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五四新文学运动如今已经走过了一百多年的伟大历程，站在百年后的今天，再次去重温那个社会、思想、文化、文学浪潮解放与碰撞的时代，对于我们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与价值。而作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重要一翼与表现载体，话剧这一舶来的西方文艺样式基于其五四时代在中国社会中所生发出的自身特点与发展轨迹，对五四新文学及其所处的现实社会有着特殊且不可取代的价值与作用。然而客观地看，长期以来，五四话剧相比同时代的小说、散文、诗歌等文体形式，无论是在地位上还是研究者们的重视程度上，无疑都处于一个相对劣势的位置，并没有获得应有的关注。当然，这其中有一定的主观及客观原因，比如话剧艺术自身文学与舞台二元属性特征所导致的研究范畴上的模糊，再如相比其他文学样式五四话剧思想艺术上的不成熟与幼稚，以及与社会现实过深的羁绊，等等。但是作为完整参与并贯穿整个五四时代的一种现代文艺形式，五四话剧的生成与发展毫无疑问又是五四新文学所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为更充分地解读五四新文学提供独特的切入视角。因此，对于五四话剧整体、全面的历史观照既具有对当下纪念百年五四的现实意义，也有为话剧正名的理论意义以及通过审视与开掘来完善五四新文学评价体系的文学史意义。

