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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迄今为止的经济学理论中，没有一个理论能像比较优势理论那样几乎被所有的国家所青睐，因为它暗示自由贸易并非零和博弈，而是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双方都有利的贸易，这一点对于理解经济循环中的国际循环具有非常高的价值。但是，比较优势学说尤其是静态比较优势学说，对“国家”和各个国家生产力所处的发展阶段的忽视，使许多将比较优势学说视为圣典的发展中国家陷入了“比较优势陷阱”，需要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尽管亚当·斯密的贸易理论中也包括比较优势原理， [5] 国外学者也有“托伦斯—李嘉图—穆勒优势理论”（或“李嘉图—托伦斯—穆勒模型”），国内学者关于比较优势理论为李嘉图创造的结论并不成立， [6] 但是考虑到李嘉图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比较优势学说，我们仍将李嘉图作为比较优势学说的开拓者。对于比较优势学说，李嘉图没有给出数学模型，而是通过英国与葡萄牙两个国家生产酒和毛呢的例子进行了说明。根据李嘉图的理论，即便葡萄牙在生产酒和毛呢方面都有绝对优势，英国与葡萄牙各自按照相对优势进行生产，通过贸易可以使葡萄牙和英国收益都提高。这意味着自由贸易并非零和博弈，而是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双方都有利的贸易。
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学说是国际贸易理论中的经典学说和核心学说，当代的国际贸易学说基本上都是围绕它展开的，我们熟知的赫克歇尔—俄林要素禀赋学说不过是为了解释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提出来，用来说明参与国际贸易交换的商品具有比较成本优势的原因。对于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学说，里昂惕夫在1951年发表了一篇关于美国贸易方面的论文，指出，如果美国是物质资本丰裕和劳动力缺乏的国家，那么它应该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而不是资本密集型产品，这就是著名的“里昂惕夫之谜”。对于“里昂惕夫之谜”，里昂惕夫在后续论文中进行了解释，美国的劳动生产率是其他国家的3倍，以此计算，美国是劳动相对充裕而资本相对短缺的国家，美国的对外贸易并未违背比较优势学说。 [7] 对于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学说，马克思还是比较认可的，这一点可以从《资本论》第三卷第十四章中对外贸易一节的评价看出，其论证逻辑与李嘉图基本相同。 [8]
比较优势学说为国家之间的贸易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是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依据，但由于忽略了“国家”的存在，可能陷入“比较优势陷阱”，主要有三种：第一，“萨缪尔森陷阱”。比较优势学说只考虑了静态的情况，它没有对贸易双方的收益情况进行动态分析，没有考虑劳动力和土地资源等成本随着时间的变化。正如萨缪尔森在一篇论文中所指出的，贸易条件的改变可能对一国来说是永久性损失，不妨称之为“萨缪尔森陷阱”。第二，“李斯特陷阱”。当暂时处于比较劣势的产品具有“学习效应”时，实行自由贸易可能会带来“净损失”。这个分析来源于李斯特的国民经济学，不妨称之为“李斯特陷阱”。第三，“中等收入陷阱”。按照比较优势原理，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的贸易，一定是高端产品与低端产品的贸易，考虑到路径依赖和转移成本较高，落后国家在技术进步、自生创新能力方面会存在严重不足，一般会跌入“中等收入陷阱”。 [9]
从经济学价值属性看，比较优势原理在古典经济学时期就是为英国殖民主义服务的理论，信奉该理论的国家不可避免地成为英国的经济殖民地。美国正是无视亚当·斯密的警告，按照美国学派的建议，实行国家干预的“贸易保护”政策，大力发展原来并不存在的高端产业，才在19世纪迅速崛起。德国正是时任首相的俾斯麦推行李斯特倡导的“贸易保护”政策和保护幼稚工业，才紧随美国之后，进入发达国家行列。日本天皇正是聘用美国学派综合者史密斯，并实施“贸易保护”政策和发展民族工业，也迅速崛起的，匈牙利、罗马尼亚、爱尔兰、意大利等国家在19世纪的快速发展无不与它们受到美国学派、李斯特理论 [10] 影响有关。 [11] 现代比较优势原理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为新殖民主义服务的理论武器。我们熟知的东南亚经济危机、拉美陷阱、许多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都与此相关。以自由化、私有化、经济殖民化为主要特征，信奉现代比较优势原理的国家大部分都是重灾区。
从我国经济发展历史看，比较优势原理也给我们带来许多灾难性的后果。东北地区曾经是世界生产大豆等农产品的重要产区，但是由于与机械化程度较高又享受政府补贴的美国相比具有比较劣势，我国按照比较优势原理，实施进口替代战略，结果整个东北地区生产被彻底摧垮，出现了2004年被国际四大粮食集团绑架的、震惊中外的“大豆危机”。南方地区具有种植甘蔗的传统，但是我国甘蔗种植成本是巴西的3倍、印度的2.5倍、泰国的2倍，而我国食糖配额内进口关税为15%，配额外关税为50%，大大低于WTO成员方平均97%的关税水平，结果食糖这一具有我国战略安全产品自主生产也被摧垮。尤其是一些高端工业品如芯片，如果听信比较优势原理信奉者的建议，根本没有必要研发和生产，结果，我们只能成为任凭美国宰割的“羔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