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以改革综合发展环境为核心的转型升级

法治化奠定了市场起步发展的硬基石，而配套产业发展的软环境是市场不断迭代升级的关键需求。从改革进程看，深圳进行系统化改革探索的意义在于，服从一个更加广阔的制度变迁过程，比较早地探讨相关配套改革，寻求渐进的阶段性改革的目标逐步深化，用较低的社会成本将多个次优的局部改革串联起来，累积产生阶段性、梯次性的制度变迁结果。在现实中，市场经济是有效激励和信息有效性集合的制度安排，其复杂程度远超过传统的计划经济体系。利用关键性改革带动多项改革，创造体制变革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使改革先易后难，由浅入深。改革越深入，配套要求越高，渐进式改革的难度也越会增大。但也存在另一种情况，改革初期因配套条件不充分，一些改革措施难以实施。随着改革的持续深入，一些难度很大的改革措施会因为配套条件相对成熟而能以较低的代价得以实施。改革能使广大人民群众受益他们就会有动力，就能够以试错方式，从上向下和从下向上，多层次多角度网络状实现市场经济机制对计划体制的梯次替换，其中离不开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改革政策和措施的设计与推进 ^[22] 。

一 合理界定政府干预微观经济的边界，加快市场化、法制化的营商环境建设

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充分激发市场主体的创新活力，是深圳经济发展保持强劲动力的重要原因。深圳通过大幅改善营商环境，深化“放管服”改革，逐步建立市场准入特别措施清单制度和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提升市场综合监管能力，不断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落实完善减税降费政策，降低企业经营成本，真正实现简政放权，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2013年3月1日，深圳启动商事制度改革，提出以便捷高效、规范统一、宽进严管的原则，改革许可审批制度、改革监管方式及营造宽松便捷的市场准入环境，不断降低市场交易成本。2014年，深圳出台全国首个商事登记权责清单，深化“先照后证”改革，将前置审批事项由原来的69项削减为11项，成为全国前置审批事项最少的城市，大幅缩短了开办企业的周期。2017年2月，深圳率先出台《深圳市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工作方案》，通过厘清监管职责、完善监管标准、改革监管体制、创新监管方式、搭建监管平台等措施，构建权责明确、公正公平、透明高效、法治保障的事中事后监管体系。2019年，深圳出台41项举措优化营商环境，将商事登记压缩至1日内，在多领域推行“不见面审批”，建成40家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站，全面优化营商环境，深化“放管服”改革。

在创新推动法制建设，完善城市法律法规体系，丰富法治实践上，率先落实“有偿使用国有土地”，解决特区建设的启动资金问题；率先开展外资准入和登记，解决工业化的重要动力来源问题；率先探索集体建设用地入市，解决城市土地资源难以为继的问题；率先制定深标M0和W0用地，解决科技等新兴业态的承载力问题；率先设立法定机构（2008年6月，内地第一家法定机构深圳市城市规划发展研究中心成立），探索更具市场化的专业服务运行模式。保持法治实践的灵活性和前瞻性，服务瞬息万变的市场需求。在此过程中，边变通、边总结、边改进，成熟后将其转化为正式条文，支持原有法律法规的修订或充实，不断丰富和完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深圳在多个营商环境评价中排名全国前列。截至2019年底，深圳共有商事主体327.8万户，其中私营经济主体共320万户，每千人拥有商事主体247.3户，创业密度居全国大中城市第一；中小板和创业板商事企业数量连续13年居全国第一，近300家世界500强企业在深投资。2020年深圳发布《深圳市2020年优化营商环境改革重点任务清单》，涉及商事登记、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市政设施接入服务、不动产登记、企业融资、纳税服务、跨境贸易、法治保障、公共资源交易、劳动力市场监管、政务服务、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市场监管、包容普惠创新14个重点领域，共提出210项具体改革举措。2021年《深圳经济特区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正式实施，从立法层面推动改革走向“深水区”，通过打造“国际一流、国内最优”营商环境为中国改革不断探索新路。