回顾五四话剧研究的历史道路，自向培良于1926—1927年在《狂飙》杂志连载《中国戏剧概评》（后于1928年4月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单行本）至今，关于五四话剧的整体研究也已有了90多年的历史。《中国戏剧概评》既开启了从宏观角度对五四话剧进行审视、研究的滥觞，同时也是中国现代话剧批评理论成熟的标志。此文分为6个部分，分别是“Ⅰ.中国戏剧概评”“Ⅱ.从陈大悲到丁西林”“Ⅲ.教训与感伤”“Ⅳ.我们的舞台”“Ⅴ.论国剧运动”“Ⅵ.结论”。首尾两部分是对五四话剧的总论与结论，中间4个部分则是针对五四剧坛的主要作家、舞台实践、国剧运动等问题进行的系统评述。总体来看，向培良是站在成熟的西方现代话剧理念与艺术的高度来对五四话剧进行观照与解读的，因此作为中国现代话剧初创期的五四话剧，在他眼中整体上还是缺点多于优点、教训大于成绩，是一段“很短很贫乏的戏剧史”。向培良指出，在剧本创作上，“我们只有不到三十个的剧作者，这中间半数是只作过一篇剧本的，而所作的三分之二是独幕剧。剧集不到一打，论剧的书则只有三四本内容浅薄的杂论，连一本稍有统系的翻译都找不到”；在舞台方面，则“舞台之不发达，也是戏剧不能进展的一大原因。本来戏剧是支持在剧本和舞台两个轮子上面的；现在一个残缺不全，一个完全没有”；而关于五四的剧作家，向培良则以表现人类精神的纯艺术立场对陈大悲、丁西林、郭沫若、田汉、郁达夫、白薇等人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趣味”“教训”“感伤”等情绪进行了犀利的批评；针对五四后期的国剧运动，他则指出，作为国家主义者的余上沅等人“想从旧剧出发而建立起中国的国剧”是“错误的主张，根本底地跑到错误的路上去了”。而五四剧坛之所以会走上这条“灭落的道路”，形成这样的一种局面与结果，其原因在向培良看来乃是“旧的幽灵之再现”，即五四话剧还没有彻底摆脱传统戏曲与文明戏的束缚。因此他总结道：“我们的剧作家，思想是沉堕，观察是狭浅，技术是拙劣”，而“我们的戏剧，结构是可笑的，人物是没有生命的，对话是死的。一切都不曾生活起来。卑劣的趣味，浅薄的感伤，无聊的教训，以及窄狭的短视的观察，一切的一切，都承袭着旧的幽灵”。应该说，《中国戏剧概评》还是相对准确地把握到了五四话剧的整体状况与弊端缺陷等问题，但也明显体会得到，向培良对于五四话剧的综合考察并没有以一种历史主义的眼光来进行审视，他不是站在五四话剧所处的特定历史阶段与现实背景下进行的立论，而是按照成熟的西方话剧观念来衡量尚处中国话剧建构期的五四话剧，所以缺少一种理解的态度，显得有些苛刻。并且由于向培良自身所特有的诗人气质，《中国戏剧概评》中多是主观性的感受式评价，客观辩证的理性思考则相对缺乏。而也正由于此，他往往能够对五四话剧提出一些自己的精辟的看法，尤其是在对五四剧坛的几位作家的评述中，不乏独到的见解与一针见血式的批评，给予了后来的研究者们很大的启发，为五四话剧的研究提供了一种不可多得的历史现场感，也为此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后来对五四话剧运动进行比较完整阐述的是1935年4月由洪深为《中国新文学大系》的戏剧集所撰写的长篇导言。与向培良的《中国戏剧概评》不同，洪深的这篇导言更注重对五四话剧运动从兴起到发展整个演变过程的全面评述，其中的历史资料翔实丰富，相关的评论也客观中肯，更具理性逻辑与历史态度，为五四话剧生成、发展的时代背景和运动过程的考察提供了重要的文献参考。在导言中，洪深从五四时期中国社会政治现实的分析入手，指出当时人们已经意识到，“要改善中国的政治，必须从推翻封建势力所寄讬的思想，制度，文化做起”，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根本意义就在于“承认中国旧文化不适宜于现代的环境，而提倡充分接受世界的新文明” 。因此，也就有了新文学运动的发生。而作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五四话剧也就在对中国旧戏的批判与西方戏剧的学习中登上了历史舞台。洪深通过这样的论述逻辑将五四话剧与五四的时代精神联系在一起，突出了五四话剧的现代内涵品质。具体层面上，洪深则按照五四话剧的历史发展轨迹依次进行了述评。他首先是基于实际情况对五四初期的旧戏批判与西方戏剧理论的引进做了一番简要的介绍，认为“这一时期，理论非常丰富，创作却十分贫乏” 。这里，“理论非常丰富”的看法似乎与之前向培良在《中国戏剧概评》中称“论剧的书则只有三四本内容浅薄的杂论”的表述有所矛盾，究其原因，则在于两人对所谓“理论”的理解存在差异。从洪深所撰写的导言来看，他所指的“理论”更为泛化一些，像旧戏批判中“新青年派”对于旧戏的若干评价、所鼓吹的西方戏剧理论，尤其是此后标志着中国戏剧现代观念根本确立的“易卜生主义”等都囊括其中，再加上洪深是站在维护五四话剧的立场之上行文，因而他自然做出的是正面评价。而向培良所谓“论剧的书”则明显更侧重话剧本体理论的具体研究，而非形而上的观念性指导意见，称五四话剧理论是“内容浅薄的杂论”虽稍显过激，但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五四话剧理论系统建设上的偏颇与缺失。其后洪深则又评价了1921年成立的民众戏剧社在五四话剧拓荒期的历史贡献，指出“他们的努力，可分为破坏和建设两方面。在破坏方面，他们第一是反对旧戏” ，而“他们更大的功绩，是在他们底建设的理论方面”。洪深将民众戏剧社的理论建设归纳为了6点：“第一是娱乐的重视；即是戏剧教导观众而外，给观众以正当的娱乐”；“第二，他们主张有‘舞台上的戏剧’；即是，仅有些‘纸面上的戏剧’，艺术的工作，是还没有完成的”；“第三，他们以为当时已经译成的西洋剧不能适用而主张改译或自己创作”；“第四，他们主张剧场建筑和前后台的管理与组织的改善”；“第五，他们主张戏剧的从业员，以演出进步的戏，来增进伶界在社会上所处的地位”；“第六，他们主张用非职业的戏剧，来改革商业戏剧的弊病”，也就是对爱美的戏剧的提倡。此外，洪深还特别点出民众戏剧社在实践方面的两次尝试：一是1920年汪仲贤在新舞台上演的《华伦夫人之职业》一剧，“是纯粹的写实派的西洋剧本第一次和中国社会接触” ；二是1922年民众戏剧社出于“造就一群职业的但高尚的剧人” 的目的而创办了人艺戏剧专门学校。接下来，洪深对五四时期的话剧创作进行了点评。其中他高度评价了田汉、郭沫若等人在话剧文学上的突出贡献，指出：“在那个年代，戏剧在中国，还没有被一般人视为文学的一部门。自从田郭等写出了他们底那样富有诗意的词句美丽的戏剧，即不在舞台上演出，也可供人们当做小说诗歌一样捧在书房里诵读，而后戏剧在文学上的地位，才算是固定建立了。” 同时洪深还针对向培良在《中国戏剧概评》中对田汉剧作感伤情绪的批评进行了一定的反驳，认为：“有些人以为田汉善于写感伤的富有诗意的悲剧，而不知道他底写实的手法，也是很结实的。”尔后，洪深又回顾了五四话剧的舞台实践、题材内容、理论建构、国剧运动等问题，文末还附带地评论了一下五四时期的电影创作概况。总的来看，如果说向培良的《中国戏剧概评》一文对于五四话剧的考察是主观性大于客观性，即“评”多于“述”，那么洪深的这篇导言则与之相反，乃是以五四话剧整个历史过程的客观描述为主，兼有稳重谨慎的主观点评，是“述”重于“评”，从而成为五四话剧研究的重要史料性文献。

