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非遗建档式保护机制的科技背景

2017年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第一次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将“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写入指导思想，将其作为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发展工作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深刻回答了文化传承发展的路径和方法问题，同时也为非遗建档式保护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方针。非遗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容，是文化多样性和民族创造力的重要体现。又因为非遗具有无形性、活态性和分散性的典型特征 ^[12] ，采取建档式的保护机制能够有效应对非遗快速消亡或逐步灭失的问题，因而这一方式得到了国内外的普遍认同。非遗档案是对非遗进行真实、系统和全面的记录，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容，科学技术则是为其赋予现代表达的重要载体 ^[13] 。可见，引入科学技术将有效提升了非遗建档式保护的创新力、传播力、创造力，为非遗的发展态式、传播方式、表现形式带来革命性变化，形成了非遗建档式保护的新方法和新范式。具体来说，将科学技术融入非遗建档式保护，是国家根据非遗保护的迫切需要，为推动非遗适应社会科技发展，采用技术研发、系统构造、项目实施等应用来构成的创新过程 ^[14] 。“科技载体+文化内涵”的组合，将使非遗档案更富“创新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前景。以下主要从保护技术、知识融合、信息传播、数据挖掘方面，对非遗建档式保护机制的科技发展内涵进行阐释。

一 数字化非遗建档

（一）国际层面

20世纪末以来，世界各国逐渐重视网络文化信息资源库的建设，并将非遗数字化档案资源作为数据库的重要构成。国外各类文化机构、协会纷纷立足于自身馆藏，积极开展非遗数字化项目，推出了众多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非遗数字化产品，推动了国际非遗数字化保护水平不断提升和保护范围不断扩展（表2.5）。如联合国于1992年发起的“世界记忆工程”项目，开启了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的新篇章 ^[15] ，起始于1995年的“美国记忆”工程，致力于探索在美国历史文化记忆视角下对文化资源数字化的“最佳实践”，意大利、法国、英国等国家也积极展开实践，设立了专门组织机构或依托原有的文化部门，运用信息技术、互联网技术保护非遗档案，并在数字博物馆的构建、数字文物保存方面开展了很多探索性的工作。

200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了关于“数字文化遗产保护指导方针”和“数字文化遗产保护纲领”的草案，在上述两个文件中明确提出了非遗资源数字化的方法和进行实践操作的步骤，数字文化遗产相关概念和界定、保护的意义和目标等 ^[16] 。结合各国实践成果和相关的规定可知，数字化保护是大数据时代非遗建档保护的重要手段和方法，也是未来文化遗产保护发展的必然趋势。

上述案例中，社会影响力最大的是美国国会图书馆主导，联合全美多所高校、档案馆等机构实施的美国记忆工程（American Memory）。它旨在应用信息技术将国会图书馆内的历史文献、影像资料、书籍、照片、手稿等珍贵馆藏文化遗产资源进行数字化处理，并通过官方网站向社会公众开放上述文化遗产数字资源，从而使“所有的学校、图书馆、家庭能够不受场所限制，更加便捷地接触文化遗产资源，并能够根据自身需求整理利用这些资源” ^[17] 。美国记忆工程包含超过900万个记录美国历史和文化的珍贵资料，由美国国会图书馆根据资料的原始格式、主题进行整合收藏，形成专题数据库并配备单独检索工具。目前，美国记忆工程已经拥有100多个收藏主题 ^[18] 。

美国记忆项目作为美国国家数字图书馆的旗舰项目，信息建设是该项目的重要部分，其部分技术信息如下表所示。

（二）国内层面

我国非遗建档数字化保护的相关工作可追溯到2003年《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该工程在实施内容中提出：“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对珍贵濒危的并具有历史价值的民族民间文化进行系统的抢救和保护。”2005年，伴随《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的颁布，该意见中明确指出：“组织开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现状的调查，全面了解和掌握各地各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种类、数量、分布状况、生存环境、保护现状及存在问题。要运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各种方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真实、系统和全面的记录，建立档案和数据库。”2011年《关于加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管理工作的通知》中指出：“在前期调查的基础上，对国家级代表性项目及其代表性传承人进行文字、图片、影像记录，征集并妥善保管相关珍贵实物和资料，建立档案和数据库。加强对国家级代表性项目的深入调查、研究，有计划地出版相关成果。”可见，上述一系列政策将非遗建档数字化保护提上了工作日程。2012年的《文化部“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中，正式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工程”纳入规划。

