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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总是建构在一定的时空坐标之中，而城市因特殊属性更容易成为小说设置的背景空间和故事场所。都市人群的高度异质性和独特性，都市生活的高度集中性和复杂性，都市景观的丰富多样性和生动性，使得城市可能偶遇各种人群，发生各种奇闻怪事，因此为以虚构为主的小说提供了更多“可能”故事和“真实”素材。城市与小说的这种密切关系，使得古今中外的小说家都钟情于城市，而小说家对于城市各个侧面多角度的再现，也折射出各个不同时代小说家的城市经验和城市想象。纵观中国古代各个不同时期小说家对城市的描写，人口众多、经济文化繁荣的大城市往往是小说中最频繁出现的城市，如唐之长安、洛阳，宋之开封、杭州，明清之北京、南京、苏州、扬州等，从中可看到一个明显的文化现象，那就是历代作为政治、文化中心的帝都和地位仅次于帝都的陪都往往是小说中高度聚焦的城市。因此，自唐至清的小说中，首都和陪都往往构成了“双城”现象。唐代的长安和洛阳，两宋的汴州和杭州，明清时期 [46] 的北京和南京等成为我国古代小说出现最为频繁的几组“双城”。 [47] 但到了清末，随着历史的巨变，西方殖民者的入侵，上海成为五口通商城市之一，天然的地理优势，使之迅速崛起，一跃而为全国首屈一指的商业大都会、文化出版中心，因此也成为小说中频繁出现的城市，而北京则继续延续其帝都地位，作为中国政治中心和权力中心，一直是小说家关注的城市，也成为小说中频繁出现的一个城市。因此明清时期小说中的“双城”——北京和南京，逐渐转移到清末民初小说中的“双城”——北京和上海。
在明清时期小说中，北京和南京成为小说中频繁出现的一对“双城”，这并非偶然。在明清时期，北京和南京有着特殊的地位。北京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每年有大量的书生士子云集北京，或科考，或寻求仕途，明清时期的南京一直是江南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是通俗小说的创作和刊刻中心。北京和南京在全国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反映在小说创作中，不仅大量小说描写了这对“双城”，而且代表明清时期成就最高的小说都书写了这对“双城”。有些作者直接把两个城市并举，如冯梦龙编的《喻世明言》中有一篇《沈小霞相会出师表》，小说中两个正面人物，一忠直，一义气，小说最后以虚幻的形式安排他们的结局，其中一人主北京城隍之职，一人主南京城隍之职，小说中写道：“忽一日，梦见沈青霞来拜说道：‘上帝怜某忠直，已授北京城隍之职。屈年兄为南京城隍，明日午时上任。'”城隍，在百姓心中是守护城池之神，小说中正面人物死后分别封为北京和南京两城的城隍之职，可见这一南一北两个城市在明代市民心中的位置。“两京”构成明清小说中一对“双城”，从这时期描写这对城市的小说数量和质量上也能反映出来。
从数量而言，描写到北京和南京两个城市的小说相当可观。关于描写到南京的小说数量，韩春平在《明清时期南京通俗小说创作与刊刻研究》一书中统计，明清时期（包括晚清）几百年间通俗小说中有“南京记忆”现象的小说 [48] ，也即本书说的描写到南京的小说有140篇，其中在光绪十八年（1892）前的小说有118部，包括“三言二拍”、《十二笑》《八段锦》《野叟曝言》《玉娇梨》《风月鉴》《青楼梦》等；光绪十八年后（1892）至宣统元年（1909）间，涉及“南京记忆”的小说有22部，其中包括《绘芳录》《南朝金粉录》《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冷眼观》等小说。韩春平在书中总结其情节类型主要有16种，如南京才子佳人、秦淮烟粉风流、南京商业贸易等类型。 [49]
从质量而言，中国古代小说史上的被誉为“南吴北曹，相映成辉”的两部巨作《红楼梦》《儒林外史》都曾浓重地描写过南京。关于《红楼梦》对南京的描写，梅新林在《〈红楼梦〉 的“金陵情结”》一文中把它提炼为一种城市情结——“金陵情结”。据统计，《红楼梦》中有42处提到金陵或南京等字眼。 [50] 葛永海比较深入地比较了《红楼梦》与《儒林外史》两书中的南京描写：《儒林外史》侧重于写实，主要描写的是明代南京儒林百态、世态人情，其中不仅写了南京民俗风情，还写了南京的城市景观和城市市民。而《红楼梦》更侧重虚写，写实内容比较少，表现的是对金陵温柔富贵之乡的追忆和想象。 [51] 此外，明清时期小说中的“金陵情结”还表现为很多小说虽然主要叙事空间不在南京，但作者会有意无意提及南京的人和事，有时故意把人物的籍贯设置在金陵，提及金陵的人文景观等。
