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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经济特区建立之初，人均 GDP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3，约为200美元。在对外开放条件下，依照比较优势理论形成以出口导向式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发展模式既合乎逻辑也符合历史。索洛模型 [1] ，揭示了在劳动密集型发展模式下，深圳经济能够快速增长的秘密。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Solow, 1956）假设经济体只生产一种产品，此产品既可用于消费也可用于投资，劳动力与资本可相互替代，一阶齐次的柯布 -道格拉斯生产函数（The Cobb-Douglas Production Function）可以写为：
其中， s 表示储蓄率； Y / L 表示产出与劳动的比例，即人均产出； K / L 表示资本与劳动的比例，即人均资本量。假设人均资本量可以变化，在封闭条件下，人均资本拥有量取决于实际用于储蓄或投资的产品量与均衡状态达到的产品量之间的差额。在开放条件下，单一区域经济增长与自身储蓄率和人口增长率脱钩，只要人口和资本量增长可以引起人均产出持续增长，劳动力廉价的比较优势转化为相对较高的资本边际收益，经济增长率就是人口增长和投资增长的单调递增函数。在模仿式技术创新情况下，廉价劳动力可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支持经济的高速增长，由此促成深圳流动人口爆炸性增长，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不断扩大。经典的比较优势理论与新古典增长理论虽然可以有效地解释深圳经济高增长的奇迹，却不是解释深圳经济转型增长的好的理论框架。
罗默（Romer, 1986） [2] 最早在理论上解释了无内生技术进步的要素投入边际收益递减与全球经济发展不收敛之间存在的理论与现实的冲突，立足于更抽象的层面来看待知识创造和技术进步，无论是资本偏向型还是劳动偏向型的技术进步都源于内生的知识积累，知识创造更多的知识，因此知识积累对经济增长具有了收益递增效应。罗默（Romer, 1990） [3] 更加深入地阐述了知识与创新、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市场竞争中的企业为获得市场优势地位而创新，不失一般性的假设是，研究开发只取决于研发人员数量（人力资本），有：
其中， A 为现有产品设计的总数， ΔA 为新的设计个数， H 表示研发部门研发人员数， δ 表示研发效率。以 ΔA 为创新成效时，新增创新量取决于知识的存量、研究开发资金或是人员规模以及有效组织研究开发活动的体制机制效率。
罗默放弃了完全竞争条件下产品可充分替代的假设，则最终制造业部门生产函数为：
其中 H Y 表示该部门人力资本（管理者）， L 表示从事生产的低技能劳动力， x 表示专业化资本品。可以得到，经济体增长水平取决于投入研究开发部门的人力资本 HA 的数量， HA 的稳态值取决于人力资本总量、研究开发部门的效率、消费偏好以及产品不可充分替代性等。创新需要较高的初始成本和必要的人力资本，创新过程产生大量研发沉没成本，单位生产成本则随着生产规模扩张而下降，不可充分替代的创新型研究开发产品均可以获得规模收益，生产函数表现出边际成本下降的凸性。
罗默定义了知识的双重属性：公共性及排他性。知识的排他性激励了企业创新生存的竞争过程；但创新知识的积累会超出企业边界，使知识成为社会所共同拥有的，其可以被任意多的人同时使用的性质即为知识的公共性或非竞争性。在空间上，知识的持续积累构成了国家和地区间创新能力的差别，从而构成了经济转型能力的差别。因此发展中国家处于创新增长劣势的原因是知识积累造成的差距，或是体制缺陷导致的创新激励不充足、知识公共性不充分。
从理论上考察，当罗默放弃了完全竞争产品可充分替代的假设，引入技术与产品差异化假设时，即回到了亚当·斯密（Adam Smith, 1776） [4] 指出的“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和“分工受到市场范围的限制”的情况。杨格（Young, 1920） [5] 进一步提出了“分工一般地取决于分工”的斯密 -杨格定理（Smith -Young Theorem） [6] 。其思想内涵是，分工引起专业化，专业化引起规模经济效率的提升、收入的增加和市场规模的扩大，而市场规模的扩大又为进一步分工开辟了空间，即分工既是经济进步的原因也是结果。当斯密以制针业描述企业内部分工与效率关系时，马克思的分工理论开启了社会分工与效率提升的大门。深圳早期“三来一补”的劳动密集型生产，依赖于模块化分工方式，在融入全球供应链体系的同时，逐步形成了从最简单的装配工序到简单的产品开发、同一产业内部和相关产业之间分级分层的竞争分工，逐步搭建了一个由低向高的分工产业链。而罗默把人力资本引入了经济增长当中，将社会生产划分为研究部门、中间品生产部门和最终生产部门，并肯定了知识与技术、研究与开发对经济增长的实际价值，这为深圳走向后工业化阶段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