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正月，公著《皇谟》三篇、《二风诗》十首，献之朝廷。
元结《二风诗序》：“天宝丁亥中，元子以文辞待制阙下。著《皇谟》三篇、《二风诗》十篇。将欲求于司匦氏，以裨天鉴。会有司奏待制者悉去之，于是归于州里。后三岁，以多病习静于商余山。”按：在元结集中，有《元谟》《演谟》《系谟》三篇，当即《二风诗序》中的《皇谟》三篇。《元谟》曰：“迨乎衰世之君，先严而后杀，乃引法树刑，援令立罚，刑罚积重，其下畏恐；继者先杀而后淫，乃深刑长暴，酷罚恣虐，暴虐日肆，其下须奰；继者先淫而后乱，乃乘暴至亡，因虐及灭，亡灭兆钟，其下愤凶。此颓弊以亡之道也。”《演谟》曰：“圣人须极道于常臣，贤人须滋德于庸君，使道德优优，不丰不纷，乃须杀而不淫，罚而不重，戒其虐惑，制其昏纵。”《系谟》则从道德、风教、衣服、饮食、器用、宫室、苑囿、赋役、刑法、兵甲、畋猎、声乐、嫔嫱、选才、郊祀、思虑等方面对帝王的行为作了详细的规范。《皇谟》三篇，实为一篇，谟也即谋之意，是元结为唐王朝开出的治世良方，元结欲“极帝王理乱之道，系古人规讽之流”（《二风诗论》）。系统阐述了元结早期的政治主张。
又有《治风诗》五篇、《乱风诗》五篇，合而为《二风诗》。据《二风诗序》，与《皇谟》三篇当作于先后。其中，《治风诗》五篇主要歌颂仁帝、慈帝、劳王、正王、理王，为后世帝王提供效法的对象。《乱风诗》五篇主要批判荒王、乱王、虐王、惑王、伤王，为后世帝王提供经验教训。《二风诗》与《皇谟》三篇实为一整体，《皇谟》三篇是从理论上进行阐述，《二风诗》则从正反两个方面举例进行论证。然据《二风诗序》：“天宝丁亥中……后三岁，以多病习静于商余山。”“后三岁”也即天宝九载（750），《二风诗序》当作于此时，与《二风诗》非同时作。
元结《皇谟》三篇及《二风诗》目的是：“将欲求于司匦氏，以裨天鉴。”按：元结于本月或稍后参加了制举考试，则《皇谟》《二风诗》当为行卷或纳卷之作，为之后的科举考试做准备。
又《补乐歌十首并序》作于同时或稍前。
按：《补乐歌十首序》：“今国家追复纯古，列祠往帝，岁时荐享，则必作乐，而无《云门》《咸池》《韶》《夏》之声，故探其名义以补之。诚不足全化金石、反正宫羽，而或存之，犹乙乙冥冥，有纯古之声，岂几乎司乐君子，道和焉尔。”诗歌歌颂自伏羲氏至有殷氏的帝王，意为后世帝王树立效法对象。而且从《序》看，当献于朝廷，以裨天鉴，与《二风诗》创作目的基本相同。又，天宝十三载元结第二次参加了科考，也有投献之作，但《补乐歌十首》在明郭勋本中列于《二风诗》前，而且明本中无论是诗歌还是文章，大体是按时间顺序排列；从行文风格和内容看，《补乐歌十首》也和《二风诗》一致，故其创作时间当与《二风诗》同时或稍前。
本月或稍后，公与杜甫参与制举考试。李林甫以草野之士卑贱，恐泄露当时之机，故布衣之士无有第者。公后作《喻友》以讽时世。
元结《喻友》：“天宝丁亥中，诏征天下士人有一艺者，皆得诣京师就选。相国晋公林甫以草野之士猥多，恐泄漏露时之机，议于朝廷曰：‘举人多卑贱愚瞆，不识礼度，恐有
言，污浊圣听。’于是奏待制者，悉令尚书长官考试，御史中丞监之，试如常吏。已而，布衣之士无有第者。遂表贺人主，以为野无遗贤。……乡人于是与元子偕归。于戏！贵不专权，罔惑上下，贱能守分，不苟求取，始为君子。因喻乡人，得及林甫，言意可存，编为《喻友》。”《资治通鉴·天宝六载》据此演绎为：“（正月）上欲广求天下之士，命通一艺以上皆诣京师。李林甫恐草野之士对策斥言其奸恶，建言：‘举人多卑贱愚聩，恐有俚言污浊圣听。’乃令郡县长官精加试练，灼然超绝者，具名送省，委尚书覆试，御史中丞监之，取名实相副者闻奏。既而至者皆试以诗、赋、论，遂无一人及第者。林甫乃上表贺野无遗贤。”
[6]
此处疑点颇多：《资治通鉴》以为“至者皆试以诗、赋、论，遂无一人及第者”，然据《登科记考》，天宝六载有进士二十三人，制科则道举一人，风雅古调科有名可考者一人，并非没有录取一人，本年进士至少录取了二十五人。则后世以为本年“无一人及第”，应该是“布衣之士无一人及第”。《荀子·大略》：“古之贤人，贱为布衣，贫为匹夫。”
[7]
则所谓布衣是指社会地位较低的下层士人，而对于当时世家大族人士，则当有录取。又元结《喻友》：“天宝丁亥中，诏征天下士人有一艺者，皆得诣京师就选。”唐代的科举分为两类，即常举、制举两类。常举又分为明经科和进士科。制举则时间上不确定，是天子立个名目（祭祀、立太子、寿辰）等，由官员推荐，而召非常之才。据《册府元龟》：“六载正月丁亥，南郊。礼毕，制：‘选贤推能，常虑不广。三府之辟，则唯采于大名；四科之荐，盖不通于小学。今承平日久，仕进多端，必欲远贲弓旌，载空岩穴，片善必录，末技无遗。天下诸色人通一艺以上，各任荐举。仍委所在郡县长官精加试练，灼然超绝流辈远近所在者，具名送省。仍委尚书及左右丞、诸司委御史中丞更加对试。务取名实相副者，一时奏闻。’”