而北京作为明清两代皇城帝都，有着诸多其他城市所不具备的帝都气象，也因此形成明显不同于其他城市的地域文化：“它的地域特色风景线……表现为京都城垣殿堂的巍峨崇杰，达官显贵的富丽豪华，宫廷的政治斗争，宫闱的生活秘闻等政治地域特色，以及高度发达的文人文化与蓬勃繁盛的市民文化相辅相成所形成的首善之区的文化地域特色。” [52] 在小说中，但凡写到王公贵族的家庭生活、冤案的平冤昭雪、书生士子的科举艳遇等题材的小说一般都会写到京城。因此，从数量而言，明清时期描写到或提及北京的小说不胜枚举，如描写京城官僚贵族家庭生活的《林兰香》，描写王孙公子狎优生活的《品花宝鉴》，内容涉及官场腐败以及朝廷忠奸对立的《儿女英雄传》，涉及封建士子京城科考的《花月痕》等。
从质量而言，在众多描写京城的小说中，其中最杰出的作品无疑是《红楼梦》。如果说《红楼梦》对南京的描写还是若隐若现的话，其对京城的描写则是正面的、立体的、多方位的。有些研究者甚至认为，《红楼梦》是京味小说的源头，“曹雪芹是京味小说的奠基人，以北京话，写北京人的生活是从他的《红楼梦》开始的” [53] 。《红楼梦》描写了京城皇亲国戚贾家由盛而衰的过程及其簪缨世族大家庭日常家庭生活所体现的官派气度，无疑是京味小说最优秀的先驱。而一百多年后文康的《儿女英雄传》也是京味小说中较具影响力的作品。胡适认为：“旗人最会说话，前有《红楼梦》，后有《儿女英雄传》，都是绝好的记录，都是绝好的京语教科书。” [54] 此外，一批在明清小说史上比较有影响的小说，如“三言”中的一些篇章、侠义公案小说，如《永庆升平前传》《彭公案》，才子佳人小说，如《花月痕》《玉娇梨》等都写到了京城北京。
到了清末 [55] ，随着上海在中国的崛起，上海作为全国经济、文化中心的位置越来越显赫，日渐成为繁华之都、商业之都、十里洋场的代名词。正如熊月之在《历史上的上海形象散论》一文所评论的：“通商以来，上海，上海，其名震人耳目者，租界也，非内地也；商埠也，非县治也。” [56] 这时期的小说家无不惊叹上海的繁华热闹。韩邦庆在《海上花列传》中开篇写道：“只因海上自通商以来，南部烟花，日新月异……”孙玉声在《海上花繁华梦》中称：“海上繁华，甲于天下。”曾朴在《孽海花》中写道：“那中国第一通商码头的上海——地球各国人，都聚集在此地。”茂苑惜秋生在《海天鸿雪记》序中说：“上海者，商贾之所会归，行旅之所来往，繁富夥侈之状，罄纸难述。”小说家的这些惊叹充分说明了上海在国人心中的地位。
尽管这时期的南京并没有完全淡出小说家视线，还有一部分小说书写南京，如《南朝金粉录》《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冷眼观》等。南京作为“六朝金粉”之地，其秦淮风月余韵犹在，“六朝金粉，不减昔日繁华”（《官场现形记》第二十九回）。但与新崛起的上海相对比，其都市繁华、时尚潮流等都已经远远落伍，如以描写南京妓女为主的小说《南朝金粉录》借人物之口说：“吉大哥，你不知道此地（指上海——笔者）的戏才好看呢，还有倌人，比南京的好上几十倍。”（第十二回）从中可见南朝金粉已经不如沪上名妓。《冷眼观》第二回写到南京妓院情况：“彼时南京风气，虽比不上沪渎繁华……”《官场现形记》中第二十九回中的唐观察在妓院被一妓女罚打，因为没有兑现给这个妓女买一对手镯的诺言，而这位观察狡辩道：“真正冤枉！我为着南京的样子不好，特地写信到上海托朋友替我打一付……”由此可见，上海的时尚已经引领着昔日的繁华风流之地南京。正是因为上海在全国“知名度”以及城市繁华时尚等方面遥遥领先于南京，南京才渐渐从“双城”中淡出，从而失去了其在明清时期小说中“双城”之一的地位。
清末民初的北京延续着其帝都地位，仍然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其在国人心中的地位始终没有动摇。晚清政府的腐朽落后，使得世界列强纷纷入侵中国，掀起一个瓜分中国的狂潮。在战败面前，腐败无能的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国历史上遭受了“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正如李鸿章上陈的奏折《台湾事变筹划海防折》所云：“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往来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搆煽，实惟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 [57] 而直接以京城为战场的庚子事变，更是对京城的一次空前大浩劫，给北方民众造成毁灭性的灾难。梁启超在《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中沉痛地说到当时北京的情况：“庚子八月，十国联兵，以群虎而搏一羊，未五旬而举万乘，乘舆播荡，神京陆沉，天坛为刍牧之场，曹署充屯营之帐，中国数千年来，外海之辱，未有甚于此者也。” [58] 尽管清末民初大部分小说家并不长期在北京生活，但是面对风雨飘摇的国家，他们大多以一种批判和反思的态度来书写清政府所在地京城。
