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新时代的创新和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新常态下如何实现经济健康持续发展进行了深入思考和探索，从方法论和理论上，对以唯物史观为方法论、以剩余价值理论为理论基石的经济循环理论进行了创新和发展。

1.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集中体现在经济和政治的辩证关系，列宁、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国家领导人在不同的时期都提出过“经济是政治的集中表现”“经济是最大的政治”等相关论述。 ^[31] 习近平对经济和政治关系进行了深入概括，指出：“经济离不开政治，政治也离不开经济，这是客观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经济政治化和政治经济化，应是经济和政治辩证统一关系和谐发展的集中体现。” ^[32]

政治的核心是国家，国家是政治的权力机关，国家通过制定和实施法律等强制性手段与运用财政、货币等经济手段，影响经济生活。社会主义国家不仅要扮演“守夜人”的角色，而且要在党的领导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制定发展战略，加强顶层设计，克服“市场失灵”，为社会主义奋斗目标砥砺前行，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因此，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家已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品，而是具有强大建设功能的主体，而这些都建立在党的集中领导之下，因此要理解社会主义政治与经济关系，需要充分理解国家的作用和党的领导的政治优势。

习近平同志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政治与经济关系做了更进一步分析：“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为实现政治与经济的辩证统一找到一种迄今为止的最佳形式。在这一体制下，一方面，是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为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开辟了广阔空间，使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更加雄厚、经济内涵更为丰富，形成了显著的政治经济化特征；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也推进了政治体制的改革，并在优化经济资源配置的同时，优化了政治资源的配置，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不断加强，社会主义制度进一步趋于完善和巩固，经济政治化的特征和运动趋势也更加显著。” ^[33]

对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还有一个重要的论述，“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决定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基础，同时又反作用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基础，乃至于起到决定性作用”。 ^[34] “乃至于起到决定性作用”是对马克思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关系基本原理的创新和发展，为理解为什么要加强党的统一领导、为什么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为什么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等提供了依据。 ^[35]

2.坚持问题导向。我们常说的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就是现实中的问题，相结合的方法就是坚持问题导向的方法。坚持问题导向的方法是马克思的实践认识论、毛泽东的实践论和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的具体应用和发展，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的：“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 ^[36]

现实问题不是来源于文本，不是来源于空洞的说教，而是来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坚持问题导向就是坚持直面现实的经济学分析方法。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必须落到研究我国发展和我们党执政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来，落到提出解决问题的正确思路和有效办法上来。” ^[37]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前无古人的实践探索，如果我们坚持问题导向，直面实践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坚持不懈地进行理论创新，那么我们一定会将实践的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同时在实践中进一步地完善和创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 ^[38]

坚持问题导向的方法是新时代一以贯之的工作方法，是保持经济循环畅通的重要工具，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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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郭冠清：《西方经济思想史导论》，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31—35页。

[2] 魁奈：《魁奈经济著作选集》，吴斐丹、张草纫选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09页。

[3] 魁奈：《魁奈经济著作选集》，吴斐丹、张草纫选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11页。

[4] 魁奈：《魁奈经济著作选集》，吴斐丹、张草纫选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19页。

[5] 参见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7—8页。

[6] 郭冠清：《学贯中西坚持马克思主义——吴易风学术思想评介》，《当代经济研究》2019年第9期。

[7] 李翀：《马克思主义国际经济学的构建》，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50—151页。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64—265页。需要说明的是，中文第2版相关部分的翻译比较晦涩，需要参考中文第1版的翻译。

[9] 郭冠清：《从经济学的价值属性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主体性》，《经济纵横》2019年第7期。

[10] 需要注意，李斯特是第一代美国学派的代表。

[11] 贾根良：《美国学派与美国19世纪内需主导型工业化道路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12] 杨春学：《国家主义与德国历史经济学派》，《社会科学战线》2020年第6期。

[13] 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5页。

[14] 对此，李斯特讲道：“财富的原因与财富本身完全不同。一个人可以据有财富，那就是交换价值；但是他如果没有那份生产力，可以产生大于他所消费的价值，他将越来越穷。一个人很穷，但是他如果据有那份生产力，可以产生大于他所消费的有价值产品，他就会富裕起来。”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18页。

[15] 郭冠清：《从经济学的价值属性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主体性》，《经济纵横》2019年第7期。

[16] 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67页。

[17] 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74页。

[18] 芬得雷：《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2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52页。

[19] 左大培：《“李斯特命题”的数量化模型分析》，《当代经济研究》2015年第8期。

[20] 杨春学：《国家主义与德国历史经济学派》，《社会科学战线》2020年第6期。

[21]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思考》，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2页。

[22]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6页。

[23]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3—1474页。

[24] 夏慧芳：《中国工业化的基石——前苏联援建的“156项目”》，《新西部》（理论版）2016年第21期。

[25]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32页。

[26]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80页。

[27]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4—65页。

[28] 《邓小平思想年编：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78页。

[29] 这些企业指“三资企业”。《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9页。

[30]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31] 对社会主义政治与经济问题的关注可以从布鲁斯1978年出版的《社会主义的政治与经济》书名中看出。参见布鲁斯《社会主义的政治与经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93—123页。

[32] 习近平：《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再认识》，《东南学术》2001年第4期。

[33] 习近平：《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再认识》，《东南学术》2001年第4期。

[34] 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6日第2版。

[35]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首次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即“两个结合”，凸显了文化的作用。

[36] 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6日第1版。

[37]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第2版。

[38]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第2版。 Z9E1QHh4Tcr1taCV66gwB/vQFXKNVSQg5P71WOofOQivSvfmwt+9sJta+6BgNzZ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