人可能都认为这些作品和人物应当在某个选集中得到体现。如果第一种选择获得了一种全景式的、记录性的广度（却失去了某种类似于“精神”形式的东西），后一种赢得的连贯性所付出的代价则是该领域的丰富性和深度。一本关于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书甚至对这些危险做了更细致的讨论，这本书的标题对很多人而言十分费解，像喜剧或矛盾修辞。难道不是要讲出马克思与理论（Marx and Theory）在同样的句子中讲到的那些相互矛盾的话语？当然，在思想的名下，马克思主义不断被戏仿为一种诞生于盲目的实践或精神病理学的政治，正如同它的当代性被戏仿为任何事物，但19世纪仍然受到很多人的质疑。我们相信，本书所收入的文章其价值不仅限于揭开这两种纠葛的神秘面纱。
本选集无意于建立神圣不容侵犯的经典。其对某些文章的排除并非消极的进攻，并非对那些不具名的学派或思想家不宣而战。我们厌倦了这类门阀惯例或习惯，它们漠然无知，在政治层面上破坏性极大。我们从世界系统理论中排除了分析性马克思主义、解放神学、新辩证法、麻省派（UMass），以及《每月评论》（ Monthly Review ），也排除了其他很多很有意思的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群体，这不是因为我们对其不感兴趣或有所怀疑，而是因为编辑对使用“理论”一词必须承担的责任，该词出现在本书的标题中，它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思想的同义词，而且在北美，它已经成为哲学内部转换的代名词，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的三次扭转完成了这样的转换。也有例外：我们选取了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的文章，因为它符合我们的一个想法，即迫切需要承认“中国之崛起”在这个新的局面中所发挥的作用，而阿兰·利皮耶兹（Alain Lipietz）的文章虽然不熟悉欧洲大陆的传统，但似乎很贴合当代资本主义压倒一切的生产律令（productivist imperatives）这个语境。
如果某个思想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这意味着什么？用什么标准或规范来使这种预言合理化？这是一个与一系列经验主义的经济假设或政治原则相一致的关于内容的问题吗？是否存在一种作为中轴的马克思主义假设或立场，一旦将它抽掉，就会从性质上改变某种话语的本质？或者它是一个门限问题，是以思想的形式所到达的一个点，之后就不再是可以清楚辨认的马克思主义了？或者它是一个方法或形式问题？在此，我们或许会想起乔治·卢卡奇（György Lukács）的建议，即使所有带有马克思签名的经验主义假设都证明是错的——利润率下降、劳动价值理论，等等——马克思主义“真理”也绝不会受到影响。他的意思当然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丰富性可以超越任何一个实证性马克思假设的失败。以辩证的精确性为其特征的思想必定终将战胜并超越其自身。最后，我们必须承认，发现什么能够将某种思想定性为马克思主义思想这个问题十分无聊，至少是因为它对其自身的预见，认为其自身可以是任何事物，这超越了某种特殊而有趣的复杂局面。当然，我们也体验到所有的范畴性和定义性冲动，任何受到理论愉悦感染的人都有这种冲动，那是创造和阐明差异并为各种逻辑联系辩护的欲望，在某种话语的语境中，这种话语坚持认为理论与实践不可分，这些区别便的确可能更加难以确定。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在这个问题的基础上分辨出一套陈旧的巡查程序，它是那个被盲目捍卫的领域的阴影。
但是，在情非得已的情况下，我们将提供如下观点。如果女性主义的天职就是严格捍卫人类的能力，这种能力使人认为自己可以超越父权制强加在思想和实践上的种种限制，那么，马克思主义的天职就是满足平等地对抗由于资本主义的历史性存在而加诸思想与实践上的限制这一需要。它们二者都是关于正义的艺术与科学，这就是说，它们都是最基本的分析工具和虚幻的政治律令。我们决定把本书收录的作者放在一起，这是为了提供一种对各种方法的总览，马克思主义正是以这些方法对具体的资本主义构造的种种复杂性做出回应。资本主义的这种构造使其在规模上无比巨大、不受影响，且不受质疑，为了使其逻辑和结构保持完整，就需要这样的规模，即使它的自我确定性已经问题成山，而且它的意识形态再也无法保障它的未来——在此时刻，资本主义无疑非常强大，它构成了整个的日常范围，而且随时准备有99%的人因为青睐他种现实而将其抛弃，对于这99%的人而言，它甚至没有提供凯恩斯主义的舒适，因为它正迅速地将这个星球变成不宜居住之地。
马克思主义理论绝非以间接的哲学旨趣（interests）为其特征——只在严肃的经济或政治事务外围受到关注，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直都是哲学本身复兴的一个基本矢量。对于某种话语而言，这并不是一个确定的命运，对这种话语的分析常常认为它基本上是围绕一种逃离或超越哲学传统的欲望组织而成。正是通过艾迪安·巴里巴尔（Étienne Balibar）、耐格里（Negri）、巴迪欧（Badiou）、齐泽克以及其他人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已经看到，对哲学历史的兴趣正在新一代的学者和理论家中间复苏。巴里巴尔最近对洛克重新做出的全面评价，耐格里对待笛卡儿和斯宾诺莎的态度，齐泽克的黑格尔和谢林，巴迪欧的柏拉图：我们在任何地方都能够发现马克思主义从思想家那里搜寻星星点点的理论，这些思想家不仅同他们自己的传统有一定的距离，有时甚至与那个传统相对立。也有一些人，对他们来说，这种多元主义毫无疑问会是修正主义者衰落和混乱最清楚不过的症状，修正主义理论现在已经完全脱离开实践[进一步证实了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关于戏仿马克思主义特征的著名论断]，它可以安全地随意移动，在无数个世界观中间，它脆弱得不堪一击。然而，我们感到，哲学内部的马克思转向不仅仅是哲学面对紧迫的历史条件又一次迟到的反应，而且是在其学科内部和规范的空间里做出的一次真正具有辩证意义的转变，在某种意义上，这次转向起于传统本身的局限、枯竭和绝境。我们将当代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这种杂食性（omnivorousness）看作其力量的一个标志，是一种与不同立场交锋的欲望，也是同它有所借鉴的思想流派杂交的欲望。让不同流派的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一个文本中进行对话，我们希望进一步推动那些哲学和政治上的探索，这些探索一定会重新设定我们将共同生活其中的未来的范围，那个范围内充满了问题与危险，但也闪烁着令人紧张不安的美丽的红色微光。
（王珊 译）
[1] Karl Marx， The German Ideology ，ed.C.J.Arthur（New York：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99），42.
[2] Michel Foucault， Foucault Live ，ed.Sylvère Lotringer（New York：Semiotext（e），1996），378.
[3] Žižek， In Defense of Lost Causes （London：Verso，2008），210.
[4] Karl Marx， Later Political Writings ，ed.Terrel Carver（Cambridge，M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