北京和上海在清末民初的特殊地位，使这对“双城”在小说中出现的频率远高于其他城市。从数量而言，本人根据《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提要》《晚清小说目录》《民初小说目录》等的著录，做了初步统计，产生于1892—1917年这二十几年间写到或提到北京的长篇小说有90余部，写到或提到上海的长篇小说有120余部，而在同一部小说中同时出现这两个城市的长篇小说有60余部。事实上，因为部分作品的流失以及本人无法阅读到全部原著，其实际数字应该远远大于这个数字。
这时期的各类小说几乎都热衷于把故事设置在京沪两地。因此，描写这对“双城”的小说类型也非常广泛。传统的言情小说、狭邪小说以及清末民初兴盛的谴责小说固然热衷于描写京沪，而在西方翻译小说的影响和刺激下而新兴的政治小说、科学小说、侦探小说等，同样热衷于描写京沪都市空间。如梁启超的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小说一开头交代了故事的时空背景，即60年后的上海，此时上海正在举行世界博览会，世界各国专家学者云集上海。陆士谔的幻想小说《新中国》写的是“立宪”40年之后的“新上海”，科技交通发达，国家独立富强等。总体而言，这时期的京沪“双城”书写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清末民初时期的小说特别发达，其数量远远超过由唐至清中叶的总量，而且大部分小说以城市为背景。纵观这时期的小说，可以明显看出，北京和上海是小说中出现较频繁的城市，以晚清时期著名的四大谴责小说为例，据不完全统计，在《官场现形记》中，提到上海有30次，提到北京有39次；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提到上海有93处，提到北京有26次；在《老残游记》中提到上海2次，提到北京5次；在《孽海花》中提到上海有30次，提到北京有19次。而即使是像《九尾龟》这种以上海妓院为主要故事场景反映上海洋场社会生活的狭邪小说，其中提到北京50次。甚至有些小说写的不是北京、上海的故事，但小说中同样会时不时提及北京和上海，比如与《人海潮》《歇浦潮》并称为民国文学的“三潮”之一——李涵秋的《广陵潮》，其故事背景主要是在扬州，其中提到沪17次，而提到北京16次。小说中京沪频繁出现，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京、沪成为小说中其他城市的参照物。北京、上海作为清末民初一北一南最重要的大都市，一个是国家政治权利中心的京城，另一个是全国最繁华的商业大都市，在小说中频繁并举，在某种程度上，京沪代表了权威、繁华，也代表了奢靡、富庶，因此往往成为其他城市的参照城市。如许伏民的《后官场现形记》中赞美济南的美丽繁荣时写道：“济南乃是山东首善名区……饮食起居，虽不能超乎京都、上海，然在北五省中，要算首屈一指的了。”（第二回）李定夷的《美人福》中，作者极欲夸耀武汉三镇的繁华热闹，特别以京沪为参照，“武汉三镇，繁华靡丽，甲于天下……市廛之繁，人烟之密，骎骎乎几凌京沪而上”（第二回）。相比之下，北京更容易成为官方权威、官场风气方面的参照，如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写到官场上的贿赂风气时道：“现在北京城里官场孝敬，大行大市都是如此，我们就照着他办。昨日上海《新闻报》上的明明白白，是不会错的。”（第十九回）而上海更容易成为繁华、奢靡、时尚等方面的参照物，如《南朝金粉录》中所写：“苏杭风月，固自可人，然而……倒是那沪上一隅，为天下繁华之薮。华洋杂处，商贾云腾，市面日新，淫靡日甚，勾栏林立，歌管喧阗。其中如蕙质兰心，丰姿出俗，色艺双绝，艳帜高张，几如十色五光，目不暇接……”（第一回）正如熊月之的评价：“晚清人说天津、苏州发展很好，便说它们像 ‘小上海’，是把上海作为现代化城市的一个范本。” [59] 京沪在小说中的频繁出现也可见其在清末民初国人心中的地位。
