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深圳五次转型增长阶段演进

深圳四十年的转型道路并不平坦，一路跌跌撞撞、起起伏伏，经历了多个转型期，在摸索中走出了从数量型转向创新驱动的道路。深圳已成为我国产业转型过程中率先从数量追赶转向质量追赶、从规模扩张转向结构升级、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发展标杆。展望“十四五”，国家赋予了深圳在更高起点上推进改革开放，全力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好、办得水平更高，以及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走在前列、勇当尖兵的新使命、新要求。

第一阶段（1979—1984年）以“三来一补”为代表的工业化。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抉择。1979年3月深圳撤县设市；1980年毗邻香港的327.5平方公里区域划为经济特区；1981年深圳市升格为副省级市。1979年深圳市地区生产总值（GDP）约两亿元，1992年达到了317.32亿元，年均增长37.4 %。1979年年末常住人口31.4万，1992年超过了260万人。1980—1985年兴办经济特区之初，深圳具有简单靠优惠政策获利的年代，通过价格改革获取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价格差，史称“套利的年代”。此后，开始了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以外商投资为主、生产以加工装配为主、产品以出口为主”成为深圳加入全球分工体系最简明扼要的政策主张。深圳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电子、缝纫、纺织、机械等行业产品以出口外销为主，初步形成外向型的工业发展格局。1979年仅有1家县办企业，员工108人。借助“三来一补”的加工贸易方式成功嵌入全球电子信息产业链。到1990年底，企业超过了600家（其中“三资”企业400多家），职工达到10万人，产品品种也从不足10种发展到近千种，构成了以视听产品为主的现代电子工业体系。

第二阶段（1985—1989年）深圳经济第二次重大转型大致发生在1985年。随着兴办经济特区前几年以获取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价格差套利来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年代的结束，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使深圳与香港形成“前店后厂”的“中心—外围”关系，以OEM为代表的深圳加工贸易企业成为支持深圳重回高速增长的核心力量。产业结构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工业快速发展，服务业稳步提升，三次产业结构由1979年的37.0∶20.5∶42.5调整为1992年的0.1∶41.3∶58.6。深圳工业大力外引内联，实现跨越式发展，工业增加值从1979年的0.23亿元提高到1992年的117.61亿元。这是深圳全面突破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推动市场导向改革的时代，这一时期内，深圳尝试创设系统的市场经济制度，创办了深圳证券市场，引领了利率信贷改革、土地拍卖制度改革，采取多元化投资方式进行港口、机场、高速公路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第三阶段（1990—2004年）以模仿创新为代表的工业化。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推动了我国对外开放从经济特区向沿海、沿江到全面开放。特区政策普惠化，推动深圳向周边地区移动。深圳经济从加工贸易转向模仿性创新时代，凭借模仿形成大规模生产能力初级工业化过程，逐步走向模仿性创新的生产制造。模仿时代的“山寨”经济现象成为深圳工业化的新特征。不可否认，山寨的生命力激发了一种异常灵活的生态系统，成就了供应链，这正是深圳的独特之处。这种对劳动力持续不断的分工使生产力水平得以提高，逐渐形成的产业布局开始被市场认可为最快的效率组合。产业链的精细化分工也让创业成为可能，因为专注在产业链上一个很小的环节，不需要很多的资产，企业边界大大缩小，专业化企业形成新的商业信誉，信任式的合作形成行规，产业链得以高效率的运作，整个产业的运营成半随之降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国外品牌商大举取消订单，很多企业被迫关闭或转型，加剧了竞争程度，加快了产业升级的速度 ^[4] 。

第四阶段（2005—2015年）深圳市进入创新发展和高质量发展阶段。2010年深圳面对新一轮的转型衰退，接下来的几年超过1.6万家企业离开了深圳，但立志实现腾笼换鸟的深圳，目标不变、力度不减、步伐不停地持续淘汰转型低端落后产能。 ^[5] 公共研究开发平台、公共信息平台、公共创新服务平台等有效公共产品供给增长很快，与日益强大的企业创新能力相结合，深圳开始走向全球创新的前沿。深圳在以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数字经济为核心的基因测序分析与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汽车、显示技术等领域形成了较强的自主创新能力，依靠大规模产业技术创新过程，展现了创新活动能力强、集聚水平高、创新速度快的特点，与国际产业技术前沿的差距逐步缩小。作为创新增长的标志之一，2017年，深圳市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增加值合计为9184亿元，同比增长13.6 %。目前，这一转型过程似乎正在从创新制造向知识创新引领的方向演变。