在深圳一个具体的“政府搭台、市场竞争发展”引起连锁性的制度创新过程的例子是，引入沃尔玛带动了物流与金融业创新改革 ^[23] 。沃尔玛曾经是全球最大的连锁零售企业，20世纪90年代初就实现了以通信卫星为核心，对全球销售信息即时管理。在深圳乃至全国还不存在连锁商业形态时，深圳引入沃尔玛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也激发了学习沃尔玛全球采购体系的热情。1996年8月，沃尔玛在深圳开设了第一家沃尔玛购物广场和山姆会员商店，不出十年，沃尔玛在中国内地已经开出160余家店。先是少数先行者模仿沃尔玛构建连锁超市，而后是中国商业企业开始了全面规模化连锁经营，从根本上改变了计划配给型的传统商业体系。进而是沃尔玛全球采购大会在深圳举办，后来就是沃尔玛的全球采购中心设在深圳，深圳开始了解并规划现代物流产业发展。同时，深圳银行业与沃尔玛诞生了最早的购物卡，开创了我国全面“卡”消费的时代。深圳成为全球发达的物流城市过程，就是不断强化在全球分工体系地位的过程。

二 以宏观经济调控弥补市场不足，统筹谋划地区创新能力升级的长期布局

政府引导企业以分工与专业化为基础，大规模制造逆向助推研发，从而形成动态比较优势，解决企业面临的短期成本收益与长期创新增长不一致的矛盾，使深圳在经历多轮转型衰退期后，能够持续创新升级。菲利普·阿吉翁（2012）认为 ^[24] ，政府产业政策有效的前提条件是，产业竞争不能破坏而是要宜于推动竞争，典型的表现是，政府不能以“挑选赢家”方式来推行产业，这不仅会造成典型的俘获和“寻租”风险，而且会因破坏了市场竞争而造成资源配置的扭曲。因此，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融合是至关重要的。在罗德里克（2009）看来 ^[25] ，产业政策是观察一个政府与企业以市场为纽带的合作过程。政府既不是高高在上且高瞻远瞩的独立的政策制定者，也不是受到特定产业利益集团俘获的租金设置者；政府对特定的产业既要予以支持，也要将设定可度量的绩效指标；最后，产业政策对外公布的公开透明是重中之重。

2010年以来，深圳经济产业结构出现了深刻变化，政府一方面持续淘汰转型低端落后产能，另一方面继续不遗余力地进一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升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水平，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2010年至2012年先后发布了《中共深圳市委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决定》《关于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深圳市加快产业转型升级配套政策》等文件，制定并实施了生物、互联网、新能源、新材料、文化创意、新一代信息技术 ^[26] 、节能环保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政策。在市场发育成熟过程中，促进制定更具针对性的产业政策，建立包括政府部门、非营利性科技产业服务机构（如科技事务所、行业协会等）、市场化产业服务企业的三层次体系，各层次主体功能互补，为科技、产业壮大和有序运行提供服务。

深圳政府在市场化改革改变原有资源配置扭曲的基础上，针对产业升级和提升竞争力的关键薄弱环节，充分发挥组织协调作用并大力投入资源予以扶持，这是深圳25亿元财政投入五年滚动能够取得成效的关键。以新一代信息产业政策为例，深圳设立新兴高技术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和具体办事机构，统筹各部门资源。从2011年起，连续5年投入25亿元设立专项资金用于资助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核心技术攻关、创新能力提升、产业链关键环节培育和引进、重点企业发展、产业化项目建设等方面。其使用方式是，提升创新能力，鼓励科学发现与产业化应用，加强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建设，增强共性技术研究开发与应用示范；鼓励创新成果产业化、知识产权化和标准化战略；鼓励符合条件的企业申报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项目，优先纳入创新型产业用房和土地利用年度规划；支持企业、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合作培养博士后人才；支持深圳企业参加电子信息、通信等领域国际知名展会和会议，支持在深圳举办高水平、国际性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会议；支持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联盟提供重大公共技术研发，鼓励和支持发展相关行业协会、中介机构、产业发展研究、政府决策咨询等产业服务工作。

2011年制定并开始实施一项支持新一代信息技术的五年规划，到2016年取得了圆满成功。五年时间，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增加值翻了一番，达到4052亿元，到2019年已经超过了6500亿元。2019年该产业的国内发明专利公开量43273件，截至2019年底的有效发明专利量为65460件，发明专利公开量排在北京之后居第二位 ^[27] 。2018年发布的《深圳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扶持政策》，明确将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绿色低碳、生物医药、数字经济、新材料、海洋经济等列为重点扶持发展产业。2019年发布《进一步推动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19—2023）》《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行动计划（2019—2023）》和《率先实现5 G 基础设施全覆盖及5G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深圳意在抢占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制高点，掌握产业竞争的战略主动，打造高质量高新技术产业。从经济转型的理念看，深圳较早地提出了有质量的稳定增长的转型政策主张，经过多轮转型实践，深圳上上下下对走创新转型道路认识已经比较统一，在以改革创新推动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方面有了比较丰富的实践和成功经验。此外，深圳的转型政策是有明显时代特点的混合型政策，适度集中政府行政资源，支持市场整合，洞见个别企业观察不到的禀赋优势信息，并通过产业政策方式支持特定产业的发展 ^[28] ，引导企业进行创新转型。