这一时期中，郑伯奇于1930年发表的《中国戏剧运动的进路》一文也是需要特别提及的。文章在展望中国戏剧在20世纪30年代的发展前景的同时也对以往的戏剧运动进行了必要的总结与评价，其特点在于带有当时鲜明的革命政治色彩，是从中国民主革命的角度来对五四话剧运动做出重新认识的。文中指出：“五四运动的特色，比前一期的运动——就是辛亥革命以前的运动——多了显著的意德沃罗基的色彩。并且运动的发端又在言语文学方面，与文学最邻接的戏剧，当然要受很大的影响。”在理论方面，以胡适所提倡的“易卜生主义”为中心，而在演出实践上，则是以陈大悲等倡导的爱美剧演出为主。这样，五四话剧就“引起了作家并读者对于戏剧作品的注意”，同时也就随着新文学运动的展开“筑下了基础”。而在这个过程中，郑伯奇认为五四话剧运动之所以能够顺利推进，是因为它符合时代革命的发展潮流，如同五四新文学运动一样，它们都属于“中国新兴资产阶级的意德沃罗基运动”。当时“经过欧战这样一次资产社会的大变动，中国的资产阶级比之十年以前已有了相当的力量。所以这样发生的文化运动，自然有了很大的势力，可以震动中国全土。虽然没有廓清封建文化，然在当时确实足以使它发生动摇”。但是五四话剧运动最终“还没有得到什么成果逐渐消灭下去了”，之所以如此，郑伯奇分析道：“可惜给中国资产阶级的兴起机会的欧战，同时也给资本主义社会敲响了吊钟。并且为中国资产阶级的唯一机会也胎伏了中国资产阶级的最大危机——就是帝国主义最后的掠夺战争。果然东欧继续着发生打倒资产政治的革命。残余的帝国主义更加强烈地压迫着中国新兴的资产社会的萌芽。”而受此影响的文化领域内，“已经满足相当成功的少数智识分子，受了帝国主义的利诱，表示退却消极的倾向”。而具体到五四话剧，则“运动的方法也许有错误，环境不用说是十分恶劣，根本上当时的文化运动，已经开始了总退却，戏剧运动如何能支持单独战线。况且从事运动的人们自己就没有过斗争的意志呢？” 从郑伯奇的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他是以革命理论与阶级意识的政治分析方法来对五四话剧运动的发展状况做出解读的，虽然表现出了明显的幼稚与片面，忽略、模糊了五四话剧自身的艺术特征和嬗变的复杂性，但这种立论视角的政治化却是对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的五四话剧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起到了示范性的作用。

从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由于现实革命斗争和抗战的影响与需要，这一阶段的研究重点主要是放在了当时正在进行中的戏剧运动与戏剧理论的探讨之上，比如20年代末兴起的普罗戏剧运动、30年代的左翼戏剧运动以及抗日战争时期关于戏剧的民族形式、历史剧问题的讨论，等等，此外着力较多的就是30年代以后出现的如曹禺、夏衍等几位重要剧作家的研究。除了上述几篇文章外，五四话剧总体上研究进展不大，它再度进入研究视野则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所撰写的几部戏剧史与文学史的著作中了。

