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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唐玄宗下诏，天下罢乡贡，举人不由国子及郡、县学者，勿举送。
《新唐书·选举上》：“十二载，乃敕天下罢乡贡，举人不由国子及郡、县学者，勿举送。是岁，道举停《老子》，加《周易》。十四载，复乡贡。” [1] 《登科记考补正》卷九：“（天宝十二载）七月壬子，诏天下举人，不得充乡试，皆须补国子学生及郡县学生，然后听举。” [2]
稍后，公当结束商余隐居生活，为应次年进士考试入郡、县学。
元结《与李相公书》：“辱在乡选，名污上第。”按：唐人参加进士考试，有多途径。《新唐书·选举上》：“唐制，取士之科，多因隋旧，然其大要有三。由学馆者曰生徒，由州县者曰乡贡，皆升于有司而进退之。” [3] 《新唐书·选举上》：“每岁仲冬，州、县、馆、监举其成者送之尚书省；而举选不由馆、学者谓之乡贡，皆怀牒自列于州、县。试已，长吏以乡饮酒礼，会属僚，设宾主，陈俎豆，备管弦，牲用少牢，歌《鹿鸣》之诗，因与耆艾叙长少焉。既至省，皆疏名列到，结款通保及所居，始由户部集阅，而关于考功员外郎试之。” [4] 本年唐玄宗罢乡贡，十四载复乡贡，元结天宝十三载中进士，则其举进士非由乡贡。然元结在元结《与李相公书》：“辱在乡选。”则必然入州郡学馆，通过参与考试而获得荐举进士资格。
元结《与吕相公书》：“昔天下太平，不敢绝世业，亦欲求文学之官职员散冗者，为子孙计耳！”《避暑录话》卷上：“故次山出举进士制科，慨然以当世为念，随其所为皆有以表见，岂延祖亦固知次山可语是耶？” [5] “不敢绝世业”“为子孙计”及“慨然以当世为念”，当为元结再次参与进士考试原因。
仲冬，元结参与乡选，获荐进士资格。
《通志·选举略》：“唐人贡士之法，多循隋制。上郡岁三人，中郡二人，下郡一人，有才能者无常数。其常贡之科，有秀才，有明经，有进士，有明法，有书，有算。自京师郡县，皆有学焉。每岁仲冬，郡县馆监课试其成者，长吏会属僚，设宾主，陈俎豆，备管弦，牲用少牢，行乡饮酒礼，歌鹿鸣之诗，征耆艾、叙少长而观焉。既饯而与计偕。” [6] 又曰：“其不在馆学而举者，谓之乡贡。” [7] 根据元结文，则其参与的是乡选，而非乡贡。杨谱以为元结以乡贡获荐，当误。
本年，公作《订古五篇》，并为之序，以订古前世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道，或为行卷之作。
元结《订古五篇》，其序曰：“天宝癸巳，元子作《订古》，订古前世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道。于戏！上古失之，中古乱之，至于近世，有穷极凶恶者矣。或曰：‘欲如之何？’对曰：‘将如之何！吾且闻之订之、嗟之伤之、泣而恨之而已也。’”天宝癸巳年即天宝十二载。按：《订古五篇》与元结习静于商余作品有较大不同。商余作品，出世思想较浓，以宣扬道家思想为主。《订古五篇》则儒家思想较浓，入世意图明显。《订古五篇》主要探讨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道，指出道废之缘由。
稍后，公至长安，于礼部报到，纳卷《文编》，礼部侍郎杨（阳）浚对其赞赏有加。