基于上述政策要求，文化部于2010年10月启动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工程”。该工程旨在通过先进成熟的数字信息技术，使我国大量珍贵、濒危的非遗得到真实、系统、全面的记录，更加有效地保护、传承和发扬非遗，展现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该工程针对非遗数字化保护的工作方法和运行机制开展了初步研究探索，在文化部的支持下，一期项目于2011年5月开始建设（表2.8）。项目工作团队由来自传统戏剧、传统美术和传统技艺三类专家组成，并吸纳了计算机信息技术方面的专业人才。

可见，非遗档案的数字化保存、开发、利用和传递，是信息时代赋予非遗保护的新兴道路，也是数字时代极具社会文化意义的战略举措。随着全球非遗建档数字化研究的不断深入，各国都产生了众多各具特色的研究成果，非遗数据库建设也取得了一定进展，部分地区还借助于3D扫描、虚拟现实、动作捕捉等新兴技术，探索非遗建档数字化的新方法。但当前非遗建档数字化仍然呈现相对弱势的状态，主要存在的问题如下：首先，非遗档案数据库在信息采集的真实性、信息保存的规范性、信息来源的广泛性等问题上仍具有较大的探索空间，特别是国内，部分地区并未遵循非遗数字化保护的标准规范体系开展实践活动，非遗数字档案资源较难实现跨系统的交流与开发；其次，当前国内外相关研究和项目大多针对非遗项目和非遗传承人开展建档工作，少有突出非遗活态流变的特点，针对非遗文化空间开展建档活动，尤其未将公众态度、非遗传承的过程等信息纳入档案采集的工作范畴。可见，非遗建档保护及其产生的意义，需要置于本土的整体历史，与本土实践的关联性之中加以考察 ^[21] 。

二 非遗建档标准化

（一）国际层面

国外非遗建档标准主要集中在文化遗产领域，以元数据标准和管理标准为主（表2.9）。

其中，比较具有典型性的有用于艺术品描述的 Categories for the Description of Works of Art （艺术作品描述类目）、用于网络环境下艺术、建筑、史前古器物、照片等艺术类可视化资源描述的 Visual Resources Association Data Standards Committee （视觉资料核心类目）、用于描述档案和手稿资源，包括文本文档、电子文档、可视材料和声音记录的 Encoded Archival Description （编码档案描述）等。除此之外，各国还以非遗建档过程中存在的实际或潜在的问题为对象，制定、颁布、贯彻、实施相关的标准规范，为各国非遗建档式保护的深入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如美国制定的《文化遗产建档指南》中总结并推荐了文化遗产建档的做法与经验，介绍了田野调查、口头访谈的技巧与方法，采用调查笔记与访谈总结的撰写格式，拟定了记录日志的写作提纲，强调在建档过程中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以及对本国的非遗建档具有的普遍指导作用。加拿大制定了《非遗建档过程中信息采集的问卷格式》，从采集方式、采集对象、采集步骤、知识产权的保护、建档形式等方面拟定了非遗信息采集的主要格式。此外，一些国际、区域性组织或国家也着手建设非遗建档标准。如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非遗建档、记录和数字化指南》（2007）规范了非遗建档、记录与数字化的政策、程序及具体实践。欧洲委员会的《文化遗产保存与建档指南》（2009）肯定了文化遗产建档与存储的重要意义，提出了具体措施。致力于苏格兰非遗建档保护与实践工作的苏格兰博物馆画廊组织颁布的《非遗的定义与描述：相关艺术品报告》（2009）阐明了非遗的定义，并对苏格兰地区非遗建档的具体步骤、执行模式加以推介。匈牙利先后制订的《非遗保存与记录标准》和《非遗题名撰写格式》，对非遗建档程序、非遗档案信息的内容、著录格式做出规范 ^[22] 。