[8]
元结所参加的这次制举，当是由于皇帝于南郊祭祀，为展示皇恩浩荡而举行的一次考试。然而，当时的唐王朝已现破败危机，李林甫担心下层士人对策时揭露现实，故布衣之士无一中举。元结父亲在开元年间就已辞官，故也属于“布衣之士”之列，而其稍前所作《闵荒诗》正是揭露现实之作，故在下第之列。
公或此时与杜甫有交往。
仇兆鳌《杜甫年谱》天宝六载：“天宝六载丁亥。公应诏退下，留长安。元结《谕友》文云：‘天宝六载，诏天下有一艺，诣毂下。李林甫命尚书省试，皆下之。遂贺野无遗贤。’时公与结，皆应诏而退。” [9] 元结或在此时与杜甫开始交往。大历二年，当杜甫读到元结《舂陵行》时，作了一首《同元使君舂陵行》。
本年或稍后，公有感于前世之事，作《系乐府》十二首，对中唐新乐府运动产生一定影响。
元结《系乐府序》：“天宝辛未中，元子将前世尝可称叹者，为诗十二篇。”按：天宝中未有辛未年。故辛未必为误书。又《系乐府》第九首为《古遗叹》，其诗曰：“古昔有遗叹，所叹何所为？有国遗贤臣，万世为冤悲。所遗非遗望，所遗非可遗。所遗非遗用，所遗在遗之。嗟嗟山海客，全独竟何辞。心非膏濡类，安得无不遗。”从诗意看，该诗应该是针对本年科举考试时李林甫“表贺人主，以为野无遗贤”而发，故《古遗叹》当作于本年科举考试后，与《喻友》前后作。又《系乐府》最后一首为《下客谣》，开篇曰：“下客无黄金，岂思主人怜。”下客是指下等宾客，应为元结自喻。又天宝七载（748）元结作有《丐论》，元结与丐为友亦可略知元结此时经济状况，故《下客谣》也当作于天宝六载或稍后。又根据《系乐府序》可知，《系乐府》十二首是元结回忆个人此前生活的作品，其排列应当依据了一定时间顺序，故系此组诗于本年或稍后作。
又元结《系乐府序》又曰：“古人歌咏不尽其情声者，化金石以尽之，其欢怨甚耶戏！尽欢怨之声者，可以上感于上，下化于下，故元子系之。”系乐府直接继承了汉乐府用诗歌反映现实的传统，即事名篇，对中唐新乐府运动产生了一定影响。
元结《系乐府》共十二篇，分别为：《思太古》《陇上叹》《颂东夷》《贱士吟》《欸乃曲》《贫妇词》《去乡悲》《寿翁兴》《农臣怨》《谢大龟》《古遗叹》《下客谣》。诗中所述之地，多为元结所经历之地，当是对过去所见所闻的一次总的回忆。诗中表现出了较强烈的关注现实的精神。
本年前后，元德秀为鲁山县令，其为鲁山县令期间，颇有政化之行，《于
于》或作于本年。
《新唐书·元德秀传》：“初，兄子襁褓丧亲，无资得乳媪，德秀自乳之，数日湩流，能食乃止。既长，将为娶，家苦贫，乃求为鲁山令。” [10] 李华《元鲁山墓碣铭并序》：“乐正之忧，愀然满容，以甥侄婚仕为念。授署鲁山令。” [11] 《旧唐书·元德秀传》：“族人以绝嗣规之，德秀曰：‘吾兄有子，继先人之祀。’以兄子婚娶，家贫无以为礼，求为鲁山令。” [12]
唐李翱《秘书少监使馆修撰马君墓志铭》：“鲁山令元德秀，行高一时，公（马君）往师焉。鲁山令奇之，号公为‘马儒子’。”殷祝胜据《世说新语》“徐孺子九岁，尝月下戏”之句，推出马君年九岁，又据《墓志铭》，马君卒于“元和十三年”，“年登八十”，推出元德秀在本年已在鲁山县令任上。此推论较为合理。
明李时珍《本草纲目》：“阳生阴长，孤阳不生，独阴不长，常理也。而有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妇女生须，丈夫出湩，男子产儿者，何也？岂其气脉时有变易，如女国自孕，雄鸡生卵之类耶？”《后汉书》也有记载：“南阳李元，全家疫死，止一孙初生数旬。苍头李善自哺乳之，乳为生湩。” [13] 李时珍也对其有怀疑，把其列为人傀：“人傀，附之部末，以备多闻眚咎之征。”此事源于唐李肇《唐国史补》卷上：“元鲁山自乳兄子，数日，两乳湩流，兄子能食，其乳方止。” [14] 不见于《墓碣铭》，亦不见于《旧唐书·元德秀传》及元结相关作品，或小说家所作，为虚妄之词。
又李华《元鲁山墓碣铭并序》：“授署鲁山令，以痼疾不能趋拜，故后长吏佥以客礼待之。常获盗未刑，属滨山之乡称猛兽为害，盗请于庭曰：‘感明府慈仁，愿杀兽赎罪。’公哀而许焉，僚佐坚请，公无变虑。乃从破械纵之，盗果尸兽复命。吏人老幼，咨嗟震勤，发于庭宇，播于四邻，则政化之行可知也。”
[15]
新、旧《唐书》所载略同。又或本年作《于
于》，联袂歌于帝前。（参考“开元三十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