在戏剧史方面，较早论及五四话剧的是1954年张庚在《戏剧报》上连载的《中国话剧运动史初稿》，但是此文在仅仅刊登7期后便遭到批判，该报以“清除胡适反动理论在戏剧界的影响”为由暂停了他的撰写。而在已发表的7期中，1—4期是第一章“中国话剧的萌芽（一八九八——一九一七）”，即关于早期话剧阶段的论述，5—7期则是第二章（未完）“五四时期的爱美剧运动（一九一七——一九二六）”。在此章中，张庚通过3节分别谈到了初期“新青年派”的戏剧改良理论以及上海、北京两地的戏剧运动等内容。关于《初稿》，张庚自认为材料上还是相当丰富同时也有着自己的分析，只是缺少革命与阶级斗争理论的支持，并且使用了一些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研究方法而走上了错误的道路。然而若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我们依然还是能够从中感受到当时特有的时代学术氛围。如在关于五四运动的认识上，张庚就是以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的说法来作为文章的立论基础，所以在阐述五四话剧运动的同时，对相关内容的评价也表现出明显的政治化倾向。像胡适在《易卜生主义》中所宣扬的个人主义理念，张庚就称“这是一种十足的资产阶级的思想”，“表现了五四革命运动中作为右翼的资产阶级的动摇和妥协的姿态”。而从《初稿》已完成的内容上看，张庚按照时间与地域的线索基本对到爱美剧运动为止的五四话剧史实进行了较为完整的回顾。总体来看，张庚的这篇《中国话剧运动史初稿》与洪深《中国新文学大系》的戏剧集导言风格相似，都是在扎实的历史材料基础上对五四话剧进行的理性分析。

而在相关的文学史著作中，1951年出版的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1955年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1956年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中也都有对五四话剧系统的概括与各具特色的评价。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的首部新文学史，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中的“萌芽期的戏剧”一章对五四话剧进行了简要的描述。由于其自身的文学史性质，所以王瑶更多的是从话剧文学的角度来切入五四话剧并进行论说的，只在作家、作品的评述过程中穿插进相关的理论与运动情况的介绍。因而在内容上，《史稿》就以题材为线索将五四话剧划分为了“社会剧”“历史剧”“爱美剧”三个部分来分别展开讨论。在结论上，《史稿》指出五四“剧本创作的成绩，在质与量上就都比小说要差一些，……不能不说这时的戏剧还处于幼稚的萌芽阶段” 。也许正是如此，总的来说，相比于《史稿》中其他内容的阐述，五四话剧部分的探讨也稍显薄弱和简单。而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一书对五四话剧的阐述则更是简略，此书的最大特点在于他对中国现代文学包括现代话剧的考察是以明确的现实主义思潮来介入的，因为他认为：“中国现代文学，从‘五四’发展到现在，它的主潮一直是现实主义，并且是朝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向发展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向，是‘五四’以来中国文学运动的基本方向。” 据此观点，《史略》认为五四“初期戏剧运动是文学革命运动一部分，也是贯串了反帝反封建的现实主义精神的” 。而这种现实主义精神则又具体表现在了旧戏批判、“现实主义精神的倡导”以及社会问题剧的创作之上。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中关于五四话剧则主要集中于对五四时期胡适、郭沫若、田汉、洪深等几个剧作家的相关作品的介绍评价。此书的特点是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来研究、梳理现代文学与现代话剧文学，相比之前两部文学史更能显示出当时左倾思潮对于文学史研究的极大影响。在这种观念指导下，《初稿》中对于作家作品的分析往往表现出重思想而轻艺术的倾向，并常以政治性判断取代公允的综合考察。像胡适的《终身大事》一剧，就因为胡适的政治身份而在评论时显得过于偏颇，抹杀了其文学层面的积极意义：