元结《文编序》：“天宝十二载，漫叟以进士获荐，名在礼部。会有司考校旧文，作《文编》纳于有司。”又曰：“侍郎杨公见《文编》，叹曰：‘以上第污元子耳！有司得元子是赖。’叟少师友仲行公，公闻之，谕叟曰：‘于戏！吾常恐直道绝而不续，不虞杨公于子相续如缕。’”颜真卿《元君表墓碑铭并序》：“天宝十二载举进士，作《文编》。礼部侍郎阳浚曰：‘一第污元子耳，有司得元子是赖。’遂登高第。”《新唐书·元结传》亦云：“天宝十二载举进士，礼部侍郎阳浚见其文，曰：‘一第慁子耳，有司得子是赖！’果擢上第。”元结《与李相公书》：“辱在乡选，名污上第。”按：元结《文编序》：“天宝十二载，漫叟以进士获荐，名在礼部。会有司考校旧文，作《文编》纳于有司。……明年，有司于都堂策问群士，叟竟在上第！”颜真卿《元君表墓碑铭并序》举进士在作《文编》之前，则所谓举进士并非中进士，而是参与进士考试。这与元结《文编序》“天宝十二载，漫叟以进士获荐，名在礼部”一致，后人多误以为元结为天宝十二载中进士，非。
又《文编序》称礼部侍郎“杨公”，李华《三贤论》也谓“礼部侍郎杨浚掌贡举”，《唐语林》《册府元龟》皆作“杨浚”；然颜真卿《元君表墓碑铭并序》及《新唐书·元结传》皆作“礼部侍郎阳浚”，又据《登科记考补正》引岑仲勉考：“曲石藏《唐故朝散大夫太子左赞善大夫陇西李府君（咄）墓志铭并序》，咄卒天宝十三载十二月，以翌年十一月葬，撰人题‘礼部侍郎集贤院学士阳浚撰’，是作阳者不误，徐氏唯知信《三贤论》，殊不知传刻之讹，固不限于某书也。”然石刻也并非可全信，经刻工之手或碑文磨灭后重刻都可能产生讹误，颜真卿《元君表墓碑铭并序》关于元结卒年记载就存误，姑存疑。
又杨谱引《登科记考》：“（唐制）其应举者，乡贡进士例于十月二十五日集户部。” [8] 以为元结十月二十五日至京。然据《唐会要》：“至大历十年五月十九日敕：今年诸色举人，悉赴上都，准旧例。十月二十五日随考试，户部著到。” [9] 此为大历年间所下敕，则元结至京，未必在十月二十五日前。
约与此同时，公把天宝九载至十二载期间作品编撰成集，命为《元子》，李纾为之序，又于文集前作《元氏家录》，或为行卷而作。
元结《自释》：“少居商余山，著《元子》十篇，故以元子为称。”然从元结最早作品看，他在《闵荒诗并序》中就自称为元子，该诗作于天宝五载，而据马端临《文献通考》载《元子》收录的是天宝九载至十二载间作品，可见先有元子之名，后有《元子》文集。《新唐书·艺文三》《郡斋读书志》均作十卷。又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初，结居商余山著书，其序谓天宝九年庚寅至十二年癸巳，一万六千五百九十五言，分十卷，是盖有意存焉。卷首有《元氏家录》，具纪其世次。” [10] 元结《别韩方源序》也载：“乙未之前，次山有《元子》。”乙未年为天宝十四载，但《元子》收录的作品并非天宝十四载作品，而是收录此前作品，也即天宝九载至天宝十二载隐居商余山时的作品。《自释》与马端临《文献通考》所载并不矛盾。另元结《自释》载：“著《元子》十篇。”盖“篇”为“编”，非指十篇文章。
马端临所见《元子》卷首有《元氏家录》，赵明诚《金石录》也载：“右《唐元结碑》……而《碑》与《元氏家录序》皆云……”
[11]
可知《元子》前有《元氏家录》及《元氏家录序》。据李商隐《容州经略使元结文集后序》，可知元结自编文集皆有自序，则赵、马二人所见当为原本。考元结现存天宝九载至十二载间作品，有《述居》《述时》《述命》《二风诗序》《戏规》《出规》《处规》《心规》《恶圆》《恶曲》《水乐说》《订司乐氏》《浪翁观化》《订古五篇》，仅十四篇左右，字数不到六千，则其所佚作品多达一万余言。洪迈《容斋随笔》：“又有《元子》十卷，李纾作序，予家有之，凡一百五篇，其十四篇已见于《文编》，余者大抵澶漫矫亢。”
[12]
据《旧唐书·李纾传》载：“李纾字仲舒，礼部侍郎希言之子。少有文学。天宝末，拜秘书省校书郎。大历初，吏部侍郎李季卿荐为左补阙，累迁司封员外郎、知制诰，改中书舍人。寻自虢州刺史征拜礼部侍郎。……卒于官，年六十二。贞元八年，赠礼部尚书。”
[13]
李纾与元结为同时代人，其所作序的《元子》应与元结所自编《元子》为同一著作。“一百五篇”与“一万六千五百九十五言”在数量上大致相当，且《元子》与《文编》并列，则洪迈所见版本当与赵明诚、马端临所见应该一致。从洪迈所述“