从产业空间规划来看，在新技术发展的早期阶段，知识的隐性程度高，公司和个人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地理邻近（Audretsch 等， 2005） ^[29] 。空间上的邻近性与企业间交流的便利性有利于隐性知识传播，从而推动创新。推动产业集群建设构成以大企业为核心的海量中小企业群落，有助于生产和技术网络由疏而密，分工精细，营造出良好的创新氛围。深圳市在产业用地空间不足的情况下提出要优化产业布局，明确发展重点、空间布局、发展时序等，形成全域统筹、特色发展的全域战略性新兴产业空间格局；在强化产业用地用房供给方面，各区域要加快推进工业区升级改造，加快整备成片产业用地，加大创新型产业用房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供给比例，优先保障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需要；同时，对现有园区进行优化整合，市属、区属国有企业要在全市园区整合中发挥骨干作用，建设一批空间规划合理、产业链完整的专业化园区，为加快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千亿元级和万亿元级产业集群提供了有力保障。

三 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加强创新和基础研究支持力度

政府用于基础研究的公共支出以及适宜知识产权的政策会提高社会公共知识存量，对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和助力高质量发展有重要意义。

一方面，基础研究是自主创新的源头，不断增强基础研究是深圳打造“创新创业创意之都”的必经之路，基础研究的重大发现、理论突破往往孕育着新的知识革命，知识革命意味着知识体系、知识结构的大调整、大变革，必然将引发技术和生产方面新的发展。事实上，从研发投入的结构看，我国政府研发投入占全部研发投入的比重只有20 %左右，与美国有10个百分点左右的差距，这说明我国政府在基础研究方面的研发投入力度大大弱于美国等发达国家，需要进一步增强我国技术创新的研发动力。2018年《深圳市关于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实施办法》发布，旨在以基础研究带动应用技术群体突破，聚集全球创新资源，着力在基础、前沿、源头研究领域爆发出重大科技成果，着力实现基础研究和产业技术创新融通发展。2020年3月，随着深圳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成，宣告着深圳将正式迈入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新阶段。同年6月，《深圳市基础研究项目管理办法》出台，规范和加强了深圳市基础研究项目管理，完善了与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特点相适应的经费保障、成果评价和人才激励机制。同年8月，深圳市发布了我国首部覆盖科技创新全生态链的地方性法规——《深圳经济特区科技创新条例》，明确规定了投入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资金应当不低于市级科技研发资金的30 %，保障财政持续稳定支持基础研究，意味着财政对基础研究的持续稳定投入将有法律依据，将为深圳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提供法治保障。

另一方面，适宜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也为社会科技发展提供了制度基础，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在鼓励发明创造、促进科技成果应用、保护创新创造成果以及推动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等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深圳市政府在健全知识产权保护体系道路上步履不停，科技研发成果所有者的权益获得了法律保障，深圳的创新创业环境也逐步日益优化。2005年和2007年，深圳市政府先后颁布了《深圳市知识产权战略纲要（2006—2010年）》和《深圳市标准化战略实施纲要（2006—2010年）》，在国内率先探索实施知识产权和标准化战略，使知识产权为深圳经济结构优化和产业战略转型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和保障。2008年《深圳经济特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若干规定》出台，成为全国第一部综合性知识产权保护的特区法规。深圳率先建立起专利、版权、商标和技术秘密“多合一”的大型知识产权管理体系。2019年《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发布，与深圳创新发展相匹配、与国际通行规则相接轨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更加完备。

四 以产权改革优化国有资本布局和结构调整，强化基础行业和平台建设

深圳对国企的市场化改革始终走在前列，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上，结合发展使命和发展阶段需要，构建所有制结构，是深圳国企成为深圳活力充沛的市场主体和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全国标杆的关键。