这种反映青年婚姻问题和妇女问题的剧本看起来仿佛有一定程度的反封建的意义，但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像娜拉一样的女性，除了彻底反抗旧社会秩序、做一个革命者而外，是无路可走的。田亚梅是“坐了陈先生的汽车”走的，这正可以看出作为帝国主义忠实走狗的胡适在当时为中国的娜拉所安排下的“出路”。他的险毒的用意是想把日益觉醒起来的中国女性引向妥协投降的道路上去。他的为帝国主义和中国统治阶级服务的反动企图，是非常显而易见的。

应该说，这种打着鲜明的时代政治烙印，只从政治观念出发而忽视了作家创作实际与艺术成就的研究方法在当时文学研究界是颇为普遍的，王瑶与丁易的著作中也都有所显现，只不过刘绶松的这部《中国新文学史初稿》更加突出，更具有典型意义。

此外，为纪念中国话剧诞生50周年，1958年中国戏剧出版社还出版了三辑本的《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大规模的中国话剧运动史料搜集与整理工作，其中第一辑中几篇关于早期话剧与五四话剧的史料性文章为日后了解、研究五四话剧的生成及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历史文献。

20世纪60年代直至“文革”结束，由于特定的历史政治因素，整个学术界基本上都处于停滞不前甚至倒退的境况之中，因而这一时期的五四话剧研究也同样没有任何进展。

而进入新时期以后，随着极左政治思潮束缚、桎梏的打破，话剧研究领域相比以往，无论是在广度、深度还是观点、视角、方法上也都发生着极为深刻的变化，取得了极大的开拓及突破性的进展。而对于五四话剧的研究来说自然也是如此，新时期至今，无论是史著中“面”的审视还是论文中“点”的深化，关于五四话剧都产生了大量的新的内容与看法。

首先，相关的文学史与戏剧史著作。

1979年出版的由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第1册中，对于五四时期话剧运动及剧本创作的介绍就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摆脱了以往政治化思维的影响，而更多的是从文化的审视角度与话剧自身的发展规律出发来看待五四话剧的整个过程。书中认为：“‘五四’话剧运动的成长和发展是和整个新文化运动密切地相联系的”，并且经历了“从理论倡导到舞台实践；从原封不动地搬演外国剧本到着手改编，再到自己创作剧本；从简单的演出到有了比较正规的舞台处理；从描写知识分子到同情劳动人民；从一般地反映社会问题到有意识地涉及阶级对立”这样一个逐渐推进的发展过程。而且相比以往的著作，唐弢的这本《中国现代文学史》对于现代话剧的历史勾勒也更为系统、明晰，为此后的话剧整体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体例。

1987年出版的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王超冰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则充分吸收了新时期以来的研究成果，将现代文学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在话剧史的论述上此书的特点是能够透过作家作品以及话剧的表面现象去深入揭示话剧文学发展的客观规律，通过将话剧文学放置于文学的世界性与民族性的对立统一关系之中来观照现代话剧受中西方文化碰撞而形成的特有形态和轨迹。因而关于五四话剧，书中就指出：“本时期现代话剧正是从介绍外国戏剧，上演改编剧本，模仿外国戏剧起步，逐渐发展到独立进行创作，显示了融汇外国影响，将话剧这种外来形式民族化的历史趋势。” 在具体内容上则考察了前五四时期现代话剧的萌发、五四新文化大语境下的话剧选择、爱美剧等相关的话剧运动以及个别剧作家的创作情况等方面，反映了新时期以来五四话剧研究的最新成果。