第二，小说中的人物游走于京、沪之间。清末民初小说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那就是小说中人物流动大，空间更换频繁，甚至在一部小说中，其空间跨越了大半个中国。有些小说类似于“游记”形式，让主人公充当旅行者的角色，游走于全国各地，正如陈平原所总结：“以旅行者为小说的主要角色，并非始于晚清；但只有在清末民初的 ‘新小说’中，才成为一种值得重视的文学现象，并对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起重要的作用。” [60] 而在这些空间跨越比较大的小说中，北京和上海成为其中出现频率较高的城市，小说中的主人公游走于这两个城市之间，或从北京沿途到上海，如吴趼人的《恨海》、符霖《禽海石》等；或从上海沿途至北京，如吕侠人《惨女界》、亚东一郎《小学生旅行记》、张春帆《九尾龟》；或漫游至这两个城市，如欧阳钜元《负曝闲谈》、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如李定夷小说《美人福》中的一对新婚夫妇蜜月旅行路线，也是以沪为起点，其间从南至北先后游历苏、宁、汉、津等地，最后以都门北京为终点。
第三，京沪城市故事经常成为小说中人物的谈资。京沪因其人群的高度异质性，城市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使得各种奇闻怪事可能发生。梁启超在《新中国未来记》中借人物李去病之口写道：“我从前听见谭浏阳说的，中国有两个大炉子，一个是北京，一个便是上海，凭你什么英雄好汉，到这里来，都要被他融化了去。今日看来，这话真是一点不错。要办实事的人，总要离开这两个地方才好。”（第五回）可见，北京、上海，这一南一北两座都市具有极强的吸附能力和同化能力，其城市人群的高度异质性，正是“要办实事的人”离不开的城市，作者才呼吁“总要离开这两个地方才好”，这“两座大炉”，可谓鱼龙混杂，一切奇事怪事皆有可能发生。在《冷眼观》中，作者借人物之口写道：“我从前听得人说，上海繁华，比英京伦敦还要富丽十倍。其中奸诈百出，也比各省要加十倍……”（第九回）正因为作家认为上海的富丽与奸诈都远超其他城市，因此小说家往往把各种奇闻怪事的发生地设置在上海，上海也因此成为小说中人物的谈资。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主人公无论是在南京还是在其他城市，经常谈论的怪现状都发生在上海。同样，京城里京官的家庭生活故事往往成为众多小说中的谈资，比如《冷眼观》叙事者“我”在南京，却听到好友李云卿多次讲述了发生在北京和上海的故事。在第四回中，李云卿讲述了发生在北京的两个故事，其一是京城风流少年翰林嫖到王府家，被抓获后畏罪自尽；另外一个故事是京官惧内的故事，从而验证了小说家所认为的“天下最是规矩地方，最会出混账事”（第四回）的逻辑。
清末民初小说家除了在小说中频繁地写到北京和上海，而且会有意识把京沪这对“双城”进行对比，从小说描写的题材来看，描写妓院生活的小说，写上海的《海上花列传》《九尾龟》，与写北京的《京华艳史》形成对比；描写都市繁华，写上海的《海上繁华梦》与写北京的《北京繁华梦》形成对比；暴露都市黑幕，写上海的《最近上海秘密史》《上海秘幕》《上海之秘密》与写北京的《北京之秘密》《北京黑幕大观》《新华秘记》等形成对比；揭露都市社会，写上海的《歇浦潮》与写北京的《如此京华》等形成鲜明的对比。到了20世纪20—30年代，上海、北京对比书写依然十分明显，如写上海的《人间地狱》《人海潮》《上海春秋》与写北京的《十丈京尘》《春明外史》《故都秘录》同样形成对比。
在具体的作品中，一些小说家也有意识地把两个都市的城市空间、社会风气、城市人群、风俗习惯、城市文化等方面进行对比书写。如曾朴的《孽海花》有意把京沪的城市空间、社会风气、名士形象等方面进行对比书写。小说以男女主人公金雯青与傅彩云为中心，以“珠花式”叙事结构，串联起包括京沪等地的诸多人物和故事。其中写到上海的故事场景，作者安排在明显西化的公共空间，如名士聚会安排在著名西餐厅一品香、一家春以及充满异国情调的花园——味莼园等；而在北京的叙事中，小说中的人物无论是日常活动还是社交活动多选择在私人空间，如京城名士聚会的场所安排在潘尚书的府邸、成祭酒的名园——云卧园等。因此可见，在表现都市空间方面，作者有意把上海现代、西化的公共空间与北京古典、传统的私人空间进行鲜明的对比。在社会风气方面，小说中上海多元、开放的洋场风气与保守、腐败的帝都风气也形成对比。此外，小说中关心西学的上海名士与专研古学的京城名士也形成对比。小说中京沪“双城”的鲜明对比，也充分流露出作者曾朴的城市理想：向往和追求开放、多元、进步的现代都市，否定和批判保守、封闭、落后的传统都市。吴趼人小说创作的一贯宗旨是“恢复旧道德”，在其言情小说《恨海》中，首善之区的京城是恪守和守护传统道德的都市，而上海则是践踏和毁灭传统道德的都市。小说中的北京是两对恋人的快乐成长和定情之地，也是坚守传统道德之地；而上海则成了青年人的堕落之地，爱情的毁灭之地。因此，作者对于北京和上海的爱憎情感也非常鲜明。