在促进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上，深圳一直着力提高市属国企竞争力，从“一股独大”逐步让位于“经理层持股”“核心技术人员持股”“员工持股”，能够“劳有厚得”的群体规模日益扩大，为促进消费、平衡供需和经济动力转型提供了重大依托。1993年，深圳全面取消企业行政级别，实行企业分类定级制度，随后在全国率先开展现代企业制度试点；2003年至2005年，先后完成34户市属一级企业、250多户二级企业整体改制，涉及员工6万名；到2005年底，在全国大中城市率先完成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的阶段性任务，实现竞争性领域劣势企业平稳退出；2008年，率先完成劳动、人事、分配制度改革，建立与市场接轨的经营机制 ^[30] ; 2017年，深圳市属国企总资产达2.56万亿元，营业收入4005亿元，上缴税金705亿元，增加值占全市GDP的5 %；在全国37个省级监管系统中，市属国企总资产排名第五，净资产排名第四，利润总额排名第三，净利润、成本费用利润率排名第二。此外，深圳在保持一定比重国资国企的基础上，将80 %—90 %的自由竞争土壤和行业发展空间留给民营经济和外资，民营经济、外资的大发展为国资国企提供了学习样板和倒逼机制，促使后者通过改革转变为体制机制更完善的市场主体，更好地发挥市场发展的先导、保障作用。同时，民营经济、外资与国资国企的商业合作与优势互补，随着形势发展、城市使命变化而日益增强。在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结构上实现了深圳特色的均衡，多种所有制主体携手创造了世界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发展史上的深圳奇迹。

在解决市场发育不足问题上，依靠政府投资和国有企业市场化投资（如特发、深物业、深深房、深城建、深业、赛格和特建发、市投控、地铁集团等），发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载体打造的主力军作用，发挥组织市场和培育市场主体的先导作用。在劣势国企退出竞争性领域的同时，做大做强一批从事基础行业的大型骨干企业。2005年，为重点扶持基础行业发展壮大，深圳决定做大做强八大产业集团，八大产业集团为能源、物流、港口、水务、燃气、机场经营、公交、地铁建设和经营产业集团，其中大交通占了六成。引进战略投资者方面不再单纯卖老股，将尽最大可能采取增资扩股方式扩大企业资产规模，为企业发展壮大创造条件。并且国资委对重点支持发展的产业集团和大型企业集团增加国有资本投入，集中对重点扶持企业增加资本金，进行了投资倾斜。

在助推深圳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上，深圳国企从产业空间、金融服务、人才资源、场景应用、载体平台五大关键环节构建创新生态系统服务体系。在产业空间方面，打造了投控公司“深圳湾科技”、深业集团“智慧园区”、特区建发“创智云城”等一批深圳国有园区品牌，为高新技术产业创造优质发展空间。金融服务方面，依托市属金融企业，建立涵盖天使孵化、创业投资、融资担保、上市培育、并购重组等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2018年深圳市天使母基金成立，运营规模达100亿元，专门用来扶持早期投资，它体现了政府扶持意愿，增加了深圳吸引高新技术的能力。在人才资源方面，通过深圳人才集团“招才引智”、深圳人才安居集团“筑梦安居”、人才创新创业基金“以财助才”，为深圳“筑巢引凤”。在场景应用方面，大力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成果在国有企业先试先用，机场、地铁、巴士等大型骨干企业为5G、人工智能、光伏发电、新能源汽车等新技术加快推广提供应用场景，为创新成果产业化提供快速高效的转化渠道。至于载体平台方面，组建重大产业投资集团、智慧城市科技发展集团，打造新兴产业发现平台、引导和投资运营平台，建设68个国家和省级创新载体、11个院士工作站，为深圳构建全过程创新生态链提供最宝贵的智慧源泉。2019年，深圳市重大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正式揭牌成立，它是深圳市国资委新近成立的直管独资企业，着力服务深圳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孵化，担当政府和市场之间的桥梁，努力成为市委、市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重大产业落地和发展的有力抓手，以市场化和公司化方式对接全球重大产业资源，致力于成为深圳市重大产业的发现平台、引导平台和投资管理平台。