除了文学史著作外，新时期以来的几部话剧史专著则更是为话剧研究开辟出了新的空间。这其中，1989年出版的由陈白尘、董健主编的《中国现代戏剧史稿》作为首部话剧专史，全面、系统地描述了中国现代话剧从19世纪末诞生到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历史进程。而本书最大的开拓性价值则在于它是第一部以所谓“现代性” 视角来解读中国话剧的著作，并以此为立论基础重新审视了话剧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历史成就及相应的失败教训。《史稿》认为现代话剧代表了中国戏剧从古典时期向现代时期的转变，而这种现代性的转型则又主要体现在戏剧的价值观念、精神内涵、舞台人物形象体系以及艺术生态构成等方面。在具体论述上，《史稿》则将话剧运动史与话剧文学史相结合，并以后者为主体对中国现代话剧进行了整体观照。并且在对话剧剧作的思想与艺术系统研究的基础上，还对一些重要剧作家的创作道路与艺术风格进行了深入探讨。在五四话剧的论述部分中，《史稿》主要包括四个方面：话剧思潮、话剧运动、话剧文学创作的整体分析以及主要代表作家、作品的介绍与解读。在话剧思潮的论述中，《史稿》将其置于五四新文化的现代思潮之下进行考察，指出其具有自由、民主、个性解放的启蒙精神，并且此种启蒙精神是建立在对传统文化的否定、批判及外来文化的引进与吸收的基础之上的。落实到具体层面，便表现在了对旧戏的严厉批判、近代现实主义戏剧观念的确立及最为重要的现实主义精神的倡导，等等。而在话剧运动方面，《史稿》则依次介绍了易卜生热、社会问题剧的繁荣、爱美剧、国剧运动以及涉及其中的各种话剧社团与话剧舞台实践等内容。关于话剧文学创作的整体分析，《史稿》则是以介绍这一时期话剧创作的主题指涉为主，概括地指出五四话剧是“对‘人’的发现和思考”，落实到具体现实时则涉及人生问题、社会问题、家庭问题、爱情问题以及妇女问题等，并简要地罗列了牵涉这些主题的话剧作品。总体来看，《史稿》在五四话剧部分的论述中，将较大的篇幅用于了对主要代表作家、作品的介绍与解读。如欧阳予倩、熊佛西、郭沫若、丁西林、陈大悲、汪仲贤、蒲伯英、白薇、袁昌英、濮舜卿、余上沅等（田汉由于影响较大，《史稿》将其单独列为一章），描述了剧作家们的生平、创作历程，具体分析了影响较大的作品，突出了此书以话剧文学为主的特色。

这一时期影响较大的话剧史著作还有1990年出版的葛一虹主编的《中国话剧通史》。此书对于话剧史的论述以话剧运动为重心，侧重于剧团兴衰、运动更迭、戏剧论争、戏剧教育等方面，话剧文学则置于了相对次要的位置。在本书第二章“‘五四’新文化运动与现代话剧的形成”中，对五四话剧进行了各方面的考察，主要包括话剧意识、理论的构建，社团运动、舞台实践的开展、话剧文学作家、作品等。由于是以话剧运动为主线，因而此书史料性极强，现代话剧实践的有关资料相当丰富，有史料汇编的特色，但相对来说史识性的评论就较为缺乏，因而与《中国现代戏剧史稿》这种以话剧文学为主的著作形成了某种互补性关系。

此外，1993年由田本相主编的《中国现代比较戏剧史》也是这一时期一部颇具特色的中国现代话剧史专著。它基于当时“比较戏剧的研究却比较薄弱” 的现实情况，另辟蹊径地从中西戏剧文化对比的角度出发，着重考察了西方戏剧对整个中国现代话剧各个时期、各个层面产生的深刻影响及其结果。此书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说，一部中国话剧发生发展的历史，即是一部接受外国戏剧理论思潮、流派和创作影响的历史。也是把话剧这个‘舶来品’创造性转化为中国现代的民族话剧的历史。” 《比较戏剧史》将以往现代话剧研究中只作为局部因素和条件的外来影响作为其研究的主要对象，“主要研究中国话剧（重点是创作）同外国戏剧理论思潮、流派和创作，以及同外国表、导演体系的关系史” 。从而试图以此为切入点来更为真实、清晰地描摹出中国现代话剧生成、发展、变化的整个历史面貌，并在此基础上做出科学的分析和估计，给予中国话剧在世界戏剧中的地位与影响以合理的定位。在书中关于20年代话剧，即五四话剧部分的研究中，《比较戏剧史》采用了总分式的论述方法，先从宏观角度阐述了西方戏剧在文学、理论、思潮、艺术形式等方面对五四话剧所产生的整体影响。后又分别展开加以详述，其中包括对易卜生剧作和中国现实主义话剧关系的考察、西方浪漫主义对五四话剧类型的影响、新浪漫主义与五四现代派话剧的创作、王尔德对五四话剧的借鉴作用、西方小剧场运动之于五四话剧理论、实践上的意义等若干方面的内容。可以说，这种基于中西比较视野下的话剧考察方式，的确揭示出许多之前话剧研究中所忽视或遮蔽了的重要问题，从而拓展了中国现代话剧研究中的视域眼界，也完善了其既有的研究体系，具有极大的启示作用，当然这对于五四话剧的研究同样如此。