对比清末民初小说中的“双城”与明清时期“双城”，可以看出其“双城”的文学特征的巨大差异。明清时期小说中的北京和南京“双城”主要基于政治力量因素，是封建权力的集中地，分别属于封建国家一南一北的行政中枢。清末民初小说中的“双城”北京和上海，则分别是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的结合。近代上海的崛起，不再是作为陪都等政治因素，而是作为贸易中心的经济因素决定的。德国政治经济学家、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于1920年曾经把城市分为三类：消费型城市、生产型城市和商人城市。消费型城市的特点是城市居民的生存主要依赖城市中大消费者的购买力，而这类城市的大消费者主要是依靠家产制与政治财源。北京则是典型的消费型城市。“所谓 ‘君侯城市’指的是，城市的居民直接或间接地依赖宫廷或其他大家的购买力维生。此种城市类型相似于另外一些城市，定居在那儿的工匠与商人的营利机会主要也是得看城里大消费者——即坐食者（Rentner）——的购买力而定。这些大消费者的类型相当多，依他们收入的种类与来源而定。他们可能是官员，在城市里消费合法或非法取得的收入，也可能是庄园领主或掌握政治权力者，在城里消费他们乡间的地租收入或其他更依赖政治力量而来的收入。这两种例子里的城市都非常类似 ‘君侯城市’。在这种城市里，大消费者的购买力主要是依靠家产制与政治的财源。北京可说是个典型的官僚城市。” [61] 事实上，包括北京在内的历代首都基本属于消费型城市，北京自元代建都以来一直是中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不仅云集了庞大的官僚机构，也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富裕阶层。因此，北京城中的皇宫贵族以及官僚富人阶层及其家属成为拉动城市经济最强大的消费者，他们消耗着各自的俸禄以及各类所得收入。
相对于消费型的官僚城市北京而言，清末民初上海则可以归类为商业化城市。马克斯·韦伯提出“商人城市”的特征：“在这种城市里，大消费者的购买力来自下列几种收益：（1）转运外地产品至当地市场零售……（2）转运当地产品（或至少是当地生产者所获得的商品）至外地销售……（3）转运外地产品至另一地区销售（不管此一过程中是否涉及本地的交易），此即所谓 ‘中介商业城市’。”上海作为五个通商口岸城市之一，逐渐成为全国贸易中心和转运中心：“到1894年，上海对外贸易仍然要占到全国进出口总值的一半以上，特别在进口方面，要占到全国进口总值的60%以上。……在上海进出口贸易中，有50%以上都是转运到其他口岸去的，上海成为全国对外贸易转运中心。” [62] 在政治方面，上海可谓晚清政府的“边缘地带”。租界的主权虽属于中国，但租界当局利用清政府的腐朽无能，逐步夺取了租界的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使得租界成为一个“国中之国”，是清政府统治失控的“缝隙地带”。这种政治上的相对自由，客观上使得上海租界比较容易摆脱封建专制统治的束缚，为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因此，上海成为了与传统消费城市完全不同的近代商业都市。
清末民初京沪城市类型与明清北京和南京城市类型的差异性客观上使得小说中上海的城市特征完全不同于以往任何城市。晚清以来，中国经历了数千年来未有的变革，也使得小说中的北京有着与以往不同的城市特征。因此，清末民初小说中的“双城”，是政治特权与商业都市的组合，显示出不同于以往城市的文学特征。
[1] 具体所说的明清时期，其下限止于1892年，下同不注。
[2] 陈大康：《通俗小说的历史轨迹》，湖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3] 陈大康：《明代小说史》，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563—565页。
[4] 冯保善：《论明清江南通俗小说中心圈的形成》，《明清小说研究》2014年第4期。
[5] 冯保善：《明清江南小说文化论》，《明清小说研究》2013年第4期。
[6] 韩春平：《明清时期南京通俗小说创作与刊刻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93—294页。
[7] 童庆炳、程正民：《文艺心理学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92页。
[8] 陈大康：《通俗小说的历史轨迹》，湖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16页。
