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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深度洗牌，我国面临两头断链、双重挤压的风险加剧。过去十年，我国重大科学技术、核心关键产业技术创新取得了巨大成就，科研水平大幅提升、科技成果不断涌现、高新技术产业蓬勃发展，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初步建立。但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中国国际竞争力仍面临内外因素的制约，一方面，贸易摩擦与疫情双重冲击下，全球供应链从原来单一效率模式转向效率与风险平衡的新格局，各国战略上对供应链安全高度关注，全球产业链或将呈现缩短、分散化和多元化新趋势；另一方面，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发优势”趋于消失，我国制造业创新力对外依存度偏高，上下游产业间技术断层、技术“瓶颈”现象突出，极易陷入技术模仿和低效率创新的“后发优势陷阱”。未来，我国面临产业链上游“供给中断”、下游“需求中断”的两头断链和高端领域产业升级遭遇欧美制造回流、低端领域全球市场被东南亚等后发经济体逐步侵蚀的风险，且有进一步加剧的趋势。
科技革命开辟新赛道，各国发力数字经济博弈全球化新秩序制高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5G 网络、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广泛应用，知识密集型产业日益成为全球生产组织网络的核心环节，技术创新活力裂变式释放，过去依靠资本、劳动力要素累加的发展模式开始向科技、知识、信息和专业化人才等综合要素投入转移，全球信息化进入全面渗透、跨界融合、加速创新、引领发展的新阶段，全球产业链步入从物理空间主导到数字空间主导的新格局。过去20年，数字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上升，疫情加速了超级数据的成长，一场社会数字化蜕变和重构的风暴正在兴起。后疫情时代，数字成为畅通循环、打破梗阻、整合各种要素的关键力量，各国为实现经济复苏与转型发展，纷纷推动数字技术为产业链转型升级赋能加力，在围绕新一轮国际分工态势展开的博弈中抢先占据价值链制高点。
供给侧改革发力显成效，以“双循环”格局重构新型产业链体系成破题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切入点。全球供应链变革下，国际大循环动能明显减弱，国内大循环活力日益强劲。我国已进入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快速发展阶段，经济潜力足、韧性强、回旋空间大等多方面优势和条件更加凸显，超大规模内需市场与多层次人才结构为繁荣国内经济提供稳固基础，满足国内需求已成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构建供给和国内需求更加适配的、自主可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成破题高质量发展关键。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通过畅通国内大循环为我国经济发展增添动力，带动世界经济复苏，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
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协调问题突出，建立现代产业分工体系是提升城市化结构性潜能释放效率的重要着力点。城市群作为世界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空间形态，已成为参与国际竞争的基本空间单元，国家间竞争也由企业、产业集群、中心城市的竞争转向城市圈域所获取的全球资源分享空间的竞争，随着全球范围竞争加剧，城市圈域之间的分工、合作和竞争将决定世界经济新格局。中国进入高度发达的城市化过程，城市群已成为发展主体和经济增长新动力，但大型、超大型城市内部结构性矛盾突出，高房价吸收大量社会购买力，资源脱实向虚趋势难以扭转；周边城市产业各自为政、同质化竞争的无序化发展问题严峻。在技术进步、绿色发展的大背景下，空间上调整重组产业结构，塑造核心城市、次级城市、周边城镇及其腹地协同分工的城市群现代产业体系，为优化要素配置效率、重塑国家竞争力指明方向。
发达国家长期占据全球价值链的研发和营销环节，掌握核心和关键技术，依靠其在全球价值链主导地位形成核心竞争力，占据国际竞争制高点。我国通过加工装配“低端嵌入”全球产业链，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出口大国，大幅提升了全球影响力和话语权。但我国科技进步的步伐并未跟上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步伐，对短期经济利益的追求导致基础性研究边缘化，低水平扩张模式导致技术扁平化，在产业科技领域自主创新与开放引进的失衡近年来越发明显。
要实现产业链、供应链以我为主、安全可控，就必须打通自主创新这道必经关口。从模仿创新走向原始创新、构建以产业链为主线的创新系统，通过制度创新推动技术创新，实现从技术外生供给型制度安排转向技术内生供给型制度安排，从追随式发展的后发优势向引领式发展的先发优势转变，是摆脱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在短周期技术行业和产品领域率先实现更高频率创新、绕过先发优势者在长周期行业和细分市场持续升级、超越建立在廉价劳动力等既有低价要素比较优势、改善国际分工地位和提升自身福利的根本途径，更是实现中国经济真正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