其次，有关的研究论文。

新时期以来，除了文学史与戏剧史中对于五四话剧研究的整体推进外，研究界同时还出现了大量以论文形式呈现的关于五四话剧直接或间接的研究成果。这些论文与史著类研究不同，一般都是针对五四话剧不同维度上的各种“点”的深化考察，以“点”的突破来带动五四话剧研究“面”上的提升。由于相关成果数量众多，因此只能选取一些相对重要的加以介绍。

在文艺思潮与五四话剧方面，田本相的《西方现代派戏剧对中国现代话剧的影响》是较早从整体上来讨论现代派思潮与中国现代话剧关系的文章。文中认为：“西方现代派戏剧在我国的传播开启并鼎盛于‘五四’时期”，其特点在于“一方面表现出勇于收纳新潮的精神，一方面却又不能对其思想和艺术作出科学的分析和鉴别。” 因此，五四时期洪深、向培良、濮舜卿等人虽然积极尝试，但剧作中所表现出的现代派题材和技巧则往往带有明显的仿效印记，其话剧创作试验总体上是不成功的。葛聪敏的《“五四”“现代派”剧作与西方“现代派”作家的影响》与《“五四”话剧创作与外国文学》两篇文章则主要是具体考察了五四话剧与西方近现代文艺思潮的密切关系，揭示了从1917年到1927年十年左右的时间里，现代话剧在从酝酿到五四高潮至落潮这一过程中与外国文艺思潮发生的碰撞、接受关系，从而催生了各种不同风格流派的作家与剧作。胡志毅的《“五·四”话剧与西方新浪漫主义》则从新浪漫主义思潮的域外源头入手，深入探讨了五四话剧同西方新浪漫主义思潮的联系与区别，通过理论及作家作品的考察清晰地勾勒出了新浪漫主义在五四时期的话剧领域内从兴盛到衰落的发展轨迹。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田本相又发表了《论中国现代话剧的现实主义及其流变》一文，这次他将目光投向了对现代话剧影响最为深刻同时也是误解最深的现实主义思潮的审视。他站在一个全面、综合的宏观高度上指出：“由于现实主义作为一种理论思潮是从西方引进的特殊情况，也由于中国近现代的特有的国情和不同时期的历史情势，以及民族接受诸因素（包括民族文化心理、民族文学艺术传统、民族语言等）的制约，就使得中国话剧的现实主义有着它独特的形成和发展命运、独特的发展轨迹、独特的发展面貌和特点。” 而中国话剧现实主义思潮的初步确立则是在五四时期，它“以译介易卜生戏剧作为开端，同时又是在对以易卜生为代表的西方现实主义戏剧的模塑、吸收、改造、甚至误读中形成的”。按照这种观点，田本相在文中又具体谈到了与之相关的五四社会问题剧的创作，指出了它们的成绩与不足。胡星亮的《中国现代新浪漫主义戏剧思潮论》与《论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戏剧思潮》也是这一时期在现代话剧思潮方面的两篇重要的论文。前者关于新浪漫主义戏剧思潮的研究与之前胡志毅的文章在主题上是重合的，但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胡志毅是以时间为线索，历时性地考察不同阶段新浪漫主义思潮的变化发展，而胡星亮则是将新浪漫主义思潮划分为了象征主义、表现主义、唯美主义三个大的范畴并依次考察其与现代话剧的关系，其中五四话剧阶段主要涉及的是西方相关作品的译介以及五四剧作家的借鉴创作情况。而在后者关于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戏剧思潮的研究中，胡星亮则以五四话剧为研究重心，他认为，正是五四狂飙突进与自我表现的时代精神及品格造就了浪漫主义戏剧思潮的迅猛发展，他以田汉和郭沫若两位典型的浪漫派剧作家为研究对象与切入点，从总体上描述了五四浪漫主义剧作的艺术特点。