[9] （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上海书店2001年版，第41—42页。
[10] 杨子坚：《南京与中国古代文学》，《南京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
[11] （清）孔尚任：《桃花扇》，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90页。
[12] （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上海书店2001年版，第42页。
[13] [英] 赫德：《步入中国清廷仕途：赫德日记（1854—1863）》，傅曾仁等译，中国海关出版社2003年版，第313页。
[14] （清）王韬：《瀛壖杂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09页。
[15] 王萃元：《星周纪事》（卷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52页。
[16] （清）王韬：《瀛壖杂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页。
[17] [法] 白吉尔：《上海史：走向现代之路》，王菊、赵念国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79页。
[18] 徐雪筠等译编：《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21页。
[19] 周武：《从江南的上海到上海的江南》，载熊月之主编《都市空间、社群与市民生活》，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年版，第235—255页。
[20] （清）王韬：《瀛壖杂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93—94页。
[21] 熊月之：《上海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页。
[22] 报人小说家，指的是“报人”和“小说家”两个职业的合成，指那些既有创办报刊经历又能撰写小说的作家。
[23] 参见梅新林主持的国家课题成果《近代上海报人小说家群体研究》中第二章“地域渊源与涵化过程”，尚未出版。
[24] 陈大康：《中国近代小说编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页。
[25] 潘建国：《铅石印刷术与明清通俗小说的近代传播——以上海（1874—1911）为考察中心》，《文学遗产》2006年第6期。
[26] 熊月之：《晚清上海与中西文化交流》，《档案与史学》2000年第1期。
[27] 冯保善：《论明清江南通俗小说中心圈的形成》，《明清小说研究》2014年第4期。
[28] 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322页。
[29] 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323—324页。
[30] 吴靖：《中国近现代稿酬制度流变考略——兼论稿酬制度对文学生产的影响》，《书屋》2013年第7期。
[31] 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323页。
[32] 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1897—1916）》，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82页。
[33] 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0页。
[34] 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1897—1916）》，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34页。
[35] 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1897—1916）》，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3页。