（二）国内层面

国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建档标准可划分为直接标准和相关标准两大类（表2-10）。直接标准是指与非遗建档工作直接相关的标准，主要包括相关的法律法规、管理工作标准等，具有专门指导作用。相关标准是指非遗建档过程中参考和采纳的其他标准，这一类型的标准能够更好地为业务操作提供依据。

实践表明，档案标准体系中的相关标准是我国非遗建档工作顺利开展的重要依据，相关规范性文件，对于明确非遗建档的主体、操作方法发挥了重要作用 ^[23] 。随着我国非遗数字化保护工作的全面铺开，基于数字化技术和信息采集系统的各类非遗电子档案已呈井喷态势 ^[24] 。因此，电子档案、数码照片、音视频文件等相关管理标准对非遗电子档案信息管理、存储载体选择和保存格式规范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可见，深化非遗建档的标准化工作，需在实现非遗代表性项目以及代表性传承人的数字化管理、非遗档案资源的格式标准统一化和规范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各类非遗数据库及其他非遗数据提供、采录、加工、传输及接收部门和个人之间数据接口的无缝对接与数据资源的共享。建立非遗建档标准体系，不仅可以实现上述基本功能，而且促进了非遗档案信息记录的标准化，一定程度上将非遗档案由数字化形式深化为数据化形式 ^[25] 。可以说，在非遗档案资源标准化的过程中，标准体系设计越量化，非遗档案资源数字化的实现层次就越接近数据化，也就越便于实现非遗档案资源的深层次分析和利用。综上可知，我国的非遗建档标准体系建构虽已取得了初步进展，并在实践工作中得到运用，但现阶段还存在一定的不足：从横向上来说，非遗保护主体条块分割明显，档案机构、文化部门、科技部门分别设立标准，存在重复规划、相关标准的兼容性不足等问题；从纵向上来说，缺乏国家层面、与非遗档案直接相关的业务标准规范，难以满足非遗建档统一流程和规范操作的需求，不利于实现不同地区非遗档案数据的共享与利用。

三 非遗建档数据挖掘

非遗档案能够较为真实全面地反映一项非遗的构成要素、形成的文化背景以及传承情况。可以说，非遗档案是作为一部“活着的历史”得以存在的，其中蕴含着丰富的价值。随着数字化非遗档案资源的不断积累，如何利用信息技术挖掘非遗档案价值、开发利用档案数据资源等问题，已成为国内外学界关注的热点，并展开初步实践探索。

（一）国际层面

自2003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缔结以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不断加大对知识管理的投入，为缔约国提供知识信息和在线服务。在此过程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经积累了大量非遗数据。然而，截至目前为止，有关数据一直按照年份、国家、名录简单列出，并未展现出非遗的实际内涵。从2016年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出了“潜入非遗”（Dive into ICH）项目，开始反思如何将相似主题的非遗项目元素集合在一起，实现元素互联，并且基于语义而非地理位置开发非遗地图，利用语义网与图形可视化，制作“非遗知识图谱”，提供动态的视觉导航。目前已制作了四张知识图谱，分别展示了非遗项目之间的关联性、非遗项目与自然界的联系、非遗项目的分类、非遗项目保存面临的威胁与困境（如图2.1，图2.2，图2.3）。

上述知识图谱，采用不同的节点形状区别其表示含义，通过连线来表示节点之间的关联，并通过颜色划分集群。具体来说，该图谱共有五种节点形状：实心圆、空心圈、四边形、六边形、菱形，分别代表了非遗项目、所属类目、国家、地区和世界文化遗产项目标志。其中，各非遗项目表示节点大小一致，类目节点下非遗项目数量越多，节点越大（如图2.4）。具有相关性的节点之间两两相连，用连线的粗细表示节点之间关联的重要性（如图2.5）。