在五四话剧思想意识方面的研究中，建生的《试论“五四”戏剧的现代意识》一文主要讨论了五四话剧中的现代意识内涵，他认为五四时期的现代话剧在整体上虽然各方面都尚不成熟，但却具备了最为重要的现代意识，而这其中就包括对人的价值的肯定与解放、国家概念、家庭概念、妇女问题、现代爱情观念以及“立人”思想等诸多内容。刘珏的《论易卜生与中国现代戏剧的价值导向》则将五四话剧所接受的西方文艺思潮具体落实到易卜生戏剧的学习、倡导上，指出“易卜生直接制约着中国现代戏剧的价值导向，由此而成为影响中国戏剧发展方向和历史进程的重要因素” 。胡星亮的《中国戏剧现代化的历史性转折——从文艺思潮视角对“五四”戏剧的比较考察》一文则通过二元论来分析中国话剧的现代化转折，认为一方面是古典戏曲的衰微已难以真实深刻地表现风云变幻的20世纪中国社会，另一方面是西方戏剧的引进击碎了传统的戏剧观念与模式，从而引导戏剧走向了变革之路。此后还产生过较大影响的则是董健在中国话剧百年之际发表的数篇关于现代启蒙精神与中国话剧的系列文章：《现代启蒙精神与中国话剧百年》《论中国话剧的现代启蒙主义精神》《中国话剧的现代启蒙主义精神》《现代启蒙精神与百年中国话剧》。文章都明确指出百年中国话剧的整体文化特征不是以往所强调的战斗性传统，而应该是现代的启蒙主义精神。董健认为，通过启蒙来促进人的现代化，乃是话剧对于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最大贡献，而启蒙精神在中国话剧的百年发展历程中则又可根据其进退起伏的S形轨迹具体划分为五个阶段。而在包括五四话剧的第一阶段中，“启蒙主义明灯般驱除人在思想、精神上的黑暗、蒙昧状态，引领这一崭新艺术在曲折的道路上不断前进”。而具体到五四话剧，则是以其对旧戏的批判与“易卜生主义”的宣扬为现代启蒙主义文化运动开辟了道路。

除了文艺思潮与思想意识层面的研究以外，关于五四话剧的相关论文还涉及诸多具体的方面，如温大勇的《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对中国早期话剧创作的影响》一文便从题材主题、情节结构、人物塑造等方面审视了易卜生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剧在五四话剧中的体现。张艳华的《五四时期话剧的崛起与沉沦》分析了五四话剧因担负历史任务而崛起却因与接受主体相隔阂而沉沦的历史进程。许祖华《20世纪中国戏剧革命的先声——“五四”戏剧理论的探讨》则讨论了五四话剧在戏剧理论上，诸如戏剧的功能、本质与规律等各方面的建树与贡献。胡星亮的《论“五四”社会问题剧》则对五四社会问题剧在主题内涵上实现了现代化，艺术表现却少有现代化的问题进行了反思。此外，还有大量关于如旧戏批判、国剧运动、演出实践、五四话剧代表作家作品解读等具体文章，皆或多或少地对五四话剧研究有所贡献。

纵观五四话剧研究的历史，可以说研究界本身已取得了相当丰硕的理论成果，每个时期都有对五四话剧研究的突破性进展，这种突破既体现着五四文学研究的新的角度和高度，也是话剧自身研究疆域的新的拓展。然而同时也应当看到，通常情况下这些研究还多是以单独的“点”的凿进为主，像关于五四剧作家的研究、具体作品研究、戏剧运动研究、戏剧思潮研究以及特定的戏剧事件研究，等等。而较少将其纳入到一个中国话剧在五四时期现代化的“史”的考察视野与系统性的建构体系之中来对其来龙去脉、理论生发、剧本创作、美学嬗变、成败得失等问题进行充分的审视和综合的考察。五四新文学运动、五四话剧已有百年之余，重新对五四话剧进行全面而深入的透视及思考就显得颇有必要与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