贯穿于三个转型阶段的深圳手机业升级过程是一个了解深圳经济转型的好案例。目前，深圳手机产量约占全国的一半（全球80 %的手机产自中国），市场占有率巨大，聚集了全球最密集、最完善的手机产业链，有华为、中兴等世界级品牌，也有华星光电等著名产业关联公司，有22家企业入围中国电子信息百强企业名单，形成了全球手机“一站式”综合配套交易基地。深圳手机产业链从进口零部件组装生产开始，从山寨模仿到自主研发。1999年中国品牌手机厂商市场占有率只有3%，深圳华强北电子市场提供极低门槛的生产配套条件，造就了山寨手机特殊的模块化生产方式，原本完善的手机产业链，在深圳被分割，形成固定流程，由不同的小公司分担。从下游的元器件商、主板集成商、方案商，再到模具、组装、贴牌。2002年以深圳为主体的中国国产品牌手机市场占有率达到了30 %。2008年后，深圳本土山寨手机厂商数量开始急剧下降，到2012年只剩400家左右，不到高峰时期的十分之一。由此，深圳告别山寨生产模式，开始了追求质量卓越研发创新时代。深圳信息与通信产业发展映射了中国通信1G 空白、2G 跟随、3G 绕道突破、4 G并行、5 G领跑的跨越式发展。进入智能手机时代后，2012年全球出货量前五的手机品牌中，中国智能手机品牌占两席，华为年出货量291万台，占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的4.01 %。2019年中国智能手机品牌占三个席位，华为、小米和 OPPO，华为年出货量2.4亿台，占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第二，占全球出货量的24.87 %。截至2018年，在通信企业5 G 标准必要专利（SEP）声明量排名中，深圳企业华为和中兴通讯发布5 G声明专利3999件，占比26 %。深圳当之无愧地成为全球手机产业制造和创新中心。

在深圳，这种持续上台阶的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过程，被形象地称为“爬锅底策略” ^[6] 。埋锅造饭是农耕文明时代的标准生活方式，“灶”字从象形文字演变而来，火在土上燃烧，锅在火上被炙烤，“爬锅底策略”实在是太形象、太智慧了。深圳的工业化过程从初期低层次起步到进入全球分工体系，这是一种无奈的开始，逐步向上攀缘是必需的选择。只有离开炙热的锅底，才能走上自在、自为、自主的发展道路。在现实中，无数的深圳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演绎出一幅幅奋勇攀登的壮丽画卷，也形成了相关产业的相关生产环节向深圳聚集的过程，长达四十年的演进构成了深圳独特的、发达的、高度细分化的、极复杂的网络化分工体系，构成了产业链协同分工效应。分工深化带来的进一步的产业扩张和创新，使产业升级成为可能 ^{[7] [8]} 。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一直存在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不力、不顺、不畅的痼疾，其中一个重要症结就在于科技创新链条上存在诸多体制机制关卡，创新和转化各个环节衔接不够紧密。就像接力赛一样，第一棒跑到了，下一棒没有人接，或者接了不知道往哪儿跑。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破除一切制约科技创新的思想障碍和制度藩篱，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推动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打通从科技强到产业强、经济强、国家强的通道，以改革释放创新活力，加快建立健全国家创新体系，让一切创新源泉充分涌流 ^[9] 。

一直以来的说法是，深圳建市之初只有两个工程师。经过短短数十年的发展，截至2019年底，深圳GDP从不到2亿元增长为2.7万亿元，PCT国际专利申请量18081件，连续15年居国内城市之首，总量超过英国、韩国、新加坡，用40年时间成长为国际创新之都，堪称奇迹，背后的原因和路径值得解读 ^[10] 。深圳无疑是推行改革开放最为系统的特区，市场化改革贯穿深圳40年发展的全过程。深圳创新的基因隐藏在市场化的进程中，早期集中改革动能，着力构建市场经济体系，把资源配置方式转向市场主导，包括鼓励兴办私营企业、引进外资、改革土地和住房制度、建立证券交易所等，这些看似与创新没有直接关联的改革措施，后来成为深圳走向创新的重要制度基础。计划经济年代，人的能动性被束缚在各种条条框框中，就像当时的广播体操呈现的图景，所有人动作整齐划一，仅仅在第八节跳跃运动时能看到某些有能量的人比其他人蹦得高那么几厘米。深圳的市场化进程给那些高能级的人提供了发挥的机会，那些能在第八节跳跃运动中比别人蹦得高的人选择到了深圳。深圳创新秘诀里很重要的一条在于：深圳是中国第一个把创新从纯科研的活动转变成经济活动的城市 ^[11] 。长期以来，高度行政化科研系统掌握了创新的话语权、资源配置权、创新活动的评价权，是科技、经济两张皮的根源。市场化使企业家成为创新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创新投入产出效率高，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有优势，创新就会成为一种蜂聚和蜂聚扩散的现象，创新引来了更多的创新，成功的企业带动了更多企业走向成功 ^{[12] [13]} 。

第五次创新驱动重大转型在2015年后。进入创新时代，深圳形成了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产学研一体化的自主创新模式，利用互联网平台、云计算、大数据模型等新技术，依托科技型龙头企业，组建了45个产学研联盟，培育了70家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产业化于一体的新型研发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