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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忽略“国家”存在的比较优势学说不同，德国历史学派先驱李斯特融合当时德意志地区流行的“国民经济学”概念 [12] 提出的“国民经济学”把“国家”置于核心位置，以“国民经济学”对抗当时占统治地位的“世界主义经济学”，在经济思想史上开创性地提出了一套完整的统筹国内国际市场两种资源的经济循环理论。可惜的是，李斯特的理论由于反对自由贸易而被西方主流经济学所抛弃，由于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严厉批判也没有得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认可，由于扫清一切阻碍国内统一市场的政策主张而被封建当局迫害，以至他的学术地位长期被低估，他的思想光环长期被湮没。重新梳理李斯特的理论，对于统筹国内外市场两种资源、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在李斯特看来，世界主义经济学主张自由贸易和自由放任政策不过是一套骗取落后国家财富的骗术而已，世界主义经济学的主要问题是忽略“国家”的存在，主要就财富本身（价值）而不是对产生财富的原因（生产力）进行研究。由于“财富的生产力比之财富本身，不晓得要重要多少倍” [13] ，“国民经济学”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研究和分析财富产生的原因上来。 [14] 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李斯特提出了“国民生产力学说”，构成了李斯特理论的基石。对于如何促进生产力发展，李斯特列举了许多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1）教育、科技对生产力的作用；（2）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对生产力的影响；（3）产业部门间的协调对生产力的影响；（4）民族精神对生产力的影响。
尽管在新的历史时代，我国的生产力水平总体有了很大提高，但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依然是新时代的主旋律，“国民生产力学说”对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依然具有借鉴意义。 [15]
基于对当时德国生产力状况的深刻理解、对美国、俄国、法国等当时工业发展很快的国家的深入研究和在美国“流浪”期间的亲身经历，李斯特提出了最具光环的“幼稚工业”保护学说。李斯特认为：“在与先进工业国家进行完全自由竞争的制度下，一个在工业上落后的国家，即使极端有资格的发展工业，如果没有保护关税，就决不能使自己的工业力量获得充分的发展，也不能取得完全的独立自主地位，流行学派没有看到这一点。” [16]
需要说明的是，李斯特的贸易保护理论，与主张国家干预的重商主义理论不同，它是按照国家发展的不同阶段，有选择性地进行“保护”，它以促进国民生产力的发展为前提。对此，李斯特强调：“保护制度必须与国家工业的发展程度相适应，只有这样，这个制度才会有利于国家的繁荣。对于保护制度的任何夸张都是有害的；工业的充分发展是只能逐步实现的。由于这个缘故，在工业上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两个国家，为了使各种不同的工业品得以进行交换而订立互惠商约是彼此有利的。这时比较落后的国家，虽然自己还不能比较有利地从事于生产较精细的工业品，例如高级棉织品和丝织品，但是先进国家对粗制工业品的部分需要，却可以在商约的促进下由比较落后国家来供应。” [17] 对于“幼稚工业”的保护究竟是否有利于落后国家的发展，《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自由贸易和保护”条目的撰写者芬得雷（R.Findlay）在假设征税和支出没有成本的前提下，用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原理证明，使国家福利最大化的那些必要的补贴可以通过一次总付的税收这样非扭曲的方式获得。 [18] 左大培不同意这种观点，他的研究表明，即便在国际贸易中按照比较优势原理进行了自由贸易，那么在工业这样的新产品制造部门中具有人均产出优势的国家也必定会是一个富国。左大培通过严密的数理逻辑证明，只有在对进口的新产品征收关税，满足本身能够促使国家人均资源新产品生产率提高的情况下，保护关税才能够通过扶植一国新产品的生产而使落后国家变为富裕的先进国家。对进口新兴产业产品征收保护性关税，是促进落后国家发展的最有力手段。 [19]
如果认为李斯特是一个保守主义者，反对自由市场，那一定是一个错误。从本质上来看，李斯特是一个坚定的自由主义者，说他是“德国的斯密”并不过分。正如杨春学所讲，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我们随处可以看到他对自由的赞美、对自由与生产力发展之间互动关系的强调、对封建主义的无情批判、对取消国内贸易壁垒建立国内统一市场的呐喊。 [20]
李斯特以国家的生产力水平为基础，以促进生产力发展为目标对如何统筹国内国际两种市场资源进行了开拓性研究，对于我国如何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如何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以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都有启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