五 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大力发展创投，对金融体制进行改革，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深圳对金融体制进行的改革和创新为经济转型升级提供可靠的助力。企业的外部融资主要有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两条路径，其中，银行信贷是间接融资的重要手段。由于大型企业相较于小微企业往往拥有更完备的管理和更稳妥的技术水平、更低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和更充足的抵押品，因而银行通常更倾向于为大型企业提供信贷而不是小微企业。而小微企业是培育创新创业的摇篮，为给小微企业提供更适宜的融资环境， 2011年深圳银监局着手推进“微笑工程”建设，创设“微笑指数”（小微企业运营暨金融服务监测体系），定期监测辖区内小微企业的运营和融资情况，建立“微笑网”（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平台），推动银企交流对接，为小微企业提供“一站式”的融资信息服务。接着，2020年《深圳银行业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监管评价办法》出台，着眼于小微企业信贷供给“增量扩面”，提高首贷户、续贷、信用贷款数量，进一步健全完善敢贷、愿贷、能贷机制等要求，推动银行持续加大小微企业信贷投入力度。

企业进行直接融资则有赖于资本市场、证券市场的突破创新与发展，极大推进了深圳的经济发展进程。1987年，深圳经济特区证券公司（先前由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分行独资）改组为10家金融机构出资合办的股份制企业，正式注册成立，成为新中国的第一家证券公司。它的出现改变了单一靠银行间接融资的状况，开辟了直接融资渠道。同时建立规范化的证券市场的需求日益迫切，以方便企业直接从市场融资。深圳市政府深谙兵贵神速，高效地排除万难，虽然过程一波三折，但最终深圳证券交易所顺利地在1990年12月1日敲响了开市钟。2009年，为扶持高成长性的中小企业，中国创业板在深交所正式上市。创业板为暂时无法在主板上市的创业型企业、中小企业和高科技产业企业等需要融资的企业提供融资渠道和成长空间，通过市场机制，有效评价创业资产价值，促进知识与资本的结合，推动知识经济的发展，为深圳这一片创业创新的沃土增添肥料。2020年4月，《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总体实施方案》出台，推进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向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以及提升资本市场功能迈出了重要一步。

创新投资为科技对接市场提供了条件，科技公司从创业投资获得启动和发展的资金和空间。越完善的创业投资体系意味着更有活力的创新创业环境，而完善的创业投资体系需要法制规范。立法越明晰，产权界定得越明确，企业的交易成本就越低，在这样的营商环境下，创新创业活动就更加活跃。深圳创业投资发展的开端在1994年和1999年“高新投”和“创新投”分别成立，旨在解决中小微科技型企业融资难题，助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为企业提供自初创期到成熟期的全方位投融资服务，奠定了我国创投产业“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和按国际化惯例管理”的基本方向。框架基本搭建完成后，还需要将主角资金“请进来”。1999年，第一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高交会）在深圳举办，高交会通过“官产学研资介”的有机结合，为海内外客商提供寻求项目、技术、产品、市场、资金、人才的便捷通道。在高交会上，腾讯拿到了来自IDG（美国国际数据集团）第一笔220万美元的创业投资，随后开创了深圳成为创业投资热土的先河。随着日益活跃的创业投资活动，为进一步吸引国内外创业资本投资高新技术产业，加快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形成完善的创业投资体系，2000年深圳市政府出台《深圳市创业资本投资高新技术产业暂行规定》，使得外资创业投资进入国内具有了有法可依的新轨道，为创业投资这个新的行业发展确定了一条非政府行政审批与管制的机制，成为我国第一部地方性创业投资规章。为对标国际一流，补齐创业投资短板，助力种子期、初创期企业，2018年，全国规模最大、专门扶持早期投资的天使引导基金——深圳市天使母基金成立。它是不谋求利润，完全体现政府扶持意愿的投资基金。深圳市天使母基金的成立增加了深圳吸引高新技术的能力，用服务创造更大的舞台，培育企业生长更肥沃的土壤。