[36] 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1897—1916）》，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3页。
[37] 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1897—1916）》，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77页。
[38] 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1897—1916）》，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34页。
[39] 吴趼人：《吴趼人全集》（第3卷），北方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99页。
[40] [美] 路易斯·沃思：《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城市性》，载蔡禾主编《城市社会学：理论与视野》，中山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6页。
[41] 《申报》1890年12月1日。
[42] 李书磊：《都市的迁徙——现代小说与城市文化》，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9页。
[43] 李欧梵：《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性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页。
[44] 李永东：《晚清小说中的上海租界形象》，《文史知识》2011年第7期。
[45] 朱寿桐：《论现代都市文学的期诣指数与识名现象》，《社会科学辑刊》2009年第3期。
[46] 本书所说的明清时期，不包括清末。
[47] 孙逊、葛永海：《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双城”意象及其文化蕴涵》，《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
[48] 韩春平文中的“南京记忆”指的是小说中对南京的多重叙事，参见韩春平《明清时期南京通俗小说创作与刊刻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64页。
[49] 韩春平：《明清时期南京通俗小说创作与刊刻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附录。
[50] 梅新林：《〈红楼梦〉 的“金陵情结”》，《红楼梦学刊》2001年第4期。
[51] 葛永海：《古代小说与城市文化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52] 吕智敏：《论京味文学的源流与发展》，《中国文化研究》1997年第4期。
[53] 赵志忠：《曹雪芹·文康·老舍：京味小说溯源》，《民族文学研究》1998年第3期。
[54] 胡适：《胡适文存（3）》，华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343页。
[55] 本书所指的清末特指1892年以后，以第一部描写上海的报章连载小说《海上花列传》为界。
[56] 熊月之：《历史上的上海形象散论》，《史林》1996年第3期。
[57] 梁启超：《李鸿章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56页。
[58]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1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479页。
[59] 熊月之：《和大家聊一聊上海租界那些事儿》，《钱江晚报》2014年10月9日。
[60] 陈平原：《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22页。
[61] [德] 韦伯：《非正当性的支配——城市的类型学》，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8页。
[62] 夏斯云：《近代上海国际贸易中心的形成及其启示》，《国际商务研究》2010年第2期。