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学术创新

本书的创新点集中在研究视角和学术观点与思想内容两个方面。

在研究视角方面，不同于既有研究只关注经典理论、所有制结构或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单一化倾向，本书采用“历史—理论—实践”相结合的整体性研究视角，紧扣所有制议题的主要线索和关键问题。既涵盖了经典理论、历史实践，又对我国所有制领域的二元主体即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的根本问题展开研究，在此基础上突出新时代所有制实践对既有理论体系的发展，拓展了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与实践的研究范围，深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所有制问题研究。

在学术观点与思想内容方面，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书结合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以及所有制理论与实践的最新发展，以问题为导向，在马克思主义所有制基础理论和前沿问题方面凝练出五大创新点。

（1）在学术史梳理方面，本书清晰有力地揭示了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国所有制理论研究的演进图谱，并指出当代所有制议题需要重点研究“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等四大问题。研究发现，从纵向来看，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研究呈现渐进式、阶段性特征，研究重点大体上经历了“基本制度”（1949—1977年）—“经营机制”（1978—1991年）—“企业制度”（1992—1996年）—“所有制结构”（1997—2001年）—“实现形式”（2002—2011年）—“实现形式2.0”（2012年至今）的演进过程；从横向来看，围绕所有制问题的争论性领域和关键性议题初步形成了“一体三翼”的研究格局，即“基础理论”“性质结构”“实现形式”和“生产效率”四个方面。在进一步推动该领域研究方面，至少可以思考以下四个问题：一是在核心命题层面回应“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二是在基本事实层面客观认识传统公有制与传统私有制的现代转变；三是在问题导向层面回应“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现实诉求；四是在价值归属层面重申所有制改革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2）在基础理论方面，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整体性，本书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结合经典文本和历史事实进一步论证“消灭私有制”“生产资料所有制”“国家所有制”等概念的文本语境和现实条件。其一，以《资本论》《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和《共产主义原理》等经典著作为研究线索，把握“消灭私有制”的文本语境和理论逻辑，从而提出“那种忽视生产力和社会意识基础而片面追求‘消灭私有制’的做法，既不符合社会历史客观发展趋势，也遮蔽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意”。其二，对于生产资料所有制存在两种狭隘的理解：一种是将其仅仅理解为生产关系的一个方面，而割裂了它与产品的分配形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的密切联系；另一种是将其仅仅理解为生产资料的归属问题，而割裂了对生产资料的占有、使用、支配和收益等权利。其三，应当辩证认识国家所有制，既应正视国家代表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的客观性，尤其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最初阶段，国家势必扮演着生产资料所有者与国民经济管理者的双重角色，又应反思其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实现形式带来的“以政代企”“政社合一”等现实问题。

（3）在前沿问题方面，针对“国”“民”关系争论的最新理论表现即“所有制中性论”，本书在国内学界较早地对这一概念的内涵、实质及问题进行系统分析与批判。本书指出，首先，“所有制中性论”试图糅合“所有制中立”和“竞争中性”这两个概念，以“不平等竞争”来形塑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的对立关系，主张“取消国企、民企、外企的所有制分类”“摘下企业头上的所有制帽子”。但是，不能简单化地理解为是当前我国经济领域客观存在的所有制歧视现象的理论反映和诉求。事实上，“所有制中性论”试图以抽象的价值中立混淆企业的所有制属性，是一个违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伪命题。其次，公平竞争与企业的所有制类型并无直接必然联系，它过分夸大了所有制在企业经营管理层面的作用，忽视了民营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地位作用及其演进逻辑。最后，它从根本上试图淡化国有企业的所有制属性，变相主张“国退民进”“国企私有化”。

（4）在原创性探索方面，本书总结了新时代国有企业改革实践对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的创新突破，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研究指出，第一，新时代国企改革区别于以往的一个亮点，即国有企业由“单一改制”向“分类改革”的转变。只有在功能界定和分类改革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发挥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的主导作用，而“分类”的根本指向是以功能评价国企和“国民共进”。第二，针对有人提出只要“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而不要“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本书厘清了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从“以管企业为主”转向“以管资本为主”的内在逻辑，并指出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是国有经济的不同形态，两者都要“做强做优做大”。第三，新时代国有企业改革方向的定位是“建立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即在原有的现代企业制度基础上加上“党的领导”，是为了因应国有企业党组织存在被弱化和被边缘化的问题，而“党的领导”与现代企业制度的功能领域各有侧重不存在本质矛盾，关键在于将“党的领导”嵌入公司治理中。

（5）在研究落脚点方面，本书跳出以往所有制研究中的“公”“私”之争，选择“创新”作为当代所有制实践研究的根本目标，探讨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下新时代不同所有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路径问题。本书指出，国有企业角色应当从“赶超战略1.0版本”向“赶超战略2.0版本”转变：工业时代后发国家通过计划体制集中资源进行资本投入、技术模仿、产业革命的发展路径，能够初步建立工业体系、实现快速工业化，此时国有企业扮演着“企业家”的角色；信息时代高新科技对于市场信息、激励机制、风险分散机制的依赖度更强，具有不确定性，而“举国体制”在这方面的微观效率缺陷则日益暴露。因此，政府主导下的控制模式应当调整为引入市场机制进行知识积累和创新驱动的发展路径，此时，国有企业应当专注于基础创新、原始创新和关键技术创新，积极构建“新型举国体制”条件下国有企业创新平台。此外，民营企业则应当充分利用它在创新方面的优势，在形成初步规模的基础上同样应当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发挥企业家精神实现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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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周文、包炜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特征问题》，《教学与研究》2018年第6期。

[2]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3—5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35页。

[4] 包炜杰、周文：《新中国70年来我国所有制理论发展演进与进一步研究的几个问题》，《人文杂志》2019年第9期。

[5] 本节主要内容曾以《新中国70年来我国所有制理论发展演进与进一步研究的几个问题》为题发表在《人文杂志》2019年第9期。

[6] 顾钰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7—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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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顾钰民：《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的时代发展》，《经济学家》2012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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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252—12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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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卫兴华：《关于股份制与重建个人所有制问题研究》，《经济学动态》2008年第6期。

[84] 胡钧：《“重建个人所有制”是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所有制关系——兼评把它与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股份制等同的观点》，《经济学动态》2009年第1期。

[85] 《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901页。

[86] 程恩富、董宇坤：《大力发展公有资本为主体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政治经济学评论》201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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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程恩富、谢长安：《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混合所有制》，《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年第1期。

[89] 顾钰民：《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的当代发展》，《高校理论战线》2008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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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简新华、余江：《市场经济只能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吗？——兼评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不相容论》，《经济研究》2016年第12期。

[97] 顾钰民：《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的时代发展》，《经济学家》2012年第11期。

[98] 张卓元、胡家勇、万军：《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四十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86页。

[99]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1页。

[100]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1页。

[101]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4页。

[102] 张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05页。 79vLDTefThvQ3QUkwQvD1WXUQuwQulKdN717Eg2PtatY8ByRl/OSzdiJ7yNZqC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