此外，上述知识图谱在非遗项目及其特征之间构建网状关联。从横向上来说，不同的非遗项目通过相同或相关的特征描述联系在一起，突破了地理空间的限制，较好展现了不同项目之间的内在关联；从纵向上来说，实现了对同一非遗项目的内在特征以及其他相关信息的可视化展示与描述。同时结合信息技术，可以实现查询检索功能。在这一知识图谱中涉及近1000个节点，并相互之间创建了15000个关系，基于语义而非地理开发地图，组织非遗信息，汇集类似主题的节点元素。随着节点、概念元素不断增多，上述知识图谱的内容也将不断充实和完善 ^[26]

通过利用多种新兴科学技术对非遗信息资源进行有效开发，挖掘非遗物质文化遗产档案资源的潜在价值，更好地发挥非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是非遗建档数据挖掘的重要职能。一方面，数据挖掘能够将非遗转化为生产力和文化产品，为非遗档案的保护工作提供资金来源。另一方面，数据挖掘有效挖掘蕴含在非遗档案资源中蕴含的知识，为辅助决策、教学科研、舆情监控等提供帮助。

（二）国内层面

在习近平总书记有关加强非遗保护指示精神与“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联盟（以下简称“非遗联盟”）于2015年12月26日在北京成立。非遗联盟是由六百多家单位机构和个人发起的社会组织，包括各地非遗保护协会、非遗实践基地、高校非遗研究中心以及非遗传承人。非遗联盟促进了国内非遗保护工作的发展进程，建立了一个专业平台，集成了传承人社交、非遗产品销售、非遗企业孵化等功能，推动了中国非遗传承领域产学研一体化，并加强了非遗国际交流 ^[27] ，主要成绩如下（表2.11）。

非遗联盟创建了非遗保护平台，使用RFID技术，将非遗项目特征、生产技艺方法、文化产品销售过程等信息，以数字信息的形式存储于RFID数字标签之中，同时提供移动通信终端、计算机等多渠道查询功能，为查询监督、数据利用、互动交流等功能的实现奠定了基础。可见，实现非遗数字化保存和保护，其最终目的在于最大程度发挥非遗资源的价值，即在对非遗数字资源有效保存的基础上挖掘其内在联系，发挥价值，并为整个社会提供有效利用。如此，应利用信息组织、语义分析等技术，进一步挖掘非遗数字资源内在关联，实现深层联系，使得非遗数字化保护举措产生更大的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益。

四 非遗建档知识传播

（一）国际层面

现阶段，实现当代散存于世的各种载体、各种形态的非遗资源最大限度地被收集、保存和共享的手段，就是建立非遗数据库。非遗数据库可以实现保护工程各项进程数据资源的整合与数据资源利用价值的最大化，可以实现当代已然存世或仍旧可被保存的非遗资源的数字形态整合以及资源利用价值的最大化 ^[28] 。在非遗建档知识传播方面，基于上述认知，国外也展开了实践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表2.12）。

Europeana项目是欧洲区域内跨机构、跨领域文化合作的产物，该项目的实施整合了欧洲丰富的文化遗产资源，实现了有效的资源保护与文化推广，面向社会公众开放利用也实现了文化遗产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为各国甚至世界文化遗产资源的整合提供了良好范例和经验，对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也具有重大意义。2005年，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Jacques Chirac）和其他五位国家元首签署了一封公开信，要求欧盟官员支持欧洲数字图书馆的发展，随后欧盟推出Europeana项目规划。2008年11月，Europeana项目正式对外开放。该项目实施的目标在于通过搭建统一的网络平台整合欧洲的文化遗产资源，实现欧洲文化遗产的广泛传播并增强欧洲人民的身份认同感，实现文化推动欧洲社会、经济发展的目的。2011年1月，欧盟委员会发布了“New Renaissance’s report”，该报告将Europeana项目认可为“欧洲在线文化遗产的主要参考报告”；2015年5月，Europeana成为欧盟委员会的数字服务基础设施（DSI）之一，Europeana在DSI体系中使机构可以更轻松有效地在线共享馆藏，提高共享数据质量，并帮助文化遗产机构进行数字化转型。