方国二十国事”及《元氏家录》《元氏家录序》等皆佚情况看，《元子》中可能除十四篇见于《文编》的作品外，绝大部分篇章已佚（参考《文编》）。又宋王尧臣《崇文总目·儒家类》载有十卷本《元子》，但同时又载：“《元子》二十卷，元结撰。”
[14]
此版本与其他文献所载皆不合，或后人因《元子》和《文编》重合度小，合并二者而成。因元子为元结最早称号，故以此名其文集。惜此本未得流传。
又《元子》前有《元氏家录》《元氏家录序》，《家录》与后世族谱有一定区别，更注重于对一个家庭先祖的溯源，较族谱相对而言简略些。《元氏家录》《元氏家录序》可能源自于元结自身之手。《金石录》指出：“《唐书·列传》，结，后魏常山王遵十五世孙，而《碑》与《元氏家录序》皆云‘十二世’，盖《史》之误。” [15] 元结为后魏常山王遵“十二世”孙，与颜真卿《元君表墓碑铭》合，且《家录》指出其高祖“善禘”，《家录》由外人编撰的可能性较小。
又《元子》《文编》同编于天宝十二载，元结作《文编》是为了“纳于有司”（《文编序》），其目的是为科举做准备，其编《元子》当也有此目的。但《文编》与《元子》不同，《文编》更多强调的是“其意必欲劝之忠孝，诱以仁惠，急于公直，守其节分”，故《文编》“纳于有司”；《元子》则不一样，从洪迈所载《
方国二十国事》：“方国之
，尽身皆方，其俗恶圆。设有问者，曰‘汝心圆’，则两手破胸露心，曰‘此心圆耶’，圆国则反之。言国之
，三口三舌。相乳国之
，口以下直为一窍。无手国足便于手。无足国肤行如风。……恶国之
，男长大则杀父，女长大则杀母。忍国之
，父母见子，如臣见君。无鼻之国，兄弟相逢则相害。触国之
，子孙长大则杀之。”
[16]
可以看出，《元子》文风确实“澶漫矫亢”，部分篇章类似于小说。值得注意的是唐自贞元、元和以后，参加进士考试的士人不少以传奇小说行卷或温卷，考元结之《元子》之创作时机，或肇其端。
又或于此前后，作有《诸山记》。
考元结《文集》，未载有《诸山记》。颜真卿《元君表墓表铭并序》、唐志及唐代其他文献，皆未提及《诸山记》。北宋王尧臣《崇文总目》始有记载：“《诸山记》一卷，原释阙。” [17] 南宋曾慥著《类说》，辑录《诸山记》中《武夷君》篇，然仍题“不著撰人”。宋郑樵《通志·地理》：“《诸山记》，一卷。（未注作者）” [18] 元脱脱等《宋史·艺文三》：“元结《诸山记》一卷。” [19] 不知《宋史》所依何据。考《诸山记》中《武夷君》：“有神人号武夷君，一日语村人曰：‘汝等以八月十五日会于山顶。’是日，村人毕集。见彩缦屋宇器用甚设。闻空中人声，不见其形。令男女分坐，食酒肴。须臾乐作，曰……诸仙既去，众皆欣喜曰：‘我等凡贱，与神君同会缦亭。’因名其地为同亭。” [20] 语言通俗，与元结现存早期作品不符，但想象力极为丰富，喜用僻字，且表现出道家思想，这些与元结作品具有一致性。元结小说类作品全佚，无从了解其具体风格，故存疑。有元结小说类作品，皆作于其进入官场之前，其后不见有作，暂系于此。
在此稍前，公或与刘长卿有交往。
刘长卿《赠元容州》：“拥旌临合浦，上印卧长沙。……旧游如梦里，此别是天涯。” [21] 该文作于大历六年。诗中刘长卿称元结为旧游。然安史之乱后，刘长卿主要活跃于吴越一带，中间又遭遇贬谪，与元结并无多少交集。又李肇《国史补》卷下载：“天宝中，则有刘长卿、袁咸用分为朋头，是时常重东府西监。”据杨世明考证：“刘长卿诗中可以考见的应试在天宝五载（746）……天宝十三载（754）有诏天下举人不得充乡贡，皆须补国子学生及郡县学生，方可听举。……他成了诸生的‘朋头’。” [22] 又天宝六载元结开始参加进士考试，至本年才中进士，其与刘长卿交往，或在此期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