六 主动推动大湾区建设，深化深港合作，提升国际化水平

深圳转型升级政策能够取得成功，与政府在都市圈内构建的创新网络关系密切 ^[31] 。一方面，构建粤港澳大湾区是产业链升级的必然结果，深圳的强项和优势在于先进制造和科技创新，前者是后者的承载，但要取得全球竞争力，必须要与周边地区特别是大湾区其他城市实现产业融合发展，相互借力，发挥好各自优势，将单项优势转化为全产业链整体优势；另一方面，粤港澳大湾区是参与国际湾区竞争、为改革开放探路的重要一步，大湾区作为“一带一路”的跳板和桥头堡，和中国在新一轮全球化的角色息息相关。当前，改革开放已进入了“深水区”，要维持增长、适应新时代全球化、响应新常态，必须开拓“新市场”、发展“新产业”。同时，我国处于城市化的关键时期，以往城市单打独斗、各自为政的发展方式难以为继，随着国内要素自由流动的实现，以及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完善，在未来，我国将出现新一轮区域经济一体化，而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而产生的都市圈与城市群建设，则将会成为下一轮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增长极。人口流动、资源配置、生活方式甚至价值观变化都围绕城市群与都市圈展开，城市的枢纽性特征仍在强化，作为各种流通链的交汇点，城市枢纽作用发挥越充分，区域内循环网络运行规模越大，质量效率越高。2014年，深圳市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湾区经济”概念。2015年，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首次提出“粤港澳大湾区”概念。随后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的概念迅速发展，深圳积极推动大湾区合作发展，以更开放的姿态拥抱机遇与挑战。2016年6月，粤港澳高校创新创业联盟成立，旨在促进粤港澳大湾区高校学生在创新创业的校际交流与合作，更着眼于各高校的优势互补，它是大湾区内优质院校第一次牵头联合举办的高校双创联盟机构。2019年，国家重磅发布《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真正从顶层设计上把粤港澳大湾区有机结合在一起，对空间布局、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加快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等都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其中，提出深化区域创新体制机制改革，开展知识产权证券化试点，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大力拓展直接融资渠道，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建立大湾区知识产权信息交换机制和信息共享平台等规划，为大湾区注入鲜活的创新活力。2020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外汇局发布《关于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意见》，从促进粤港澳大湾区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促进金融市场和金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提升粤港澳大湾区金融服务创新水平、切实防范跨境金融风险五个方面提出26条具体措施，有利于进一步推进金融开放创新，深化内地与港澳金融合作，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支持引领作用，为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撑。2020年8月，为深化粤港澳创新合作，开展相关科技合作，推动粤港澳大湾区产学研融合，深圳科技创新委员会发布《深圳市深港澳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办法》，向深港澳科技计划项目重点即应用基础研究、关键技术开发和成果产业化给予财政资助资金。

七 吸引高层次多元化人才，加大教育投入力度，完善人才配套

人才也是创新动力的重要源泉，深圳一直不遗余力地吸引、引进和培养人才。2008年深圳在全国最早出台了《关于加强高层次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 2010年“孔雀计划”首发，给予引进的海外高层次人才奖励补贴，以及相应优惠的待遇政策和专项资助，支持其创新创业，以推动高新技术、金融、物流、文化等支柱产业，培育新能源、互联网、生物、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为重点，深圳逐步成为科技人才聚集的目的地。2016年，《关于促进人才优先发展的若干措施》提出20条81项措施178个政策点，涵盖人才引进、培养、评价、流动、使用、激励等各个环节，重点着眼于破除束缚人才的体制机制障碍，“人才新政”出台后，人才安居、医疗、教育、出入境便利等配套措施先后落地。

人才的载体离不开高校。深圳高等教育的起步，有种破釜沉舟的意味。1983年申请创办深圳大学，时任深圳市委书记梁湘表态，就算“卖掉裤子”也要创办深圳大学，有了这样的决心，深圳大学从创办到开学，历时不到八个月。1999年，光电专家牛憨笨来到深圳大学从事基础科学研究，他是深圳特区引进的第一位院士，并且主持成立了深圳大学第一个一级学科博士点。南方科技大学于2010年12月正式获得教育部批准建立，2018年5月新增为博士学位授予单位，是全国最快成为博士学位授权单位的高校。2000年，深圳市政府先后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等国内名校合作，建立研究生院，2016年，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开始招收首届本科生，高考录取分数线连年攀升。同年，《关于加快高等教育发展的若干意见》出台，目标是到2025年，深圳将拥有高校20所左右，全日制在校生约20万人，3—5所高校综合排名进入全国Top50，以深大为根据地，以南科大为突击队，再“扩大统一战线”——把各大名校拉到深圳来建校区，由此形成合力，成为南方重要的高等教育中心。现在，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中山大学深圳校区等更多我们所熟悉的大学加盟深圳。目前，深圳市有高校15所，全日制在校学生11.32万人，专任教师拥有博士学位的约占66 %，深圳高等教育得到了跨越式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