截至2020年初，用户通过访问Europeana的官方网站（http://www.europeana.eu）可以在线获取来自33个欧洲国家约4000家文化机构的5800万种文化资源，包括书籍、地图、录音、图片、档案、艺术品展览等资料 ^[29] （表2.13）。以博物馆为例，巴黎卢浮宫、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等欧洲各大博物馆为Europeana提供各自藏品的数字版本，包括画作、艺术品等；以档案馆为例，法国国立视听资料馆为Europeana提供了80000套记录20世纪法国的广播节目；还有欧洲的图书馆提供了珍贵的文献资源 ^[30] 。

Europeana Cloud于2013年启用 ^[32] 。如图2.6所示，Europeana云平台共有两个底层云，计算云与存储云。计算云分为两层，前端系统直接面向用户，向用户提供功能服务，包括数据处理验证、元数据及内容、数据注释、标识符服务、通知服务；后端系统面向管理员或供其它服务使用，主要功能为处理其他非功能性需求，如许可/授权服务等。存储云分为NoSQL数据库和分布式文件系统，为计算云的服务功能提供存储空间 ^[33] 。

Europeana日前公布了名为“Europeana Initiative”的2020—2025年战略安排，重申了其作为欧洲在线数字文化遗产通用平台的地位和作用，旨在继续联合欧洲的文化遗产机构，帮助它们实现科技转型，超越文化和国家边界共享馆藏资源，成为欧洲故事的一部分。其中还规划了未来5年内的工作重点，如表2.14所示。

（二）国内层面

在相关非遗法规政策的指导下，我国非遗档案数据库建设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按照宋丽华等学者的观点，我国已建设的非遗数据库主要分为三种，一是综合Web型数据库，典型代表为“中国非物质文化网·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博物馆”；二是地方区域性的非遗保护数据库，如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网、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网等；三是“准研究型”数据库，如“非遗保护研究专题数据库” ^[34] 。按照上述分类标准，笔者对现阶段我国非遗数据库（网站）建设情况进行调查，选取部分结果汇总于下表（表2.15）。

除此之外，新媒体的出现，也为非遗赋予了新的表达方式，相较于网站，新媒体突破了传统的传播方式，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各种资源，扩大受众面，提高互动性，传播的精准度和效率较传统方式大为提升。以2017年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网络新闻信息传播局启动的“文脉颂中华”非遗新媒体传播示范项目为例，项目开展以来，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网络新闻信息传播局、文化和旅游部非遗司的共同指导下，中国青年网着重发挥青年生力军作用，以“产品打造＋多端分发”为抓手，以“重创意＋强互动”为方向，通过广泛动员青年参与策划生产，推出了符合广大网友阅读偏好和移动化趋势的短视频、H5、VR、沙画、直播、数据图表、微端话题矩阵等系列“正能量爆款”内容及活动赛事。如2018年春节期间，中国青年网打造创意沙画视频《非遗看中国》，视频通过变化神奇的手法，展现了昆曲、狮舞、苏绣、古建筑技艺、春节等中华非遗的震撼之美，凸显了非遗的人文底蕴和时代传承。2018年11月，藏医药浴法——中国藏族有关生命健康和疾病防治的知识和实践正式列入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青年网同步制作推出了《这项来自雪域高原的“世界级非遗”，你了解么》互动答题H5产品。网友在雪域风光的页面场景中进行趣味性的问答游戏体验，了解藏医药浴法的历史根脉、制作技艺等非遗知识，形成对该项非遗差异化的传播报道 ^[35] 。可见，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及其广泛应用极大拓展了非遗资源共享途径，借助于新型互动形式，使得保护和传承非遗的价值观深植人们心中，不断探索出非遗传承的创新实践之路。

综上，各国非遗建档知识传播工作正取得长足发展，我国更利用数字化保护手段，通过搭建网络传播平台、互动交流平台、咨询服务平台等，为用户提供日益便利的利用与共享途径，在利用中延续非遗的生命力与活力。 YS2PpquB2FUjelLNwYK92ZpNiB4NPLOJTJPIgLPiLdogOxZrGMm9tpSYeGpWoAw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